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普世化的可能性追问

随着普世伦理的兴起,儒家伦理普世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积极支持,但这种观点主要出于情感而非理性.普世伦理是现代性扩张的结果,而现代性所体现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所以,产生于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可能成为西方的伦理观念.中国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化,而是如何利用儒家伦理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伦理发展.     

他者的境域——"普世伦理"的另一种可能

"普世伦理"概念自提出以来,便一直成为伦理学界探讨的理论热点和亮点。学者们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就"普世伦理"的"可能性"问题做出了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回答。实际上,存在这种"争论"的根由在于他们并没有跳出"自我"或"同一"的囹圄,而自我视阈下的"普世伦理"正是"现代性"所造成的幻象。要摆脱这种幻象,唯有进入"他者"的境域,列维纳斯的"他者"概念或将开启"普世伦理"的新前景。     

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本文是我对同一主题探究的继续：关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方法论问题。基于一种“弱伦理模式”或低度普世化的立场,我主张通过由多元文化对话到公共理性共识的文化解释一理性推理之二维平行求证方式,寻求道德共识,从而建构一种低限度的可行的普世伦理。我承认并重视多元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文化价值资源的重要意义,但质疑任何以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基础的“强伦理模式”,甚至也不相信通过“弱宗教模式”来建立普世伦理的实际可行性。在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实际条件下,建立一种“弱伦理模式”的普世伦理是惟一可以合理期待的。     

基督教中国化可能之精神内核:基督教儒家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多条河流的,但是,作光作盐的基督期望和传福音的大使命,都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故而佛道的整体出世性倾向就不足以令基督徒过多亲近。而发源于上古一直未曾中断的数千年儒学具有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性,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倾向,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基督信仰相呼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宝贵文化内涵。"基督教儒家化"这个概念不是外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耶儒混合,而只可能是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批判性比较和批判性融合。"基督教儒家化"决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掉而是耶儒两家在批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上在追求真理的大方向上的共同更新。对于耶儒两家它是双向批判,最后凝结的一定是两家的精华而非糟粕。以"基督教儒家化"为精神方向的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其存在和展开的最根本理由就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很多神学思想难题。"基督教儒家化"对于基督徒而言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借助于儒学的真理性文化内涵来追求基督真理、解读基督真理、传播基督真理。这不仅包含"怎么传"的问题,也包含"传什么"的问题。"基督教儒家化"的关注点并非是复古好古的回头看,而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传福音事业,尤其是神学思想上的"纠偏"。     

莱布尼兹与儒学:西方世界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西方近代思想家在面临政教关系困境时转向了中国传统的儒学,后者独特的伦理体系中的普世性和兼容性为西方神人二分的本体论和主客体对立的知识论提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参照系。莱布尼兹关于宇宙的预定和谐思想与宋代儒家理气关系的宇宙论有多方面的借鉴和阐发意蕴,在他看来,与西方上帝创世的宇宙论中所启示的自然法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普世伦理是从中国人的家庭、社会和国家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它没有外在神启的武断性和绝对客观性,但是充满着情理交融的伦理秉性。     

书讯

正《成人之道——儒家伦理文化》一书包含"儒家与伦理""心性与德性""人格与修养""人伦与社会""五常与做人""原则与方法""传统与现代"七章,共计18万字。作者唐凯麟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本书阐发了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成人之道",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于个人心性修养、人格培育、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及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本书以严谨的学理为基础,是由伦理学家写给大众的儒家伦理文化普及读物。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礼"-徽州祠堂之"伦理"理性

在儒家伦理中,礼是维系天地人伦上下尊卑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准则。祠堂,作为中国特有的宗法文化的载体,体现着“礼”的伦理理性精神。     

从佛化新青年运动看佛教近代调适特征

20世纪20年代的佛化新青年运动是佛教自身近代调适的重要努力之一。它反应了佛教近代调适的宗教人间性、伦理普世化、观念世界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折射出佛教在中国思想领域的角色转变和其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调适方式。研究佛化新青年运动不仅对传统宗教的当代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人伦规范看耶儒对话的可行性--以《教会新报》(1868-1874)为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点和核心。本文结合《教会新报》的相关内容,从具体伦理规范、普遍伦理规范和最高伦理规范三个不同层面对照比较了儒家的以“五伦”、“五常”为特点的仁爱思想与基督教的以“十诫”为背景的神爱思想的异同,证明了基督教与儒家在伦理层面的互补性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而为当今普世伦理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迪。     

