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毛泽东对中国德治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以至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被称之为德化政治或伦理政治。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予历史总结的毛泽东,在道德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同样遵循了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他在继承中国德治传统的同时,又在探索着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在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新德治思想独具特色。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道德——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二十世纪上半叶,毛泽东引领的社会变革中诞生的新道德与新政治,二者紧密结合,形成了新德治,包括新道德、新人格、新风尚。新德治是对古典德治传统的一次革命,而对于新时期的政治文化和道德建设来说,它又是直接的历史前提条件,是应该加以梳理和承接的新传统。     

“以德化民”的德教传统与市场经济建设

“以德化民”的德教传统是我们民族的一笔丰厚的道德遗产,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重在研究这种“德治”、“教化”传统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弘扬德教传统,加强法治与德治、教化相结合,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文章着重从四个方面具体探讨了弘扬德教传统,强化道德教化及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措施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的现代阐释

德治理念确立于西周时期 ,在《尚书》中已有明确表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化。“德治”的观念依据是天命君权的神圣性与绝对性 ,其现实基础则是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宗法社会 ,而其贯彻的制度保证则是“礼乐刑政”相互辅成的互动机制。在“德治”理念的背后隐藏着王权的绝对性以及“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在政治地位以及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平等。但作为一种政治模式 ,“德治”充分强调了对于统治者本身之道德素质的本质要求 ,因此它仍蕴含着现代政治在现实性上趋于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比较与参照:中西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与道德意义

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德治与法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对治国方略的理论思考。传统治国方略的主流是儒家的德治,德治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德之人在位;二是在位者推行道德教化;三是实行利民惠民之政;四     

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

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政治思考的主要部分,自孔子以来就提出了德与政的一系列讨论,孔子以为政者的“自正”转变了西周春秋政治“政以正民”的方向,孟子则引入“他正”的“批评政治”,并被朱子继承。以美德政治为古代中国政治特色,就刻画传统中国政治而言是不充分的,必须同时强调批评政治,才能反映古代中国政治与传统的实际。儒家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观相接近,而与立宪主义有较大区别。     

中西方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治国模式或治国理念 ,中西方古已有之。只是由于积淀了太多的历史污垢 ,又值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组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忽略或放弃了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批判和文明传承。对人类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厚治国思想遗产进行比较甄别 ,是现代德治获得历史文化合理性支持的必要路径。本文拟从德治思想内涵、德治与法治关系、德治的文化差异等方面对中西方德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政治伦理：“以德治国”的本体定位

德治本体问题是对“以德治国”的形而上追问,我们必须时“政治伦理”作为德治的本体定位进行探究,才能为“以德治国”提供理论资源。     

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及影响述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德治思想为主要内容,而廉政思想,则是德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表达了对廉政的期盼并注意采取各种措施尤其是通过法律的手段约束官吏的行为,协调官民关系。尽管古代社会官吏贪污腐化、残害民生的事情屡有发生,但也不能否认,不少思想家、政治家为了争取民心     

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它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而且具有浓重的历史文化蕴涵。为深入学习这一重要思想 ,回顾一下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的思想学说 ,是很有裨益的。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早在二千多年前即产生了朴素的“缘法而治”的思想 ,而“德治”思想的产生还要早得多。生活在三千多年前的周公 (?～约前 10 95)即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为什么说法家的“法治”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儒家德治思想与德政方略 ,使得人们通常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 ,简单地把法治视为人治的天然对立物。然而 ,历史上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简单 ,法家主张的“法治” ,就不是人治的天然对立物 ,而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家的法治本意 ,是有“法治”而无“法制” ,是君王一人的“法治” ,而不是全社会的“法制”。     

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在当代社会 ,“德治”的作用日益彰显 ,而“德治”的重要内容就包含着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从政道德 ,也就是“官德”。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有其深刻的内涵 ,在新的历史时期 ,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诚信观和家庭观。     

法治与德治互动之社会机制引论

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必须把“法治”和“德治”的互动与结合具体落实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规范的机制创建之中。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互动的社会机制包括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这三个层面的机制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的互动过程之中。     

“五四”意义再评价

本文从“五四”与反传统、与文化激进主义、与后现代三个角度对“五四”意义作出新的评价。本文不同意文化保守主义把本世纪文化失序归罪于“五四”全盘反传统 ,不同意把“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等同于文革政治激进主义 ,更不同意后现代主义对“五四”精神的消解或解构 ,而认为“五四”精神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以德治国:路径·功能·框架

一、路径开新: 统治、治理、善治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演进形态作为现代德治的开新路径,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价值判断: 一是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对于德治的需要程度; 二是人们对于德治价值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三是德治本身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之于中国治理的满足程度。选择治理理论解读“以德治国”, 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法治分庭抗礼, 更不存在任何弱化法治权威的意味, 而只不过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现代治理的多元事实或者说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政治国家、民族地域作为一个实体, 其强大与否, 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轨的治理主体…     

指"误"者之误——《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谬误举隅

作为一篇以驳论为主的文章,本文对邓晓芒先生《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中存在的诸如承认“‘历史主义’原则”而在实际上却违背这一原则、沿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这一概念而对当前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加了解、对于批评对象的批评与批评对象的思想实际毫不相干、引用的材料与企图言论证的观点没有直接联系、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莫衷一是、曲解古典文本以至与自己的论断发生抵牾、将自己的独断心态强加于人等谬误进行了分析。从而认为,由于存在这些谬误,邓先生文章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的正确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