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

本文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这个思想范型以大法意识为根本基础,其内转趋向使道德精神成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前提.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动向--人极意识中的理想人格与守制性则为政治权威提供了直接的正当性理据.这些观念层层转化,互相支持而又存在张力,构成了正当性论述的意义网络.上述模式代表的正当性观念在现代思想演变中仍然有其广泛影响力,特别是道德精神与人极意识的理据,为了解正当性论述的范式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启示.     

中国政学传统中的治体论: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

作为经世思想传统的中心范畴,治体论显示出对于秩序形态和政治构造的一种整体意识与体系自觉,蕴含了对政治秩序之关键要素及其组合演进的认知和评判。以三代经典体系及诸子学为渊源,治体论经汉唐儒学之培植,在近世政学传统中得到充足发展,形成了理学和事功学代表的分别以心性与事理为主干的理路类型。近世治体论尤其体现出中国传统对于治道、治法和治人等要素及其关联的丰富思考,构成重整与推进政治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础。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审思

生态伦理视阈中的儒家核心价值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一体之仁"观将人与自然看成是道德共同体,强调人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道德主体地位,以"爱有差等"作为现实的安排,体现了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儒家在生活方式上"宁俭勿奢"的价值取向包含适度消费的思想,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约束,纠正一味追求物质丰受的消费倾向,这是符合生态学规则的,儒家"为己之学"与"推已及人"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超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然而,儒家的上述价值观又与维护宗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纠姑在一起,因此,必须实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荀子的"法后王"与儒学的走向政治

孔子与孟子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对外在制度的匡正作用重视不够,在实际政治中的可操作性不强,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春秋战国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荀子“法后王”及其儒学史意义

孔子与孟子以周朝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缺乏对社会现实及人性现实的冷峻的思考,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真诚性、创发性是儒家道德主体性的根本

成中英先生作为新儒家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于2016年春季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论儒学的三偏与三正"的学术报告及其论文。其报告的主旨内容和新的学术贡献可以用如下几句话加以概括和评点:述史砭今说偏正,真诚创发开新论;仁义礼智诚为真,德性角色伦理魂;心性政治不可分,内圣外王再创新;知识信仰究天人,道德主体儒学根。真诚性和创发性是其所要论述的道德主体性的根本,所谓"主体性"一般是指人的意识自觉性和能动性,而儒家对道德的高度真诚与笃信是其主体自觉性的极致,创发性是其能动性的最高体现。     

儒学复兴运动视域下儒家生死观更新的两种路向——以韩愈、李翱、周敦颐的生死观为中心

近世儒学复兴运动之后,儒家对生死议题的探讨带有重新发现的意味,这既是对儒学内部主动回避这一问题的反弹,也是出于响应佛、道挑战以捍卫中华文化本根精神的价值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可区分出三个阶段,即关切—直面—超越。其中,关切阶段,从理学自身的建构脉络来看,主要以韩愈、李翱、周敦颐三人为代表。他们如何转变态度进行思考、响应生死议题的内在逻辑、更新传统儒学生死观,展示出在近世儒学复兴中,其应对佛教挑战过程中的角色意识转变。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以崇高化取向为旨趣的孔子圣人观,也因固有的神秘化取向而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对此孟子扬长避短,认为理想人格之于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都有着逻辑的与现实的普遍平等性,而且内在根据即是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浓缩与升华的“仁且智”。就“仁且智”如何促成理想人格来说,孟子针对一般人在心性修养过程中懒于自我反思,所以特别强调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同时针对一般人在人伦实践中喜欢同流合污,所以将“仁且智”视为对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不是孔子的神秘化取向,而是孟子的普遍平等性,范导了中国古代儒学进程中的圣人观;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现代人不懈努力的“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论亦不无借鉴作用。从而,将“仁且智”的理论贡献还诸孟子,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