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基础——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剖析

自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出版之后,西方学者就对这一左派思潮给予了诸多评价,赞同和批评之声纷至沓来。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比较滞后,一般将其归入“后现代主义”的名下,这样就极易导致对该流派的“简单”理解和评论。本文拟在确认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纲领的前提下,重点对其政治纲领背后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其后结构(解构)主义的基础予以剖析。     

社会认同观的转变与激进的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拉克劳、墨菲以重构社会认同为视角,提出了激进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策略思想。他们认为,在当代,单一的阶级主体变为多元的身份主体,实体性、同质性认同变为错位认同和目的性认同。应该在新情势下重估阶级斗争,重建领导权,通过对话、论辩建构民主政治想象的社会认同,将多元社会团体连接为存在差异的整体,回击自由保守主义的"反民主攻势"。他们关于主体身份多元化和转变社会认同观的思想,探讨政治哲学的运作机理、坚持激进的斗争原则和包容精神,以及在主体身份和价值观多元化基础上重建文化领导权的观点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话语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取向--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读

话语理论是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们在现代哲学,特别是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试图重构其哲学基石的理论尝试和结果。具体而言,话语理论是在当代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结合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综合而成的一种哲学理论。它试图将“话语”(d iscourse)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并服务其以“霸权”(hegemony)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话语”。“话语”成了阐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和理论参考。不仅…     

新霸权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逻辑

霸权(hegemony)(也译“领导权”)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的核心理论。自拉克劳、墨菲1985年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出版后,霸权理论在欧洲和北美都产生了很大的理论影响。拉克劳、墨菲的霸权理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人们有时也把这一理论称为“新葛兰西主义”。一、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到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详细地概述了其理论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众所周知,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对传统…     

霸权、话语与政治——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承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予以后结构主义的改造,凸显出其偶然性逻辑。它把文化霸权链接的偶然性逻辑与话语理论进行贯通,在话语差异性与等同的交互作用中展开政治活动,在对抗前提下形成工人阶级霸权,这就是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     

"Articulation"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从拉克劳和墨菲的"articulation"谈起

该文认为,“articulation”是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基本意思是“链结”。该文从词源上考察了“articulation”一词的意义及其历史演变,并对其基本含义和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该文认为,链接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的核心概念。链接是发生在主体身份之间的,话语性的,偶然性的建构实践活动。但拉克劳、墨菲的链接虽然力图避免近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但却仍然避免不了其精致的“唯心”倾向和向上的还原论的嫌疑。我们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     

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新发展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形成后,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得到充分展开,并在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另外,法国著名学者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围绕着意识形态的不同内涵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对话,出现了拉克劳、墨菲…     

"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从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的晦涩和复杂而著称.拉克劳坦承他们的思想来源于"现象学、后分析哲学以及其他总体上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1]但若深入探究,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是构成了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源泉.因此,考察拉康与拉克劳和墨菲之间内在联系,就构成了本文的要旨.我们认为,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有关"他者"的理论,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这特别体现在其核心的"对抗"思想中.本文通过对拉康"他者"概念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对抗"理论的考察,以试图沟通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并力图阐明拉康学说对理解拉克劳和墨菲思想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拉克劳的人民概念及其批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民粹主义和建构人民的思想是拉克劳理论思考的核心。在拉克劳那里，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的逻辑。民粹主义的两个特征是名字与情感，它在等同和差异逻辑的运作中，建构了人民。拉克劳认为，由于社会的异质性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历史必然性就被偶然性的领导权逻辑所取代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历史主体也不是传统的阶级，而是人民。拉克劳的人民概念看似逻辑严密，实则观念先行；虚空能指是脱离社会历史斗争实际的。他反对阶级斗争而强调领导权斗争，实际上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虚无化了的人民取代阶级，将阶级和人民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民与阶级的统一性。我们切不可迷失在诸如拉克劳的人民概念的光怪陆离的理论演绎当中。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颠倒”的三重意蕴——以阿尔都塞的勘定及其当代延展为视角

"颠倒说"一直占据着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核心位置。阿尔都塞认为,"颠倒说"无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变革的真实内涵,应该用"结构的改造"即从把黑格尔的"简单内在本原"改造为"多元决定"来看这种变革。这一点被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继承。"颠倒说"应该被重新理解为一种"清算"或者是"重新退回",否则,将一种意识形态颠倒终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由此带动了当代激进政治哲学对"回到政治事物本身"的积极倡导。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变革还蕴含着"矛盾的不平衡发展的法则",这一点被导向成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的重要原则。     

走向解构: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及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致力于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建构了"多元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以此为基础批判和解构了黑格尔"一元决定"的辩证法。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新阐释为人们理解"经济的决定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深深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理论建构在对"多元决定论"的彻底解构之上,他们通过批评以"阶级地位划分"和"经济决定主义"为核心理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并结合"新社会运动"试图建构起激进民主的政治理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述评

