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的权变方法论及其实践价值

高拱的权变方法论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通过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和宋儒的“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阐发了他的“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哟经权观。其二,全面阐述了经权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从而建构起权变理论框架。其三,从时空上论证了权变方法的必要性和普适性,提出“合之圆”和“会之通”的命题,深化和发展了权变方法论的内涵。其四,深刻论述了行权要“合道”、“当则”、“适中”,概括了权变方法论的原则和规律。最后,高拱的权变方法论思想是为他的“事以位异,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基础的,由此体现其权变方法论的实践价值。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经权”观念检视

“经常”与“权变”(简称为“经权”)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价值观念 ,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实践智慧。经权思想最早是在春秋时期明确提出的,在孔子和孟子那里 ,它成为一种受到重视的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的“权变”观念及其实践运用存在着三个明 显的问题:“经常”多而杂,无法实现基本的坚执；“经常”所体现的是王权统治的需要, 而非民众的意志；无“权变”之定规,掌控者有近乎无限的自由裁量空间。构建中国当代价 值观需要更新传统重“权”轻“经”的“经权”观念,在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普 遍增强国民的规范意识、法制意识和自律意识。     

试析《淮南子》关于“权”的思想

《淮南子》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直接引用了孔子论“权”之言,并使其与探究治道之旨相合,将“权”列为圣人治国理民之要术,强调统治者应当具备权衡意识,掌握权变方法。其书阐论了“权衡人事”的立场与方法,表明了对“圣人行权”的设计与期待。     

“教者必以正”浅议

孟子在《离娄》上篇提出了一个“教者必以正”的命题。我认为这个提法很正确也很重要。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古代教育家都很注重“教者必以正”。《学记》篇强调教者正才能正人,认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者不正,是不可能对学生做好“长善、救失”教育工作的。荀子也认为教者正的作用是巨大的。他说:“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在他看来,教师的道德品格,知识才能等“师法”是影响学生品德形成和一生行为非     

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的分析

正如在西方一样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他者”意识。根据这种意识 ,他人乃是一种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这是“你—我”这种本真的、健康的存在状态的异化。这种他者意识首先是与关于自我所属族类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因而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与其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 :异族的存在规定着本族的存在 ,进而族类的存在规定着自我的存在。于是 ,本真的自我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种他者意识渗透于汉语全套人称代词“他”、“你”、“我”中 :如果说“他”是“缺席的他者” ,“你”是“在场的他者” ,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外在的他者” ,那么“我”就只是一种“内在的他者”。     

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尊情·厚生·守贞——明清世情小说“行权”的文化阐释

经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世情小说有不少情节涉及到行权,其中最典型的模式是易装和改嫁。行权故事及言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是强调情,重视情在婚姻中的作用;二是对生命的珍视,以生命为至上、以孝道为先、以后嗣为大;三是新型的贞节观。世情小说中的行权所体现的人本思想,与明清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     

论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

“人际宽恕”乃是过错行为的受伤害者对过错方的一种原宥行为。德里达提出“唯有宽恕不可宽恕者方为宽恕”。该主张从当事人双方的相互行为后撤,强调受害者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赠予”性宽恕。但这种主张却忽视了过错方视角以及与之相应的宽恕的“挣得”性特征。思考“不可宽恕者”这种特殊形式的“人际宽恕”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双方选择上的开放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受害者的“体验之秘密”。为此,我们借助道德心理学分析,趋近对“不可宽恕者”的性质与面貌的同情性理解与准确的呈示,避免像德里达那样简单地回避或转移问题。     

自我与他者

引语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性品德”是与人的精神素质相关的品德。在各种品德之中,伦理上优秀、并与城邦生活相关而又最具概括性的品德,可以说就是“正义”和“友爱”。 完全的正义仍然需要友爱,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完全的友爱索性是不需要正义的。所以说,从伦理学的原型上来看,可以认为友爱是最基本的品德。“对一个善的人来说,和朋友的关系就等于和自身的关系。因为友人就是另一个自我”(《尼各马科伦理学》1170b5-7)。这种友爱方式,也就是说自我与他人为同等主体的关系方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应当置之于城邦生活的最基础部位的。这是“与他人同生者”的最基本的伦理性品德。     

决策过程中的建议采纳

建议采纳是指决策者参考他人建议并形成最终决策的过程。在过去的20年中,建议采纳研究集中探讨了三方面问题：（1）评判者多大程度上采纳了他人建议;（2）他人建议对决策质量的提升作用;（3）建议者和评判者在决策中的信心。本文首先介绍了建议采纳研究的实验范式,并从测量方法和研究成果两方面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回顾。未来的研究应注意丰富“建议”的外延、关注“建议者”角色、拓展决策任务、并探讨情绪在建议采纳过程中的作用。     

日常情境中前瞻记忆失败事件的归因

通过调查得到个体对日常情境中前瞻记忆失败的6种归因,在此基础上,编制12个日常生活中前瞻记忆失败的情境故事,让124名大学生被试进行归因,以确定事件重要性、人际关系和过错者身份对日常情境中前瞻记忆失败归因的影响。结果表明,被试对不重要事件的前瞻记忆失败归因为“主观无意”,重要事件归因为“主观故意”;在对事件后果和过错者人品判断时具有“对己严格”和“对人宽容”的归因特点;对包含亲子关系的前瞻记忆失败者进行责任较轻的归因与后果判断,在重要事件情境中,对包含朋友关系的前瞻记忆失败者进行责任较重的归因与后果判断。     

