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G.A.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如何确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确立正义原则的原初状态理论,这一理论把正义原则等同于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的产物。对此,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在其《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实际上是把理想的社会管理     

重新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

提起罗尔斯的契约论,人们通常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原初状态论证.然而,在罗尔斯的契约论框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良序社会而非原初状态的观念.原初状态是对良序社会的模拟和表征,原初状态的证成力量依赖于良序社会观念的吸引力.说罗尔斯的证成方式是契约论的,主要是因为他将良序社会中合理而理性的公民的同意,当作制度证成的标准;而制度证成的两个维度:正义和稳定,通过公民的两个视角先后得到检验.通过良序社会的观念重构契约论证,有助于我们消除对于罗尔斯理论的一些误解.     

正义和正义的超越——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差别原则一直备受质疑,因为它不仅可能与效率原则冲突,而且可能违背罗尔斯自己的互惠原则。此外,差别原则能否在原初状态被选择也成问题。事实上,按照罗尔斯用以拒斥古典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根据,差别原则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其所基于的是仁爱或言人类之爱,这一仁爱在其自身并不包括裁决利益冲突的分配原则。所以差别原则应当被解释为一种弱意义的劝导原则,这也可以避免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     

罗尔斯契约论中的正常能力假定与能力缺陷问题

罗尔斯的契约论强调公民是正常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它还假定他们的种种天赋才能处于正常范围。在可行能力思路看来,由于这样一种契约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不能从正义原则中公平受益,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之外了,因此这种理论没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但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作为正常合作成员之基础的两种道德能力应当被理解为是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而正常能力的假定意在排除能力差异在原则选择过程中的影响,因而它反而是包容性的。在组织有序的社会中,有能力缺陷的人的一些特殊需要确实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正义问题来对待,但这一点乃是平等的政治自主性的代价。     

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

学界关于马克思正义论的争鸣持续半个世纪,其中关键在于,马克思认为"正义"是一个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价值主张,还是一种规范性道德观念。回到马克思论述正义问题的原初语境,研读其中关键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蕴和隐性思路,可以看到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以此回应时代的需要,以"事实-价值"的辩证法呈现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问题域,是解决当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必要探索。     

论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

平等是一种理想，而平等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当代平等主义者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一些学者坚持平等论，另一些学者主张足够论，还有一些学者则偏爱优先论。平等论以平等为原则，主张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足够论以足够为原则，要求把人的生活水平从足够之下提高到足够之上，但对足够水平之上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则不给予关注。优先论主张，人的处境越差，使他们受益就越重要，因此处境更差者的利益具有优先性。虽然当代大多数平等主义者更倾向优先论，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对这些困难的分析表明，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更好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消极平等主义。     

法家正义论初探

正义秉性,可成为判断中国正义论的标准。法家正义论由正义秉性与战国时期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正义理论两个部分构成。法家对正义秉性的讨论包括:正义的主观条件蕴涵"怨""愤"等情感,正义的客观条件在于物质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冲突。法家最早发现了正义秉性的脆弱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非正义局面的蔓延。法家竭力维护法的公正与权威,主张将正义品格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法家的正义秉性,在形式上是一种"应得"正义观。法家追求一个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各阶层都各尽其力,获得其应得的利益。先秦时期的法家正义观,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念:尊君、重公利、极端功利、臣民工具化、轻罪重罚且极端苛刻,具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先秦法家正义论实质主张"守法就是正义",此法代表"公利",也代表君主利益,代表国家利益,正义就是遵守君主之法。     

卫生保健的分配正义: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考察

罗尔斯认为医疗保健的功能在于保证每个公民自由而平等的道德地位,与其相关的具体决策在立法阶段而非原初状态中进行。格林将卫生保健当作社会基本善之一,并确立了卫生保健的平等可及原则,这种理论由于严重修改了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框架而难以成功。丹尼尔斯发展了罗尔斯的机会公平平等理论,认为卫生保健应受到机会公平平等原则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正常机会范围内的公平份额。他的论证成为卫生保健分配正义最为重要的论证之一。     

论纳斯鲍姆及其能力进路对正义主体的拓展

纳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考虑到残障者、国际领域以及非人类动物的正义问题,这主要是受限于他的正义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传统对正义主体的理解和设定。因此,她提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个人观,试图重新界定和拓展正义主体,并将尊严与能力联系起来;以此成为能力进路的基点,从而试图解决以上三个领域的正义问题。然而,纳斯鲍姆对于正义主体的界定与拓展存在诸多模糊和自相矛盾之处,她的能力进路亦并非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和契约论传统的成功超越。     