2006年8月1日至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天津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来自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以及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一百余人,就“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与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1.政治哲学复兴的社会生活条件与社会意义对于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陈晏清教授认为,仅仅从哲…     

生态主义实践与后马克思主义方法

作为当代西方生态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主义,是“新社会运动”的主流,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反现代性的政治思潮与实践。以E.拉克劳与C.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激进多元民主理论、生态主义政治立场、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为生态主义实践的深入扩展提供了方法。一生态主义实践生态主义可以追溯到绿色和平运动在西方的兴起。生态主义深受卢梭和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欧美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及发展方向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生态主义被定义为在生态学中建立和嵌入(embed…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是两项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理论规划。葛兰西主义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且它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理论”本身潜伏着解除“接合”的外在限制的离散力,而接合概念的“后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这种离散力的直接后果;葛兰西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而后马克思义的话语政治不过是葛兰西式的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它集团的意识形态原素的接合,在他看来,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这种观念被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接合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中。     

外刊学论

诺里斯:“拉克劳与‘政治逻辑’”(Norris,A.,“Ernesto Laclau and the‘Logic of the Political’”,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Vol.32,No.1,2006)拉克劳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对抗理论和政治认同的观点,是其将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的成果应用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它已得到了人们普遍而广泛的称道。但我对拉克劳的这一理论尝试却并不完全认可。要对拉克劳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批判,首先必须对复数的政治学“politics”和单数的政治“the politic”加以区分。作为复数,“politics”包括了诸多方面,如合法性、权利、自由、权威、政…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探讨

后马克思主义是近年引起较多注意的一种国外左派理论动向,它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超越“补充”的姿态,在理论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含糊性：一方面,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动员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激进个人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又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并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复杂的共谋。后马克思主义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终结后的又一种新的历史动向,它在当代学术中的急剧生长,充分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也在理论上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一些基本教训。     

“后政治”时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反思——论墨菲的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的民主思想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和人之间如何共存、如何处理相互对立的问题.它试图以多元对抗取代理性共识,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结合起来,以“公共关心”和“公民身份”等政治的“善”取代实质性的“共同善”,探寻与现代民主价值相适应的权力形式.墨菲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并没有割裂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而是将它们重新“链接”,借用精神分析伦理学拆解政治价值与西方现存权威话语之间的联系,保留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张力,把政治伦理主体的生成视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集体认同过程.这种民主方案呈现出共同的“政治善”与多元的“道德善”相结合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政治与道德区别和联系的独特视角,但墨菲的研究视野停留在民主的政治想象维度,且具有夸大对抗、差异、多元作用的倾向,从而使其理论建构性不足,局限于话语分析,难以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质.     

语言哲学的激进潜能——当代左派哲学语境下的维特根斯坦

当代激进左派通过挪用维特根斯坦理论,有效回应了全球化及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规范性及"语言游戏"兴起的问题。其中,拉克劳和墨菲将辩证的张力注入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悖论的阐释而引出霸权理论;维尔诺将"语言游戏"置入社会结构变迁的语境中,赋予其"创造"的使命;而巴丢和齐泽克则将维特根斯坦"可说"与"不可说"的关系嫁接上拉康"象征"与"实在"的图谱,从而以与阿甘本"重提元语言"相异的方式解构"生活形式"。当代左派学者通过重构维特根斯坦理论,将建立于绝对偶然性的变革性张力注入了语言哲学,并力图在此基础上用新的方式赋予主体存在以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空间,在理论上语言哲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激进潜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潮进入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 随着我国学术界“学术”志趣的迁移,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最初的多方招致责难到近年来逐渐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 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虽然至今仍有学者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 但大多数学者早已或正在“是其所非”; 不仅如此,一种更加激进的倾向也由隐及显, 浮出水面, 一改往日那种羞羞答答、闪烁其辞的默契, 走向某种审慎的大胆和直率。但变化虽著, 问题却依然, 那就是: 究竟应当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此问题的尖锐性不仅在于怎样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 而且更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现实和学术背景之下, 后者还隐含着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 诸如: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当代形态? 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我们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资源? 等等。所有这些, 无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还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 都是不应回避的问题。     

科学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潮进入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学术”志趣的迁移,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最初的多方招致责难到近年来逐渐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虽然至今仍有学者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但大多数学者早已或正在“是其所非”;不仅如此,一种更加激进的倾向也由隐及显,浮出水面,一改往日那种羞羞答答、闪烁其辞的默契,走向某种审慎的大胆和直率。但变化虽著,问题却依然,那就是:究竟应当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此问题的尖锐性不仅在于怎样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更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现实和学术背景之下,后者还隐含着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当代形态?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我们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资源?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还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都是不应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