西医——中医挥之不去的他者

中西医的论证是医学哲学与医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后现代哲学可以为理解两种医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运用后现代哲学中的“他者”观念回顾了中西医之间张力的演变,指出在整个过程中“中医”未能摆脱“西医”作为“他者”的注视。并从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这种张力的未来进行展望。     

孟子的权变伦理思想评析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有着较为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同时又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 这一点在孟子的伦理思想中得以凸显。孟子一方面承袭和发展了孔子“仁学”伦理思想体系, 另一方面又对如何实现儒家伦理目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权变”范畴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孟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权变”既是实现其理想人格的方法, 也是其达到从道义世界向现实生活转换的必要环节。一“权变”一词, 从词义讲, 就是灵活、变通。孟子把“权”的概念引入其伦理思想中, 是从更为宽泛的角度论证了其“仁义”道德的实现途径, 进而诠释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具…     

传神者必以形

写人。最难的是让人物活起来。“活”者,神彩飞动,跃跃欲出之谓也。有些文章中的人物,只见其形体,而不觉其神韵,这样的人只能算做“偶人”,不能算作“活人”。但是,人非幽灵,人总是要以其形体显示自己的现实存在的。人物的“活”气,即神韵,必须通过“形”才能表现出来。作者描绘人物,也万不能离开“形”。这就是明人唐志契《绘事微言》中所说的“传神者必以形”。“神”因“形”而得传,传神之“形”系指人物的独特之处。文章要抓住人物的特点,而显示其神韵。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     

“实践”与“物质”是不同层次和系列的范畴

“实践”和“物质”是两个不同层次和系列的范畴,不应把它们等同或并列起来。就“物质”来说,它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指的是世界万物的共同本质。我们把千差万别的世界万物加以高度抽象和概括,抓住了它们的“客观实在”这一共同本质,统称之为“物质”。这里的“物质”范畴的外延,是包括人的实践活动所能干预的地球上的各种客观物体,也包括宇宙中其它的各种物质形态。在人类实践所及的属人世界里,物质客体都打上了实践的印记。它们是自然的产物,又是实践的产物;既包含客观因素,又包含人类主观的因素。然而就其物质客体来说,它们的最高本质也是客观实在。就“实践”来说,从认识论角度上看,     

孔子与瞽者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见齐衰、瞽者 ,虽童子必变。”这一记载本之《论语》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 ,见之 ,虽少必作 ;过之必趋。”(《论语·子罕》)“(孔子 )见齐衰者 ,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 ,虽亵必以貌。”(《论语·乡党》)何谓“瞽” ?为什么孔子特别尊敬“瞽者” ?《论语》郑笺云 :“无目眸谓之‘瞽’ ,有目无眸子谓之‘瞍’ ,有目眸而无见谓之‘蒙’。”“蒙”、“瞽”、“瞍”统称为“瞽” ,即今所谓盲人。注疏曰 :“齐衰者 ,穿着孝服的人 ;冕衣裳者 ,大夫 ;瞽者 ,盲人。夫子见此三种人 ,虽少 ,坐则必起 ,行则必趋 ;…     

从他人到“他者”——拉康与他人问题

在有关他人的问题上,当代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哲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Laean,1901-1981),在批判“我思”哲学的基础上,结合精神分析独特的经验,并运用结构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既区别于现象学、又不同于存在论的主张绝对他性地位的“他者”理论。本文拟从自我与他人、主体与“他者”及无意识与“他者”等问题出发,探讨这一绝对的“他者”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论存在者与本质

本文首先从逻辑学与本体论的区分入手,强调了本质概念和存在概念的本体论或实存论性质,提出了一条区别于传统思辨哲学的从经验的存在者到先验的存在者的致思路线;尔后依次从质料与形式、本质与存在、主体与偶性三个层面阐述了阿奎那的本质特殊学说和实体（单纯实体和复合实体）学说;最后则强调了作为“第一存在”的“绝对单纯性”的上帝的本体论地位和形而上学意义。     

欧洲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道德"——读列维纳斯《存在之外》一些感想

追问“什么”是欧洲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真正追问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在理性观照下,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显现与本质。事物的这种显现与本质,既是它们的存在,也是关于它们的知识。但是,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尚有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外于“知识”,外于“存在”。因为它是自由者间的关系,他者不可由“我”来显现、观照,是完全异于“我”的。因此,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关系,而不是知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外于、高于知识。然而,对于人这种有限存在者来说,他的一切知识,实质上都是对“不断（的经验事物）”的一种断,都是在不全处作出全的论断。因此,知识实乃包含着自由与责任于自身。换言之,伦理-道德也在知识中,知识实际上也是事物的一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存在论-知识论与伦理学之关系,是否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那样,仍值得深究。     

犯错者懊悔与受害幼儿宽恕的关系：旁观者的影响

人际伤害事件发生后,犯错者的懊悔与受害者的宽恕是修复人际关系的两个关键因素。本研究采用经典行为实验范式,以139名4～5岁幼儿为对象,考察犯错者的懊悔表现对受害者宽恕水平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旁观者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4岁和5岁幼儿均已经能够识别犯错者的懊悔表现,且对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显著高于无懊悔者;旁观者的存在会影响幼儿的宽恕水平,且教师旁观和好朋友旁观比陌生人旁观更能降低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更能提升对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旁观者的存在没有显著提升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这可能与幼儿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社会期望(如“以德报怨”)有关,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社会期望的旁观者激活假说”,并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