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与“无生”——以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

本文尝试以熊十力和章太炎的思想为中心,分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生生”论与“无生”论对峙的状况。首先勾勒了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指出在这种批评中已经透露出“无生”与“生生”两种观念之对立。以此为引子,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章太炎思想中的“无生”论和熊十力思想中的“生生”论的脉络,揭示了现代思想史上“无生”论和“生生”论所抵达的深度。最后探讨了两种思想对峙所处的时势条件,从而为当前思想语境中理解“生生”问题提供参照。     

俞琰丹道易学视域下之太极说

俞琰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和邵雍《先天图》,来阐发其丹道易学核心理论——身中之易的思想。其将《易》中太极演化之道引入人体丹道修炼中,提出丹道修炼亦有此道,赋予了太极新的内涵,认为丹道太极生化演绎之进程即人体丹道修炼之进程。     

“真如”与“生生”——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及其思考

真如与生生分别代表了梁漱溟思想中儒佛两家的本体。以梁漱溟早期与后期的不同著述为研究线索,可以清晰地探知真如与生生这两个本体之间关系的演进轨迹。在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中,梁漱溟以生为儒家道体,无生为佛教特色,真如与生生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在以《人心与人生》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中,梁漱溟一方面开始强调真如本体的心体与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将生生之体视为人心可以自觉的必要条件,这样,人心、心体的自觉就成了儒佛两家本体的汇通点,真如与生生的关系转而呈现出融合的姿态。明晰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有助于在儒与佛、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讨论框架下,为梁漱溟研究提供更多的问题增长点,更可以为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归宿的探讨提供启示。     

儒家生生伦理学何以为“生生”

儒家生生伦理学以“生生”为核心,理由有三：一是它对道德本体进行了新的诠释,将时间和空间因素加入其中,打破了道德本体一成不变的传统观点,此为“道德本体之生生”。二是它以三分法为基础,将通常所说的道德本体析分为仁性和智性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互动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始终在路上,此为“道德过程之生生”。三是它重新考察了天人关系,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再讲天给人以道德,而是讲人给天以道德,天与人的交互关系有了全新的面貌,此为“天人关系之生生”。这些变化意义深远,预示着儒学思想范式很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中的诠释

朱子在《易学启蒙》中曾引用邵雍“心为太极”之说。此说与朱子学的固有观念似乎相矛盾。但“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的框架内至少曾出现如下三种理解:朱子本人以“心”为易图的中心方位来解释“太极虚中之象”的“环中说”;在朱子后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禀赋说;现代学者所揭示出的“境界说”。三种说法并不矛盾,“环中说”背后所体现的是“太极不离阴阳”的活动性原则,它与“禀赋说”所代表的实体性原则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就是“境界说”。此外,“心为太极”还有一层工夫的含义,对于提示学者在自家身上体贴太极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弼“太极”说片论

<正> 学术界对王弼贵“无”论哲学的研究,往往比较注重他对《老子》“道”根的改造,相对忽略了他对《周易》“太极”思想的发挥,而后者对其玄学体系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剖析王弼的“太极”观,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这位玄学奠基人宇宙哲学的内在结构以及在中国本体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跨文化视域下的林语堂“性灵说”

性灵说是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却曾在中国遭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因素造成的。在跨文化视域下重新加以审视可知,这一思想虽然受到西方某些文艺理论的激发,但主要建基于对中国本土文论的继承与发展,不但推动了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转换与传播,而且还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通与创新。     

罗钦顺的易学思想——以《太极述》为中心

罗钦顺认为《周易》的宗旨就在于"穷理尽性"。《太极述》是罗钦顺在易学上的一个创造,其中讲述了太极之义、太极之全体、太极之妙用,及人物之性、圣学体用之全等问题,建构了一个宇宙万物及人生性命的演化的总过程。     

论韩国儒学史上的“无极太极”之辩——以李彦迪的“无极太极”论为中心

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学术论辩有"无极太极"之辩、"四端七情理气"之辩、"四七人心道心"之辩、"人物性同异"之辩(湖洛论争)以及"心说"论争等。这些围绕不同的主题而依次展开的学术论争不仅促进了韩国儒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韩国儒学独特理论风格的形成。从韩国儒学各个发展阶段所发生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争辩中,可以发现韩国儒者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     

钱穆解读老庄思想的“思想线索”

作为其研究老子、庄子思想的基本方法,钱穆所谓的"思想线索"是奠基在学术思想史的演变历程之上,通过考证《庄子》《老子》与其它古籍关于一些专门术语的用法,最终判断《庄子》与《老子》前后关系以及二者在思想上的差异。在解读《老子》《庄子》的过程中,钱穆的"思想线索"推崇博综会通、考据与义理并重的治学路径,但其结论却并未跳出儒家的旧说。     

张栻“太极”即“性”说辨析

太极即性是张栻哲学的重要特点,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学说中是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而张栻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可以从三个角度上理解: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而张栻提出此命题并介绍给朱熹,应当在乾道三年朱熹会张栻于长沙之前。     

