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案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历程、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精神层面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直言之,现代中国哲学诞生于“承认的斗争”,诞生于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怀疑论阶段,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超越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阶段,但仍不免在苦恼意识中挣扎。中国文化要真正克服苦恼意识,必须直面西方文化的理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诠释方案是极有价值的。     

评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

近年,随着文化讨论的深入和拓展,随着传统与现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问题的凸现,人们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主张,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返本开新”既是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又是其解决古今,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接融汇问题的理念和方法,因而为其信守不渝并努力实践。而要解开现代新儒家何以要“返本开新”的文化情结,便须把握其文化精神价值论,进而透视其文化重构观。而这样,又须从其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

有人认为,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这种说法的确很有道理。这一时期,传统哲学、西洋哲学及新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新哲学”,在其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激烈之程度,变化之迅速以及观点之纷繁,实属罕见。要写好这段哲学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中国现代哲学史》(许全兴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积累了大量     

现代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

如何协调好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是现代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热门课题,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重心之一。个人与社会应相互协调,这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事实上,个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带有普遍性与永恒性,中西古今概莫能外。现代新儒家认为,这种个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一种“内在紧张”,人文科学尤其哲学、文化学的使命就是尽可能缓和乃至消除这种紧张。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家则倾向于认为,这种个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在实质上反映了一定文化模式中的“角色混同”,人文科学尤其文化人类学的…     

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概念因为现代文明的消极反思而紧密关联,古代性、现代性和当代性三个范畴则分别对应于三个时代的积极描述。有别于笛卡尔哲学所代表的早期现代"普遍精神"和梅洛-庞蒂哲学所代表的后期现代"个体精神",福柯哲学集中展示了当代哲学、尤其是当代法国哲学为我们所描述的"精神失落"这一"时代精神"。在围绕现代与古典之区分而展开的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福柯哲学正面描述了当代文化的"现时性"和"物质性"维度,现代与传统之分的当代转化或者说现代性与古代性之别的当代性变迁由此获得了完美的表达。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重思钱穆与张君劢中国古代政制之辩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钱穆以重述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历史的方式为中国古代政制“非专制”辩护，主张新制构建应根植本民族的政治传统，秉承因时损益的政治发展态度，保持对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敏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张君劢则以儒者兼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强调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专制”,新制的建立需要站在中国自身的实际立场，结合中西制度优势，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实现立宪民主。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古今之分中构建新制的正确态度。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 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1 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领域,有的学者将中西哲学的基本精神分别概括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并以此来表征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已成定论,并且经常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尤其是看到西方某些思想家针对科技社会的诸多异化现象而表现出对东方文明所谓“天人合一”境界的浓厚兴趣,并以之为人与自然和诣的典范,立即感到欢欣鼓舞,似乎不仅为这种中西哲学差异论找到了最好的旁证,而且证明东方文明实优于西方文明,甚至认为东方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唯一出路和归宿,这种由妄自菲薄一变而为妄自尊大的偏狭心态无疑与对中西哲学之差异的误解有关。因此,对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说进行一番考查和清算,已成为比较研究的紧迫工作。     

“哲学理论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专题论坛”在厦门举办

由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福建省哲学学会、厦门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哲学理论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专题论坛”于2005年12月2日至4日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詹石窗教授以“构建和谐社会与哲学理论创新”为题,全面阐述了和谐发展的科学文化观。他强调,当今构建和谐社会,非常需要对传统哲学文化进行新解释,发掘真精神。郑又贤教授着重阐述了理念协调机制引发下的和谐社会的新思考。郑镇教授探寻契约精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郭金彬教授提出了状态和谐的理论与实践的独特的见解。他就状态和谐进行了深入探讨。杨楹教授对现代政治的伦理内蕴“宽容…     

现代虚无主义及其超越——施特劳斯与马克思的互文式对话

在对现代文明的本质和面相的反思上,施特劳斯的解读迥异于马克思。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文明的危机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就是现代虚无主义,而马克思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继承者,同样从属于现代虚无主义的谱系。施特劳斯对马克思的诘难尤为集中地体现在“自由”这一概念上。施特劳斯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早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范畴,把现代文明的症结回溯到资本主义固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并由此强调只有在推翻旧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人的自由,才能克服虚无主义。在如何应对虚无主义这一重大课题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把希望寄托在“重新追问存在”的全新思路上。《资本论》由于澄清了“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从根本上超越了现代虚无主义。施特劳斯误读了马克思克服虚无主义的思路,所以大大低估了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性质及其当代价值。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实践:从主体性到社会性