"伦理"话语体系及其中国密码

"伦理"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基本话语之一,既不能与"道德"循环互释,也不能与"ethic"直接对话,否则将导致意义肢解甚至文化殖民,必须在话语体系及其辩证运动中才能倾听到其文化脉动."伦理"话语是由"伦"—"理"—居"伦"由"理"—伦理世界四要素构成的话语体系."伦"是"国—家"文明的特殊话语,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世俗而超越的伦理实体."理"是"伦"之"理",它不是西方式的认知理性,而是中国式的良知理性;在文化形态上,它不是理性主义,也不是情感主义,而是中国式的情理主义."居'伦'由'理'"是"伦"—"理"关系的文化原理和文化规律,其要义是从"伦"的家园出发,行"理"之达道."伦理世界"既是由"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所创造的一种特殊世界观即"伦理世界观",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理想."伦理"话语及其体系,携带特殊的中国文化密码,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也具有特殊的文明史地位.     

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比较

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文化类型,其本质差异典型地彰显着伦理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的一体两面,体现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各自特色。从学理上对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厘清两者所代表的中西伦理文化特征的需要,也能为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带来启示性     

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李春秋儒家伦理,是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土地上,在先秦时期形成、发展起来,以汉民族为主要载体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它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伟大作用,对东方乃至人类文明...     

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

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成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的争论最为激烈.中国佛教僧人在元代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中国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佛教以出世的精神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体现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现了佛教"契机契理"的圆融精神.     

社会伦理化向度之探——由"德性"而"德行"的新视角

为了弥补当代道德沦丧和意义的缺失,有必要重新寻找社会伦理化可能性路径.社会伦理的内生点从何延出?是先天的"德性"还是后天的"德行"?是个体自觉还是共同体的觉醒?社会制度化、程序化的规范伦理如何能与道德主体相一致?社会伦理能否公共化、普世化?在社会伦理的建构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由德性而德行的中间环节--常德的培养.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就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统一,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正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而这样的伦理意识早已蕴含在儒家以"仁"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仁学系统之中.     

略论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经济伦理是社会伦理发展的睛雨表,更是直接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精神力量。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与时代局限性并存。为了充分挖掘儒家经济伦理的资源,使之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不仅要从伦理精神和伦理规范层面实现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还需要在制度层面实现改革,创造一个包容古今文明精华的制度环境。     

文化自信与星丛共同体

以英国脱欧和美国川普主义为标志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启动,似乎突然之间将中国推向一个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位置。与这一经济角色相应,中国适时提出"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当然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但由于所有的"自性"都是从与"他性"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文化自信"就一定是一种以主体间性为哲学基础的文化间性,而不是中国威胁论者如亨廷顿所担忧的那种"亚洲普世主义"。"文化自信"的底蕴是儒家的"和而不同",意在达成一个文化的星丛共同体。     

儒家事功伦理的发展脉络

儒家伦理在重视德性修养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事功精神和淑世情怀。孔子对"仁"和义利关系的理解包含着事功内容,在评价人物时亦将事功作为重要标准之一。孔子之后,由内圣成德到外王事功进路在《大学》中得以确立,儒家的事功精神一度被遮蔽。北宋儒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提倡"通经达用",力图重启儒家的事功追求并积极诉诸从政实践。南宋事功学派继承这一思潮,高举事功大旗,在与朱熹的论辩中比较完整地阐发了儒家的事功伦理。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主张仁义与事功相统一,提出了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统一观,进一步发展了两宋儒学的事功伦理传统。     

当代儒商的启示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经商办企业的"文化资本"。当代儒商,就是尊敬儒家先师孔子、践行儒家管理理念、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承担儒家历史使命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儒商实践超越了西方管理理论的教条,开拓了世界管理学发展的新视野,在企业的组织、管理、经营、领导等方面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和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