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机构的强制缔约义务

强制缔约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目的是使事实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缔结合同,最终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强制缔约应是医疗机构的一项普遍义务,医疗机构违反此项义务,不仅可能承担行政和刑事责任,如果造成患者损害的还应承担民事责任.提出完善医疗机构强制律约义务的法律的建议.     

合同目的的利益论解释

对合同目的的深层次解释,宜从合同当事人出发而非从规范出发.当事人进入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相互间的利益变动.可把通过合同的利益变动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缔约前阶段、缔约阶段、履约阶段、履约后阶段.当事人在各阶段中的利益表现形态各不相同.通过合同的利益变动过程可能会受到法律的阻碍、人的阻碍、客观情况的阻碍等.     

诚实信用原则与先合同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的勃兴成为现代合同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以诚实信用为基础产生的先合同义务也成为合同义务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合同义务及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和发展实现了合同利益的扩大化保护 ,体现了合同法的价值关怀。     

病人的权利与医疗机构的义务

病人的权利与医疗机构的义务 ,是指在提供与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 ;病人的医疗权利和医疗机构所担负的执业义务。病人究竟有哪些医疗权利 ?医疗机构负有哪些执业义务 ?这一问题在调整医患关系中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关系到医疗机构依法行医 ,政府依法治医 ,公众和舆论依法评医 ;是判断医疗机构执业的是非曲直的基本准绳。弄清这一问题 ,对于病人权益保护立法 ,对于医疗服务合同的研究与推广 ,对于医疗事故纠纷的正确处理 ,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民法理论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论医疗合同的附合化及其规制

医疗合同的附合化主要表现为患者对医疗机构意志的附合化;这种现象是经济与法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克服医疗合同附合化的关键在于立法规制,将医疗合同直接纳入《合同法》是现实可行的选择。     

论医疗合同的附合化及其规制

医疗合同的附合化主要表现为患者对医疗机构意志的附合化;这种现象是经济与法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克服医疗合同附合化的关键在于立法规制,将医疗合同直接纳入<合同法>是现实可行的选择.     

追星致害中明星、经纪公司的安保义务与责任承担

在追星致害中,基于与粉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明星、经纪公司负有安保义务,未履行安保义务造成粉丝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星、经纪公司在网络空间负有危险控制义务,在物理空间负有警告义务、通知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责任承担上,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主要依据,结合第1195条、第1197条、第1171条和第1172条,在网络空间建构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协调适用规则,在物理空间建立安保义务人之间的类型化责任分担机制,力争在保护粉丝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经理人合同、演出经纪合同、演艺经纪合同等具有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综合属性,经纪公司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最终由明星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或参照适用劳动合同。经纪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明星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经纪公司追偿。     

论医疗违约行为的认定及其标准

医疗违约以医师在诊疗过程中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医疗债务为表现形式。然而，医疗债务属于手段债务，对其不完全履行无法从结果上判断，而只能从履行过程上判断是否违反诊疗义务。因此，医疗违约的认定首先应明确医疗合同中诊疗义务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定的标准和方法判定医师的诊疗行为是否构成违约。鉴于合同法上传统的违约认定方法并不适用于医疗合同，应考虑将医疗水平确立为违约的认定标准，并谨慎应对其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合同附随义务理论发展演变及其思考

大陆法系合同法上重要的法律制度———合同附随义务萌芽于罗马法中 ,探索于法国司法实践 ,确认于德国学说和判例 ,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其有所发展。附随义务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具有经济结构、社会关系、诉讼制度等深层次的原因。我国《合同法》仅仅用一款予以规定 ,对附随义务的发展轨迹以及的思考便于我们获得明确化的附随义务概念 ,便于附随义务的司法适用以及更深入的学术探讨。     

论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

厘清医师说明义务的内涵、性质能够使患者和医师明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护患者知情同意权.对于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有主张医师的说明系患者有效同意之逻辑前提的“承诺无效说”;也有“医疗合同上的附随义务”的观点;还有认为其应是一项法定的注意义务.在对这些观点进行评析后提出此义务应是一项法定的合同义务.     

