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刑分途:春秋时期破解礼崩乐坏困局的不同路径——以清华简《子产》为中心的考察

据清华简《子产》可知,子产刑书主体分为令、刑两部分,内容又有国、野之别,令的地位高于刑,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认知。清华简《子产》的面世,重要的发现是证明律法意义上的"令"在春秋以前已经出现。三邦指的是夏、商、周,清华简《子产》说子产参照三邦之令,制作郑令、野令,与《周礼·春官》互证,则"令"的萌芽或可上溯至西周时期。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困局,早期法家认为法治是不得不采取的治国方式,他们铸刑书、刑鼎,开启了出礼入法的治国理路。孔子由礼至德,注重向内挖掘礼制合于人心的内容,强调用道德教化唤醒百姓遵守礼制的自觉。他们对治国重点的不同选择,揭开了此后两千年儒法之争的序幕。     

孔子与“礼”

“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准则 ,近似于不成文法与道德伦理精神的综合 ,有着明显特点。孔子认为“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面对着时代的变革 ,孔子在继承和总结前代遗产的基础上 ,对“礼”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 ,他把传统的“礼”纳入到他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之中 ,使之成为他所倡导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 ,在此基础上 ,他把“礼”与“仁”结合起来而赋予“礼”新的内涵。第三 ,在政治上 ,孔子把“礼”与“德”联系起来 ,特别强调“礼”与“刑”的对立。第四 ,在“礼”的社会作用上 ,孔子更强调其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孔子对“礼”的内涵的补充和发展 ,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析

孔子许管仲以“仁”,同时又认为管仲僭妄而不知礼。究其原同：一,孔子以复兴周道为已任,然时代在发展,东周以来僭奢失礼普遍存在,激愤于礼坏乐崩,进而斥责管仲不知礼,借以表明自己维护礼制的态度;二,孔子认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有仁然后有礼,没有礼屏不碍于有仁。孔子不拘泥于礼的细节许管仲以仁,是以维护礼制、忠于国家为标准的。     

春秋时期的礼治与法治——兼论春秋非礼坏乐崩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

春秋时期并非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春秋礼治是在王室衰微、夷狄滑夏的情况下，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对政治、文化秩序的重建，礼主要表现为诸侯间的会盟、朝聘。一方面，要求小国服从大国，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国爱护小国，给予相应的帮助，体现为一种“救患、分灾、讨罪”的人道精神。春秋礼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主要依靠贵族威仪的示范和影响，实现社会的治理，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具有人治的特点。法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法度、常法，是国家制度和治理方法；狭义的法则指刑法。春秋时期的治国法度既包括礼治，也包括法治(刑法),礼与法多有重合之处。但随着郑国、晋国的“铸刑书”与“铸刑鼎”的出现，出现了罪刑法定的趋向，对传统礼治形成了冲击，由此引发了礼治与法治之争，但这只是在突出礼治还是法治、以何者为先的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随着对法治(刑法)的强调，春秋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重视礼治到重视法治的变化。     

谈老子的礼学思想

老子并非如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般意义上地反对礼义,他反对的只是徒有虚名的“礼”,而重视“礼”的“质”。我们也不要认为老子只重视“礼”的内容,他也重视“礼”的形式。当然,他所重视的“礼”的形式是和“质”相统一的形式。     

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子产“救世”政治伦理思想的合理内核

子产政治伦理思想是围绕“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救世”主线展开的.为了在春秋末世维系郑国的贵族统治,子产在为政治国中,因地制宜,因时变通,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作封恤”、“作丘赋”、“铸刑书”、“兴乡校”、“焚载书”等不仅稳固了郑国的国势,而且建立起了宽猛相济的统治秩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朴素的“救世”实用伦理思想.     

论老子礼学思想

本文认为老子具有丰富的礼学知识,堪称礼学大师,但他又反对礼制,文章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了辨析,并探讨了老子反对礼制的原因.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老子礼学思想对后世的两种不同影响以及对今人的启示意义.     

