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与中国佛教——评《中国唯识宗通史》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观念,认为唯识学由于思想精深、论证繁琐,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唐代以后终成绝学,因此唯识学在汉传佛教中的影响不大。在近代的唯识学复兴运动中,以唯识学来反思、批判汉传佛教的思想也非常流行,似乎汉     

因明在近代的复苏与弘扬

一、因明随唯识重光如果说因明学在唐代是与唯识学的兴衰沉浮休戚相关的话,那么在近代,因明也是随着唯识学的复苏而复苏,随着唯识学的弘扬而得以弘扬。从明末到清代中期的二百多年间,汉传因明成为绝学。直到晚清,中国传统佛教的复兴与转换才给因明的复苏带来一声春雷。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传统宗法社会日趋崩解。在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之下,传统的宗法统治思想也日趋衰落。传统中国佛教就在西学的撞击和孔学的衰落所造成的思想饥荒中应运而起。清末民初,佛教各宗普遍复兴,晚清思想界涌现了一批学佛的文化精英。梁…     

唯识学八识结构及其奥义演绎(上)

唯识学作为佛教难治之学,是佛教义理的充分诠显和经教思想的根本依托。唯识学常被学界视为触及和揭示了哲学上有关认识论的诸多范畴和繁富义深问题的学理。唯识学对佛教内涵所具有的囊括性和表述的精致性,成为其最有待认识的重要方面和特征;因为唯识学常被学界误解为是大乘佛教思想的产物,其实,小乘"阿含部"经典就有隐     

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回顾(下)

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回顾（下）佛日对西方文化的回应晚近法相唯识学的复兴，实质上是东方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弘扬唯识的人士，不少怀有佛学救国、学术救国的热忱，对面临的时势挑战，具有较清醒的认识，对唯识学所具的优势和弱点，也不无反省。太虚大师...     

从“现象因果”到“体用不二”——对熊十力唯识学“四缘论”创造性诠释之辨析

<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脱胎于佛教唯识学。对熊十力思想演进历程及其新唯识论相关著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唯识学"四缘论"尤其是"因缘论"的创造性诠释,是他走出唯识学、建构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关键。学术界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与传统唯识学之间的关系多有论列,但尚无从其体     

作为方法的汉传唯识学

本文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传唯识学"的理念。认为汉传唯识学有不同于天台、华严、禅宗等的独特的中国化方式,本文称之为"内发创新模式"。所谓"内发",是指其基本框架,甚至基本问题都来源于印度佛教;所谓"创新",是指在印度佛教的基本框架下,对那些印度佛教的基本问题作出了原创性的回应和新的开展。最能表明汉传唯识学"创新"特质的是,它是有相唯识学体系的最终完成。通过对汉传唯识学独特的中国化方式的考察,可以丰富乃至重构佛教中国化的多元图景。     

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回顾(上)︶

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回顾︵上︶法相唯识之学，由公元四世纪顷出世的无著、世亲兄弟发扬光大，以其谨严的学风、细密的思辨，组建起“万法唯识”的庞大思想体系以解释宇宙万象及解脱成佛的原理，成为印度大乘佛学高度成熟的标志。其学传扬不久，即输入中土。先有天竺僧菩提流...     

在佛意与自意之间──民间唯识复兴思潮中的南欧学

引言欧阳渐（1871－1943年）,字竟无,江西宜黄人。1911年,欧阳继承杨文会（1837－1911年）主持金陵刻经处的佛经校刻事宜,1922年创立支那内学院,是当时佛教界、学术界景仰的一代佛学宗师。梁漱仅曾评论道：“大家若求真佛教、真唯识,不必以我的话为准据,最好去问南京的欧阳竟无先生。我只承认欧阳先生的佛教是佛教,欧阳先生的佛学是佛学。”（《梁漱读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4页）梁氏此评最早揭示南欧学的特质,南欧学以探求“真佛教、真唯识”为旨归,是清季民初源始化唯识复兴思潮中的重要体系之一。此一源始…     

近十年国内唯识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唯识学的研究展现出新的气象。其主要在唯识史学的研究、唯识理论与思想研究、唯识经典的研究与诠释、唯识学与现代科学的比较研究、近代唯识学复兴研究。这五个方向都有力作问世,构成了唯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在研究方法上,多从文献学、哲学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适时地转变研究思路,必将使唯识学的研究开创出新的局面。     

日本学界关于玄奘研究的新进展——吉村诚《中国唯识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识学派》评介

正玄奘(602-664)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对中国佛教的理论发展及中外佛教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中外学界历来对玄奘与其所宣扬的唯识思想及其所开创的唯识宗派多有关注及研究。驹泽大学佛教学部吉村诚(1969-)教授的近年新著《中国唯识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识学     

略论唯识学的真如理论

唯识学在对真如的阐释上有其独特意趣，它特别与真常学的真如现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理论上，唯识学与真常学隶属不同的逻辑体系。但是，千百年来，中国佛教界一般又多把两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历代名师，也不免武断，用真常理论来揣测唯识奥义，这是有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根源的。真如是佛教哲学的指向所在，因而对真如如何理解就决定了其是否是佛法和是否是究竟法。唯识学是印度三时圆教，为《解深密经》所印证，所以玄类法师西行大意，就是为了澄明真如的本义，他坚信唯识学为佛法之极谈，这是有其逻辑理由和事实根据的。本文所谈的问题有两…     

