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风景画与中国山水画的观察方式比较

一、"人与自然"观念在中西绘画上的表现 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是人类探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面对自然,人类或亲近、或畏惧、或利用、或征服……不管人类对它的情感如何,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却均能促使他们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把对大自然的描绘作为人类情感表达和理性认识的一种重要方式.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的绘画思想比较研究——以王微和米勒的绘画思想比较为例

山水画与风景画是代表着中西方各自文化艺术特征的一门重要画科。作为把中国山水画和地形图区分开来的第一人,王微反对"自然主义"的写生方法,提出"明神降之"的绘画思想,把人的主观精神引入创作中,对后世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很大;米勒是19世纪最受法国人民爱戴的现实主义画家,受当时巴比松画派的影响,其绘画思想在主张自然主义的同时也融入了主观情思。通过比较两人的绘画思想发现他们有异同之处,所以试图由此研究中西方绘画思想存在的相通和差异之处,使其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学会贯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山水画创作地域性教学研究与实践——以黑龙江省为例

在山水画创作中,地域特征与地域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结合黑龙江省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因素,开展以黑龙江省为代表的山水画教学研究与实践。黑龙江省独特的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为山水画教学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这些元素也影响着本土的山水画创作,进而形成多样的笔墨语言。     

新加坡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比较分析

新加坡的比较价值在于它的治理方式与我国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治理体系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而且也走过了一条渐进式转型与改革之路,这种相似案例的比较在相关的案例设计和比较框架中最容易离析出量性差异或可操作性经验。两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相同之处表现在: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强国家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两国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建立责任型政府、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新加坡的改革更早也更为深入和成熟,其特点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国家与社会相平衡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正在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改革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抱朴守拙 玄色为本——略谈中国山水画水墨设色与道家思想的渊源

中国山水画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不仅呈现出对山水自然美的一种表现和欣赏,通常还具有一种给人以精神启悟的哲学意义.而中国山水画中蕴含的这种"精神哲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道家思想的生发.可以说,道家思想是中国山水画艺术的精神依托,它对中国山水画的审美理想的追求、空间布局的构设、以及色彩体系的呈现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印象派与新印象派色彩的对比研究——以莫奈、修拉为例

印象派出现于19世纪后期,其主张到户外写生,致力于追求外光给色彩带来的变化,强调画家要以第一瞬间的印象来进行创作,试图捕捉到瞬息多变的大自然。新印象派又称"点彩派",是由一群深受印象派影响但也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画家组成。他们不用轮廓线划分形象,而用点状的小笔触,通过合乎科学的光色规律的并置,让无数小色点在观者视觉中混合,从而构成色点组成的形象。     

工作室教学模式的探讨——以视觉传达专业为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理论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得到挑战,新型的工作室教学模式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特点以及结构,正是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促进着教育朝着一个新的开端发展。     

地域特征与中国山水画写生研究——以桂北山区为例

自然观作为古代中国美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出古人对自然的崇敬和对天人合一的向往。中国山水画从诞生至发展与自然有着密切关系,从地域特征视角研究山水画写生,梳理地域特征与山水画的历史脉络,论证地域特征对学习山水画写生的作用,有助于山水画的历史研究和探究山水画表现的新形式。通过对桂北山区和村寨实地调研与山水画写生,对桂北地区山水画写生的笔墨、构图、意境进行归纳总结,探讨地域特征与山水画写生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后学者研习山水画提供有益帮助。研究表明,地域特征与山水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地域特征影响山水画写生的发展,丰富山水画写生的表现形态。     

以马远、夏圭的作品为例谈南宋时期山水画的时代风格

马远、夏圭的边角之景都试图以一角半边式的局部世界来展现整体世界的秩序,这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必然趋势。这种世俗之情与理想之景的结合展示了一种后世不可比拟的意境。这是一种全新的风貌,是南宋之前所没有形成的时代风格——从宇宙化的表述转向情感化的流露。     

基于“创意、创作、创业”为核心的视觉传达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与研究--以重师涉外商贸学院为例