西方正义理念的历史回眸

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现实目标和永恒理想。在西方文化史上,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正义思想,它们构成了西方绵延古今的正义观变迁史。真正的正义理论应该是对人类生存,发展与完善这一中心问题的思考与表达。这一理解即是我们正确评价西方各种正义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科学合理地建构中国社会转型期正义理论的立足点。     

正义: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

<正>义是理念,理念在历史中显示。非正义是与正义相关而不是相反的概念,它指的是各种事态。鉴于非正义所指事态的多样性,正义理念可被赋予以下内容:个体的基本权利必须被保护和行使;在某时期的实际条件下,这些权利的诸意蕴必须在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被诉求和实行。正义由此显示为一个元-原则,并在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中得到充实。当前,自由市场和人权的结合加剧了社会和全球非正义,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内部业已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保护作为清晰思考和界定的基本人权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出路。     

“正义论”蕴含医疗公正吗?

本文试图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从博格对于罗尔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重建以及丹尼尔斯对于"健康需求之特殊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出发,分析并揭示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论框架如何能够蕴含一种合理的医疗公正理论。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表明,医疗(或健康)公正理论的完善,不仅限于医疗保健资源合理分配理论的确立,这是因为健康需求的道德特殊性决定了所要建构的医疗公正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背后深层次的"健康之社会性决定因子"缠绕在一起。医疗公正理论的建构并不因其与一般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兼容性而丧失其独立性,医疗公正作为实践伦理研究课题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弥合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鸿沟,而这正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医疗公正观的目标所在。     

财富共享的正义基础

财富共享可从财富的共同享有享用和公平享有享用两方面去理解。共同享有 享用,是指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应为大家共享,而不能仅为少数人享有享用 。在现代个体化发展不断凸显、人们的权利—责任意识不断清晰的社会背景下,财富共享必 具体化为财富分享,即按照社会正义原则来分配财富。分配正义是财富共享的正义基础和基 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包括差异性正义原则和同一性正义原则。差异性正义原则是按照被认 可的“差别”进行分配之原则,同一性正义原则是按照被认可的“同一”进行分配之原则。 财富共享是两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协同统一,现实地表现为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统一。     

重新解读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种女性主义视角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如他想象的那样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是否真正包含女性的基本权利与要求?在女性主义视野中,答案是否定的.由于他的正义论建立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基础上,其正义原则只关注"社会基本结构",忽视"私人领域"中的家庭正义,致使两个正义原则存在着"性别缺失"与父权主义特征.女性主义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其正义观,进而修正两个正义原则,以表达女性主义的正义诉求.     

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一种可能的建构

尽管马克思自身并未表述过一种系统的正义理论,但是在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兼容决定论与能动论、从而兼容规范性理论的前提下,我们能够通过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适合正义存在的条件而建构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由于这一正义理论基于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原则,从而超越了近代道德哲学之完备形态的康德道德哲学,且由于其基于人的自由发展原则而对不平等分配加以调节的理论进路,而比罗尔斯正义论的差别原则在直觉上更为自然,从而也更为优越。比之社群主义道德哲学试图回到古代、从而陷入时代错置而不具可行性,这一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理论亦更为合理、可行。     

苏格兰情感正义论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的正义论并非主要面向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的实际需要.这种正义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汲取了启蒙国民经济学家实践先于原则的研究理路,否定了将复杂的正义问题诉诸道德批判的做法,将道义的实现置于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过程.分析苏格兰情感正义论的内在理路,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规范与规律的双重视角,从生产正义与正义的条件角度把握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质,可以形成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正义”之下的契约

晚明汉语西学文本《修身西学》的第十卷第四章《论义德功务》脱胎于17世纪耶稣会神学家莱修斯的《论正义》一书。中西融合之后的义德,一方面体现在契约双方应遵守自愿、公平的原则,另一方面肯定并保障契约双方的合宜之利。而"义德"在儒学体系中,除道义之外,常被用于警惕和对抗"利"的存在。在晚明民间契约已形成常例的状况下,未见儒学之"义"对契约进行系统规范的阐释。儒学在以道德指导经济活动这一现实层面的缺席,为西方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同时,西方伦理学中的"正义"东渐也更新了儒学之"义"。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