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人谱》:圣贤人格的证成

刘宗周(1578—1645年),字起东,号念台,因讲学于浙东山阴县城北的蕺山,学者尊其为蕺山先生。作为晚明心学的殿军,蕺山的思想宗旨是在心学旧基上重新架设一个刚刻严毅的人学价值体系,藉此矫正阳明后学过于强调“良知现成”而轻忽理性限制和实修工夫之理论偏颇。在工夫论上,蕺山早年言主静,中年言慎独,晚年归本于诚意,其间对工夫论的体认与实践层层递进,步步归密。在晚年主讲证人书院期间,著《人谱》,极言实修实证的“证人”工夫,以证成圣贤人格。如今市场经济时代,物欲泛滥、道德价值疲软、理想人格缺席,此时重温《人谱》,如能批判继承,仍不乏…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论刘蕺山对朱子学的继承、批评与会通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蕺山学定位为阳明后学。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因而蕺山学与朱子学的关系往往被学者所忽视。其实刘蕺山对朱子学理解极深,并深刻认识到朱子学的利弊两面。蕺山的慎独诚意论、格物说、敬论等,都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说。同时,他对朱子学也有严厉的批评:朱子认为本体自身圆满,本体上无需着力也不可着力;蕺山则认为工夫须直接在本体上做,否则将流于细枝末节。因而,蕺山发展"意"作为本体,以实现本体上的工夫,进而解决他认为朱子学"惨刻而不情"和学说支离二分的问题。     

心体的重建与理学的终结--兼论蕺山学逻辑向度与历史向度的离异

蕺山学术之最得力处,是在心体中充分凸现“性体”的本质意义。此种性格与阳明学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更用力于德性本体之实证,在心性关系中关注的重心在性体的客观超越义和道德意志的定向性;二是更加强调实修实证的功夫论,向意根极微处用力。生当晚明,蕺山对自由表达的权力毫不理解,相反,积极倡导“证人”之学,将已狂驰于现实世界的人心重新收束于理性圣殿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隔膜和理性的误导。阳明“良知”教经蕺山的批判修正虽由显归密,而心学自裁自决的自由精神却在其慎独之学中丧失锋芒。这同样表明蕺山思想于时代精神的滞后。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     

从良知之辨看蕺山之学的义理建构

蕺山论学,规模宏阔,体广而义深。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正是透过精致的文献阐释,宗周无处不展现其教化关怀和治道理想。刘宗周是继朱熹之后,能够从经典文献的精到阐释中,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第一人,不愧为宋明理学的“殿军”。     

刘蕺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

心学发展到明代晚期已产生诸多流弊,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不能落实到实处。刘蕺山批评王阳明"四句教"与王畿"四无说",并提出自己的"四句教",强调心体只是个"有善而无恶"。然而在其晚年重要著作《人谱》中却明确地提出并详细地阐发了心体"无善无恶"的思想,作为其心性理论的基础,此与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提法无异。故本文从"无善无恶"之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层面来解析蕺山对于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蕺山学说在思想史上做出了承先启后的重大贡献,对明清实学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晚年工夫论中的致知与诚意

致良知宗旨的提出标志着致良知或致知获得了在阳明工夫论中的首出地位。致知即是依循良知以好善恶恶。良知本体在为工夫提供明确准则的同时,也直接提供了充分的动力。由此,工夫变得不仅可靠,而且简易,这是阳明将致知提至首出地位的主要原因。不过,阳明并未放弃诚意的首出地位,只是诚意在他中晚年工夫论中发挥着不同作用。诚意的含义是努力使发自本体的好善恶恶之念充实于意念,阳明中年工夫论主要以此克服支离而保证工夫的切要,其晚年工夫论则以此督促学者真切用功,从而纠正学者出于工夫简易而不信良知或轻忽怠惰的倾向。事实上,致知和诚意均包含好善恶恶这一良知工夫的核心意涵,只不过两者侧重有所不同。致知突出了工夫具有本体指引和推动这一面向,诚意突出的则是意念专一与自我驱动的面向,正是后者促成学者落实致知工夫。也正因为致知和诚意只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同一工夫的内涵,故两者同具首出地位这一点并不构成矛盾。     