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基于孔子对“礼”的实用主义建构

春秋末期,孔子传承周的礼治"方式",创立了德为先导、礼为核心、刑为后盾的德治路径,用礼填补了德与刑二元对垒之下的真空地带,通过制度性的礼来保证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孔子在履任中都刑职时,实证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与正确性。这一道德建设路径实现了道德的虚功实做,有效地突破了道德建设乏力的窘境,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和传承,更应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通过制度方式(不是德也不是法)把个人品行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借以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     

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

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有的是特殊的时代价值,而荀子的礼学则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董仲舒的法学思维方法及其与汉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有一种关于中西方法传统的区别的成说,认为中国之法传统可以名之为“法自然”,而西方之法传统则应名之为“自然法”。中国“法自然”的法传统的形成与汉代以董子之学为代表的具象思维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里,“法自然”之“自然”应理解为人格化的自然,而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至上神”的自然;“法自然”的方法是“法象天地”,也就是以“天”为至大无外之“象”,通过“循象观意”、“因象明理”的具象思维,从人格化的自然中获得对于社会人生的体悟;“法自然”的法学思维对于汉代的法律制度有显著影响,它是论证制度合理性的依据。汉代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比如宫制的设置、阴阳刑德及顺天行刑的思想和制度等等,都以“法象天地”也即“法自然”为论据。     

孔子乐舞的艺术审美分析

孔子乐舞结合礼、乐、舞于一体,融入了孔子儒家思想的“仁”的特色,其内容深厚而又哲理,追求和谐统一,表现了对天地、君主及礼制的庄重与崇敬。我们主要从美的本质角度分析了孔子乐舞的形象性、感染性和多样性,并从审美的艺术角度来分析孔子礼乐在音乐美角度、舞蹈美角度方面的审美特征。最后对孔子乐舞所蕴含历史悠久的文化精神,及其对之后的封建社会礼制等级的深远影响作出了简要归纳。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论孔子思想的实践指归

关于孔子思想的实质与核心问题 ,学界曾进行过多次争论 ,但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观点。蔡尚思先生在 6 0年代曾撰文认为 ,“孔学主要是礼学”,80年代初在他的《孔子思想体系》中又明确提出“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礼”。匡亚明先生则认为 ,“仁”是孔子的哲学 ,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政治学说、教育学说 ,一句话 ,是他的全部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总纲。 (见匡亚明著《孔子评传》,第 1 92页 ,齐鲁书社 1 985年版 )也有人提出 ,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 (见郭碧波《孔子思想核心再认识》,载《哲学研究》 1 985年第 9…     

荀子法思想的内涵辨析与理论来源

在儒家内部,荀子第一次对法作了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其法思想容纳了礼法、政令和刑法,并以礼入刑,把其作为刑法制定的终极依据。基于"类的二分"的群体观,荀子所阐述的"礼刑分治"、"刑当其罪"等法思想,是其本于儒家立场对法治思潮回应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荀子之法在内涵、致思理路和达成方式上与法家有着本质差异,其思想远承孔子,而更深的根源则在于上古的治世传统。     

对蔡尚思同志孔子观的商榷

1986年6月,蔡老以《孔子一生都尚礼》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从这篇文章的命题看,他以孔子一生尚礼来说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反过来说,不是其核心的范畴孔子就未必一生都尚。我认为,这样说的本身就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他没有把仁、礼、中庸三     

从考古发现看礼和礼制的起源与发展

礼学在儒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本文用丰富的资料从考古学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古代礼和礼制的起源和发展这一重要课题,指出严格意义上的礼与祖先崇拜有关,最初是指求神赐福的宗教祭祀典仪,它起源于五千多年前原始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时期。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礼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产生了带有阶级属性的原始的礼制。原始的礼和礼制在华夏文明产生过程中曾有过巨大的作用和辉煌的贡献。我国远古的礼和礼制发展到夏商时已日趋成熟,及至西周建立周礼则达到了鼎盛阶段。东周时的“礼崩乐坏”标志礼和礼制的衰落。孔子继往开来,一生潜心研究礼和礼制,终于成了礼学的开山祖师,为保存和研究中国远古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政治伦理学刍议

<正> 一尽管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仁”和“礼”是孔子学说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对孔子思想评价的主要歧点,集中在“仁”和“礼”在孔学体系中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上,并由此引起了关于孔子学说是革新还是保守的争论。笔者认为,孔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