从义务论的角度看康德的正义思想

康德虽然没有正义论方面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康德的义务论等同于正义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康德把义务分为可以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和只能自我强制的德性义务,因此其义务论有法权义务论和德性义务论之分。由于法权义务的履行可以通过外在强制的法律,因而属于"合法性"即正义的范围,法权义务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正义论。对康德而言,合法的即正当的,而正当的即正义的。相反,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为不义。但是,德性义务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强制,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去履行,这就决定了德性义务论不是正义论。康德背离了古代德性论的传统,把正义不再视为人的一种基本德性。     

网络平台的事先审核义务及责任承担

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下的平台责任认定,直接影响到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和对用户权益的保障。网络平台责任本质上是具有公共属性的私法责任,这一属性决定了网络平台的事先审核义务应依据《民法典》《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和部门规章,结合“避风港规则”“红旗规则”等进行规范解释。应明确网络平台须承担实名登记义务、发布审核义务和事先实时巡查义务,系统构建三类事先审核义务的具体内容与履行标准,形塑违反事先审核义务的责任承担机制。     

困境与出路：骨髓捐献的法理分析

面对骨髓捐献供体的严重短缺,捐献人的随意反悔以及法律规范的缺失,从法理的视角,认定骨髓捐献的性质是合同行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分析捐献合同的人身性和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捐献人的任意撤消权、受益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受赠人的公益责任,以权利制约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保持当事人的权利平衡,这有利于维护骨髓捐献公益性行为的良性发展。     

论正义与慈善

人们普遍持有正义与慈善的四种区分:一是正义的义务是消极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积极义务;二是正义的义务是可以强制的,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可以强制的;三是正义的义务是完善的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完善的义务;四是正义是一个权利问题,而慈善则不是.这四种区分实质上似是而非.要想完整地把握正义与慈善,我们就必须对道德生活有一种整体的设想.     

困境与出路:骨髓捐献的法理分析

面对骨髓捐献供体的严重短缺,捐献人的随意反悔以及法律规范的缺失,从法理的视角,认定骨髓捐献的性质是合同行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分析捐献合同的人身性和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捐献人的任意撤消权、受益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受赠人的公益责任,以权利制约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保持当事人的权利平衡,这有利于维护骨髓捐献公益性行为的良性发展.     

形式、目的和强制——康德划分法哲学和伦理学的根据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认为,义务的根据不在于行为的目的而只在于其 准则的普遍性形式,但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又认为,行为准则的普遍性形式只是法权 义务的根据,而伦理义务中的德性义务的根据不仅包含行为准则的形式,还包含行为的质料 ,即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两部著作并不矛盾,因为义务的不同根据处于康德义务体系从抽 象 到具体的不同层次。行为准则的形式性条件是定义一般义务的充要根据,同时也是确定法权 义务是义务的充要根据,因为法权义务取决于保障外在自由的彼此共存的普遍形式。形式性 条件也是规定伦理义务中的德性义务是义务的充要根据,但在此之上还需要附加上质料性条 件以便将之与法权义务区分开来,因为履行德性义务的强制的唯一来源是自我强制,而这种 强制预设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关于涉外经济合同中银行保函的几个问题

关于涉外经济合同中银行保函的几个问题陈爱蓓银行保函是指银行根据客户的申请，为其向国外受益人担保某项义务，承担一定条件下付款或赔偿责任的书面承诺文件。目前，我国银行为涉外经济合同提供担保，大多采用这种形式。按照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一旦客户不能对外履约，...     

法经济学视角下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

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判断,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案,但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何将价值判断转化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法经济学的新视角。根据科斯理论,合同交易过程中不仅存在当事人承担成本,有时可能会涉及第三方(不特定经济主体)利益,产生社会成本,导致合同负外部性产生。合同当事人能否与涉及的第三方谈判来解决?通过比较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大小,这种谈判方式的交易成本巨大而不可能实现,故需借助于低廉成本的组织(国家)行为,即对此类合同作出强制性禁止——禁止交易。换言之,这类合同应当认定无效。通过案例验证,法经济学进路不失为合同效力认定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网络金融中电子支付法律关系研究

网络金融的发展使电子支付成为现代金融的核心。电子支付过程因涉及银行、客户、网络服务商等众多当事人,形成了新型的法律关系,呈现出新特征。本文分析了电子支付法律关系的性质、构成及其法律责任,认为电子支付法律关系性质属合同法律关系,其构成是一组合同群,最基本的仍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电子支付中的归责原则可确定为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在具体法律责任承担上应倾向于对消费者的保护。     

论传染病防治领域医师对第三人的披露义务

传染病防治领域不认同医师对患者有绝对的保密义务。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医师对第三人承担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医师是否因此而对第三人承担披露义务,需要做区分探讨。医师对第三人承担披露义务能更有效地防范法定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保护第三人的生命健康。但不宜让医师承担过于宽泛的披露义务,需要对披露义务的对象、内容和方式做出限制。披露义务当是在具备必需性、紧迫性时做出,是对保密义务的必要限制,因而应在《传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披露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