佛教视域下的阳明心学——以太虚为中心

太虚高度评价阳明心学,其原因在于:阳明心学在工夫论和整体风格上都近于禅宗;有事功之能,能有益于当时社会;为儒家之正宗,可作为文化统合枢纽构建新的中国哲学。太虚针对“致良知”与“是非之心”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良知”作为本体无法被加以“致”之工夫;“是非之心”既作为“良知”本体又作为心理功能具有逻辑困难,其必然正确性不具有充分保证,其素朴定义——“好恶”也不具备普遍性。太虚又尝试以唯识学会通、诠释“良知”与“四句教法”,以慧心所、信心所解释“是非之心”“良知”,以八识分别解说“四句教法”,其中不乏闪光之处。     

“致知”与“诚意”之间——刘蕺山论《大学》主旨及对王阳明的批判

王阳明对《大学》主旨的理解,经历了由"诚意"到"致良知"的变化。刘蕺山则认为《大学》主旨乃"诚意",并对阳明的良知学说进行了批判,不过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亦有所维护。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与刘蕺山的"意根""诚意",并不如黄宗羲所讲两者无甚分别,亦不如牟宗三所言两者"地位及层次皆相等":"良知"相较于"意根"来说,更为浑融宽阔;"诚意"则是针对"致良知"所未加以突出强调的葆任源头处的洁静精微而发。     

试论春日潜庵对蕺山思想的接受北大核心

18、19世纪,随着阳明学风行日本,蕺山之学在日本也得到广泛传播,被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文人所认识接受。江户后期的下层贵族春日潜庵是较早推崇蕺山的阳明学者,他接受了蕺山的慎独说,较为深入地理解“独体”之内涵。其次,他对蕺山“意”的阐发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认同“意为心之所存”而非“心之所发”,要在心之所存的“意”根处用功。并且,春日潜庵能够区分意念之别,重视刘蕺山“念”的内涵。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春日潜庵深受刘蕺山晚年绝食殉国的节义行为影响,在日用慎独之功、时刻内省的同时积极参加幕末政治改革运动,推动了日本幕末到近代时局的变化。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程朱王刘之辨是明末清初学人论学的一大节目,黄宗羲作为心学主将之一,也参与其中。宗羲程朱王刘之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以阐发蕺山之学为主要目的:会通王刘,借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黄宗羲此论,虽在借古人之说以申己义,却也遮蔽了其师的甘泉渊源,使蕺山晚年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持志以定心——王船山的“正心教”及其定位

船山提出"正心之学不讲久矣",明确主张以"先正其心"为圣学提纲之要;以志解心,持志以定心,提出学者当"以大心正志为本",着重阐发了"志"作为本体与工夫的双重意蕴。在《大学》系统,尤其是"心意之辨"的分疏中,船山厘清了"正心"的内涵及其主宰下的工夫脉络。船山构建出"正心"作为工夫节目的独特意义以及以之基础的理论系统。从朱子"格物教"、阳明"良知教"、蕺山"诚意教"进一步转进到船山"正心教",再次印证了《大学》对宋明理学范式转换的型塑作用,体现了理学心性论内在接续与转进的新形态。     

北方王门后学孟秋之良知学发微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孟秋主张现成良知之说,故工夫上简而不烦。依照阳明学的内在理路,梨洲此说甚确。然就其学说的整体而言,孟秋不仅学宗阳明,且回溯孔孟周程,提出了以"志仁"、"求仁"为宗旨而收摄良知之学于其内的独得之见。基于此种见解,本文对孟秋以成圣为目标的诸说展开分析,并着重对以此目标为导向而展开的含摄良知学于其中的本体和工夫论展开讨论,分析其良知学在体用一源的架构统摄下的丰富义理内蕴和工夫面相,以见其对阳明之良知说的继承和发展。     