唯识之意趣

本文从西洋哲学和宗教概念入手，以古典悉昙学和现代梵文学的知识体系为依托，通过对印度佛教的精要梳理，着重考察“唯识”一词的内在演变以及作为这一演变之来源的佛教定慧修行方法的内在转变，从学理与体验的双重视角，深入探讨和阐释了“唯识学”的核心问题，为在更高层面透视“唯识”本义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路径。     

试论“增上缘”与“自性”问题

唯识学在大乘佛学中有其独特思维方式。对于法的生成关系,唯识学虽然也采用了佛教传统的“四缘”生诸法的说法,但是唯识学于诸法生起别立“种子”义,“种子”学说应该说是唯识哲学的一大理论特质。“种子”义实质就是承认诸法有其自性存在,虽然这个自性是有内在的刹那灭、果俱有、待众缘、引自果、性决定、恒随转之义,但自性是存在的。这就是唯识学的自性观。与唯识学不同的中观学则主张无自性,故说诸法生时不立种子义。我们知道大乘佛学有两大支:一是唯识学,二是中观学,史称中观学为空宗,称唯识学为有宗。所谓空宗就是无自性宗,所谓有宗就…     

“南北道”之外：读圣凯《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

正地论学派是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学派,自北魏绵延至唐初,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贡献巨大。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共同构成南北朝时期的唯识古学思潮,是玄奘传入唯识今学系统以前中国佛教唯识学的代表。地论学派还是华严宗与四分律宗学说渊源所在,华严宗六相圆融和法界缘起思想的形成,以及《四分律》在北朝的弘扬,皆与地论学派有密切关联。然而系统性研究的缺失,导致中国佛教思想史著述往往对其语焉不详,     

略论唯识无境

“唯识无境”是大乘佛教有宗唯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唯识无境”这个命题的正确理解,关系到对整个唯识学性质的认识。由于中国佛教的主流是性宗,所以在教内也多数从性宗维度出发,对“唯识无境”作性宗哲学的阐释。至于佛教以外的哲学学术界,对“唯识无境’设几乎都是望文生义。从古至今,对“唯识无境”这个命题的本质规定,给予正确阐释的只有唯识宗几部著作。但是,由于唯识宗的论典深奥,多为直译或直陈命题,即使有用逻辑推论,也是用因明逻辑格式,因明逻辑学本身就十分玄奥,对其理解就很难,更何况用因明逻辑方式所表达的唯…     

“所缘缘”的认识论意蕴略析

唯识学有一套独特的认识论，它是佛教终极目的———转识成智的实践方法论。为了确证内在思维的独立性，唯识学对人的认知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发现人有两套心理认知系统，一是内外相关的觉知关系，二是内在自缘觉知关系，唯识学的重心放在内在觉知关系系统上。为了...     

成觉大师是中兴清凉之教的著名高僧

宋代时,五台山清凉寺的佛教继承了唐代佛教的脉络,特别是继承了德感国师弘扬唯识学的传统,又出现了一位“于唯识一宗,洞明底蕴,后大弘其道“的成觉大师.……     

略论唯识三性哲学

唯识学是大乘佛教中最圆满的教理,三性哲学则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对三性哲学的理解关系到能否把握唯识学的理论实质。所谓三性,也称三自性,一是遍计所执自性,二是依他起自性,三是圆成实自性。三性哲学是唯识学的真理理论,它概括了几圣认知的不同性质,同时论证出真理的实然与谬误的因由。佛教认为佛法是出世法的无漏学,它与世间法的学理截然不同。在哲学原理上,佛学的共同核心命题就是“无我”,唯识学为佛学最圆满的理论形式,因而它也是从o无我”这个命题引申出来的。作为唯识学真理理论的三性哲学,它实质上也就是在阐释“无我…     

章太炎哲学思想内在矛盾的本体论原因——以“种子说”为中心

在章太炎的哲学理论中,唯识学的"种子说"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以唯识学的"种子"与康德的"十二范畴"、庄子的"成心"等概念进行格义,从而对其作了独具特色的阐发。继而,章太炎在唯识学的引导下,基本接受了佛教非本体的本体论立场。章太炎非本体的哲学资源(即唯识学)不可避免地与其本体追求之间产生了冲突,从而构成了其哲学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正是导致章太炎哲学"夭折"的深层原因。     

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弘扬北大核心CSSCI

北宗禅发展到明代,再次出现兴盛之势。北宗禅的重兴,一方面承继着“观心看净”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不断融摄相关思想来完善自身理论,其中唯识学便是明代北宗禅僧关注的重要思想。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关注,一方面表现在北宗禅僧与唯识学者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北宗禅僧如无迹正诲、了凡乘时等,其自身便是唯识学专家。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关注,既与明代佛教发展的大势相契,也与应对时代命题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冲击与责难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