一如果把目前的实践解释模式大体上分为主体性模式、混沌未分的生活世界模式以及政治哲学的模式等 ,那么 ,影响最大、最为著名的就是主体性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就备受推崇。反观其中的内在缺陷是当代实践观批判性重建的开始。本文即立意于批判地扼要审查这种解释模式。在近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视域内 ,主体性的内在潜质是理性 ,理性的依存体则是个体化的人 ,理性的威力和成果主要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式凝结在生产力之中。在这个意义上 ,实践的主体性观察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就是个体性维度和生产力维度。一方面 ,…     

解释与超越: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化的新路径——读李承贵教授《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

正近一个半多世纪持续进行的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程,生发出对整个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释的诉求。同以往不同,这次处于古今之争漩涡中的解释活动又受到中西之争的影响,古今中西之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次解释学的实践。李承贵教授新著《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收集了作者2000年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分析论述了古今中西之争中众多思想家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现代阐释的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解释学原则和方法的精辟见     

对法国“新哲学”的批判

在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使西方产生了五花八门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们企图对历史的进程和一些战后世界特有的新现象作出分析。这类理论照例是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其作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抱着明显的否定态度。不久前在法国出现的所谓新哲学,就属于这类理论。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在这种“新哲学”里并没有任何新东西,它既没有解决也没有提出任何哲学问题。因此,“新哲学”的称号是自命的,是凭空虚构的。但是这种哲学在意识形态上负有一定的任务。大量的资产阶级宣传工具利用它的反马克思主义、反苏、反共的趋向性,这不是偶然的。“新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     

"本原之前的本原"——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的"精神"以及德里达的解构

海德格尔在其后期哲学中区分了作为dasGeistige的精神和作为dasGeistliche的精神：前者指柏拉图一基督教式的形而上学的或存在一神学的精神,后者指非形而上学的、去基督教化了的精神。海氏把后一种意义上的精神解释为火焰之燃烧、道路之开辟,认为它先于柏拉图-基督教的精神,并使后者得以可能。它是海氏要返回去的前-本原的本原。但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要回到的这种精神仍是基督教的真理。德里达把海德格尔的精神再次基督教化。但德里达也许并没有看到,海德格尔后期对于精神的思考已经引入了某种新的东西,某种不可以再基督教化的东西,那就是关于“道路”或道路之开辟的思想。总之,本文包含了三个针对“精神”的反思,即海德格尔对于传统西方之精神本质的反思,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反思的反思,以及此文作者对于德里达的反思的反思。     

存在之例外与无限之发生——论列维纳斯后期哲学中的主体性

与现代哲学中各式各样反主体性和解构主体性的流行做法不同,列维纳斯以保卫主体性为其哲学宗旨。但列维纳斯所保卫的主体性既不是作为存在之环节,因而可以还原为存在的主体性,也不是自身被视为原则、根据、本原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别样的主体性。在列维纳斯哲学后期,这种主体性一方面被视为“存在的例外”,体现在我对他人的说、感受、切近与替代之中;另一方面是对无限的见证,是无限由之发生的方式。如果我们把列维纳斯所说的“主体性”视为中国哲学中“心性”的对应物,而把“存在”或“无限”视为中国哲学中“道体”的对应物,那么列维纳斯这里主体性与存在以及主体性与无限的这两种不同关系,正可视为“心性与道体”在西方哲学中的两种可能。     

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

在当代西方哲学面临从意识哲学向后意识的身体哲学的理论转型之际,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契机。一种对中西传统哲学的深入比较将使我们发现,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坚持一种“反思”的取向,不如说是坚持一种“反身”的取向;与其说是具有一种“祛性”的特征,不如说是具有一种“尊性”的特征;与其说是以“还原论”为其原则,不如说是以“系谱学”为其原则。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传统哲学在其理论范式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而非意识性哲学。故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古人不仅坚持“即身而道在”把身体提升到“道”的高度,而且还使该“身道”一以贯之地贯彻在诸如宇宙论、伦理学以及宗教观等中国古代的理论之中,使之成为通向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真正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