道德理性本体的重建──蕺山哲学论纲

刘宗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因讲学子山阴城北之蕺山,自称蕺山长,学者尊其为蕺山先生。作为理学名臣,蕺山一生尚忠直,严操守,重气节,“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子刘子行状》,《刘子全书》卷三十九。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及《全书》卷次）蕺山生当朱学式微、王学异变的晚明之季,以重建德性本体,复兴孔孟道统为职志。其学以理气生生为形上依托,以心性圆融为内圣根据,以慎独诚意为证人工夫。心、理冥合为一,性、天上下贯通,以本体提领工夫,以工夫实证本体,其学术性格既不同于朱子,也有别…     

阳明之教法与王学之裂变

王阳明作为一个政治家 ,具有洞察现世的慧眼和感触人生的悟性 ,所以其思想会随着社会环境、政治氛围及个人生活经历的改变而改变。作为教育家 ,他又具有因材施教 ,“随人分限所及” ,“因病立方 ,时时权实互用”的特点 ,因而使得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学术旨趣 ,针对不同对象也会有不同的教法。阳明学说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就是对心本体深化与把握的过程 ,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对致良知工夫的具体选择过程。如果说从天理到良知主要反映了阳明心本体内涵的演化 ,而从诚意到致知主要反映了其对心之本体工夫认识层面的深化 ,那么对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儒学诸工夫的具体选择过程 ,则不仅反映了阳明工夫论的兼容性和包融性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阳明思想从早期的偏一到晚期的浑一的演变发展过程。尽管他也有过“教人为学 ,不可执一偏”的教导 ,但实际上他在教法上往往有所偏重 ,时而互为所用 ,时而只讲一面。所以其门下各执一端 ,以至意见掺和 ,喜为高论 ,分歧日显 ,趋至崩裂。     

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

“念”是王龙溪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基于“本念”与“欲念”、“正念”与“邪念”的区分 ,龙溪晚年反复强调的一念工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当“念”作为本念与正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基本上相当于心体立根的先天正心之学 ,这时作为良知心体直接发动之端倪与萌芽的“一念之微” ,龙溪又称之为“几”,一念工夫于是相应展开为“知几”、“庶几”与“审几”的工夫 ;当“念”作为欲念与邪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相当于后天的诚意工夫。但由于“念”构成意的最小单位和瞬时状态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诚意工夫 ,用力于一念之微的诚意工夫又更为深邃绵密。因此 ,作为一体两套的完整的致良知工夫论 ,龙溪的一念工夫不仅在自己的思想系统内统合了用力于良知心体的先天正心工夫和用力于经验意识的后天诚意工夫 ,更使王阳明以诚意为中心的致良知工夫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王门后学罗念庵思想辨正

本文在讨论以往学界观点的同时对念庵之学进行了重新考量:一、念庵之学的学派归属。通过念庵与朱子学、濂洛之学的关系,其自身及中晚明学者的学派认同,念庵晚年拒称阳明门人事件等方面分析,判念庵之学为致良知教分化背景中诸多渐修进路中之一途。二、念庵之学的特点和思想意义。念庵之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特色,“体悟(悟、见性)——言说(立言)——工夫(入道)”之关系链表明其学呈现为一个以行论解、动态发展、对阳明学由不相应到不断深化诠释的历程。念庵严辨理欲混淆的问题感以及对致知工夫的重视,指示出“复心体之同然”需要一个艰苦的自我转化历程,其收摄保聚说对于完善致良知之工夫论、补救王学被误用而致的流弊有着积极的意义。     

主体性的自我澄明:论王阳明“致良知”说

本文简要论述王阳明“致良知”说作为生存论的基本内涵。王阳明将《大学》“致知”之说阐释为“致良知”,同时也就将朱熹藉此所建构的知识世界转换为主体的生存世界。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在个体的经验生存中的可能“隔断”,成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起点;要求去除“隔断”而实现良知于经验生存中的通体贯彻,成为“致良知”的核心要义;“诚意”则是消除“隔断”而确保心体之真实体现的切要工夫。作者因此而鉴别出“致良知”的二重维度。“良知”即是“中体”,即是“未发之中”,故“致良知”即是“致中和”。“中”的实现,即是事物实在之真实情状的还原,即是真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