从“万物皆备于我”到“反身而诚”——以孟子“诚”的思想为线索

以往从神秘经验或理性认知的角度理解《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都不是孟子的本义。从孟子思想的一贯思路来看,万物皆备于我是说万物之成为万物的根据、亦即使人伦事物成为人伦事物的德行,具足于我的性分之内,若能反身向内思求、体认四端之心而存养之、扩充之,以至于其究竟的实现,便是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作为孟子性善论的一种确认方式,是思想的前提;反身而诚作为孟子成德之学的一种表述方式,是工夫的道路。从思想的前提到工夫的道路一以贯之,并无半点神秘因素。     

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蛇蝎美人”——以《日落大道》为例

一直以来,蛇蝎美人都被视为构建黑色电影类型特征的重要元素。她们美貌却危险,将电影中的男性引入罪恶的深渊。蛇蝎美人形象的出现是一种女性表现手法的进步,其折射出了战后美国的时代征候与社会现实。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深入分析《日落大道》中女主角的精神状态,以让我们对经典黑色电影中蛇蝎美人的疯狂反常与自我毁灭等扭曲人格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进而认识到对丑恶人性的揭示。对人类原始欲望与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进行探讨是黑色电影美学诉求的重要构成部分。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亲亲互隐”——以先秦儒、法思想为考察中心

先秦政治哲学的完备性结构不是"个体—公民社会—国家"三重域,而是"身—家—国—天下"四重域;这一四重域式的完备性结构实乃先秦诸子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观念前提。与儒家强调四重域的连续性、一贯性不同,法家将四重域通约为"身—国"二维结构,且以国这一维度为终极目的。在法家思想中,"家"并不具备独立的伦理道德属性,而仅仅具有被整合重塑的工具性地位。反对"亲亲互隐"的法家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君国的利益。在儒家所强调的四重域的连续体下,"家"不仅是德性主体(身)自我确证的第一场域,更是政治秩序和谐与稳定的基源所在。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互隐",在道德与法律的张力之下,实现了道德的可能性与法律的正义性之间的两全。线性地认为"亲亲互隐"危害社会正义,从而强制性普遍规定"大义灭亲"的做法,最终只能是反讽与悖谬地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进而在实际社会效应上妨碍社会正义。     

朱子文献中的“太极说”所指考论

在朱子的文献中,"太极说"一词的使用较为含混,其具体所指有四:其一,是指朱子自己所作的《太极解义》;其二,是指《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中所收录的《太极说》一文;其三,是指张栻所作的《太极图说解义》;其四,是指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此外,在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人与朱子之间的书信中,也有把他们对于周敦颐作品的注释之作笼统称为"太极说"或是"太极解"的例子。我们认为,朱子等人对于"太极说"的这种含混用法,只是一种"方便之举",而他们后来在刊刻其相关的著作时,则又为其取了不同的名称,以示区别。     

“法天”以“利人”，“修身”以“为义”——墨家天人关系视域下的伦理思考

墨家的伦理学常被概括为功效主义,但其背后的哲学谱系非常多维与丰富。墨家如儒家、道家一样是在天人关系论中展开其伦理思考的,不过墨家的天人论是一种天对人监察与赏罚而人只能效法天的比较“强硬”的天人观。在这样一种天人观影响下,墨家一方面与儒家一样认为人禽之间有根本性差异,但墨家所认可的人禽之别在于人有“力”（勉力而为）;另一方面墨家不像儒家那样重视人性论、心性论,而认为以“所染”来理解人性即可。这样一种对人的理解虽然更强调人应“被动”地效法天,但仍旧需要言行合一、学以成智、明义以成德等个人修养来既实现对天志、鬼神之真理智慧的认知,又将这些真理智慧——墨家的“十大主张”——实践于现实。     

美善“分别说”视域下的英雄世界——牟宗三的立场

牟宗三关于英雄的见解内蕴着现代新儒家的独特视角。他对英雄的审视,在其美善"分别说"的致思格局之中可得到准确衡量。他对"美"作了富有东方智慧的阐说,并结合其人性论,将英雄的生命及其实践领域视作艺术性的,成立了一种英雄人格的审美。他视刘邦为英雄典型,对理想的英雄作了精彩的美学品鉴。此外,他还以"内圣"为衡定标准,在儒家传统与时代吁求"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之间判明了英雄的价值层级,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对英雄生命的恰当理解和积极转化。     

韩国儒学史上“无极太极”论辩——以李彦迪和曹汉辅为中心

韩国朝鲜时期(1392-1910),是儒学非常兴盛的时代,五百年间,名儒辈出。此间有过几次关于儒学理论的大辩论,"无极太极"之辩就是这时期性理学史上第一次论辩。这次论辩从本体及工夫两个方面,对"无极太极"应如何规定,及如何方能体会、掌握之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辩论,突显了韩国性理学的特色。它对后来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历史语境下的“学”与“修”关系初探——以斯里兰卡佛教为例

斯里兰卡作为最早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一向自诩最忠实地保持了佛陀的原始教义。早期佛教重视禅修,其他南传佛教国家如缅甸、泰国都比较多地保持了重修的传统,然而在斯里兰卡佛教的历史发展中,却一再出现学重于修,学盛于修的情况。本文旨在历史框架下探讨兰卡佛教学修关系的变化之因。     

公孙龙子《名实论》新诠——以“物”概念为线索

《名实论》中,公孙龙以"物"和"实"为阐述其思想的初始概念,强调对"具体可感之物的实"的认知和推断必须满足"位其所位"的要求。这一"名实论"和庄子、荀子及墨家学派的皆有不同,具有非常独特的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