通过分析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市场需求修改人才培养模式。从“三创”型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几个方面构建了人才培养模式,也通过以上几个维度阐述了专业建设的变化和发展的力度。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美——以古典园林、诗歌、山水画为例

意境是我国古代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在我国古代的诗、画、园林,以及文学创作中均有较深的体现,意境所概括的艺术现象,在东方其他民族的艺术以及西方艺术中均不罕见,但只有中国艺术和美学的精神才对意境作出了完美和深刻地阐释,所以说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审美理想境界。     

视觉文化·妈祖信仰·社会性别——以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为中心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着人们的宗教情怀和人生愿望。妈祖作为被神化了的人物为世人所敬仰、崇拜,成为辐射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强的女神之一。作为载体,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不仅再现了妈祖的女神形象,更传递了她勇于牺牲与奉献精神。妈祖信仰传入天津后,与本地文化相结合,杨柳青年画不仅记录了天津皇会及民俗活动中的宏大场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加强了妈祖信仰在天津传播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在充分肯定年画传承文化传统的作用与价值之同时,对于其所运用的传播方法及其媒介作用也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解析。     

如何以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以康德伦理思想的论理方式为例

摆脱世俗强权和宗教神权的禁锢,以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无疑是进步的。康德沿袭近代理性主义传统,满怀启蒙世人的情怀,从人人平等地拥有理性和自由出发,以普遍法则如何可能为主线,系统论说道德的形而上意蕴,并引导大家回归现实,提出“以人为目的,尊重人”的道德建议。其论理方式虽纷繁复杂但很是严谨,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历史任务谈起,沿着康德为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以及如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的进路,探析“理性与自由”作为康德伦理思想论理方式的起点和内在逻辑。     

探析华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视觉形象更新策略——以厦门集美区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以嘉庚建筑为主要特征的厦门市集美区的视觉形象现状以及华侨文化对厦门城市文化的影响,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可能性的解决构想,从区域性格、文化内容、人的行为三个方面,构建同时满足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城市视觉形象,从而促进厦门旅游经济的发展。     

“以大观小”与“仰画飞檐”——山水画中建筑的空间表现问题研究

早在宋代,沈括就提出以大观小的山水画处理方法,后来成为山水画创作的法则。沈括在提出以大观小的同时,还对李成山水画中仰画飞檐的建筑处理手法进行批评。本人在对建筑的写生和创作实践中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探讨,认为以大观小和仰画飞檐其实并不矛盾,以大观小是为了表现对建筑群的宏观把握,即表现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从而展示给观者一个较大的空间;仰画飞檐则表现了人游于建筑中的亲身感受,同时衬托出建筑本身的高大雄伟。     

滇青铜器动物装饰视觉符号研究——以牛、蛇为例

牛与蛇是古滇青铜器动物装饰造型中的两个代表性符号,具有强烈的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展现了古滇文明特有的审美。运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滇青铜器中牛与蛇的装饰艺术,分析其符号的外延与内涵意义、支持的语境,利于理解神秘的古滇文明,探究古滇青铜器中动物形象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哈萨克族定居牧民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与社会适应——以新疆裕民县阿勒腾也木勒乡为例

定居使哈萨克族牧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牧到农的经济转变带给他们实惠。牧民也由最初的被动选择到后来的主动适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国家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哈萨克族牧民传统生计方式的转变。     

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以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例

本文关于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评述,基于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相关英文文献的全面整理、分类与研读,在时间脉络上主要截取198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并将焦点集中在学者们持续深入研究的三种领域:汉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道教仪式音乐研究和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研究。透过此类型化方式及对典型研究成果的述与论,分析诠释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整体趋势与理论取向,并为中国学者的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可资比较的方法与视野。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以中国理性思维方式的建构为主线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这一新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通过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概念,消除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的不利影响,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更新;第二阶段主要通过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建构以"危机/批判"为内在结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理性思维方式。这一历史理性思维方式既对我们思考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有效,也对我们观察当下这一危机四伏的世界有效。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性研究虽然表面上冲淡了实践哲学主题,但实质上并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内在精神,而是以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国伟大实践的紧密联系,进而推进了中国实践哲学的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