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道统与华夷之辨——论南宋的“中国”认同及其历史意义

受到“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很多中外学者从华夷之辨的视角,将宋代尤其是南宋的“中国”认同看成是种族、文化、国家合一的近代国族意识,并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南宋“中国”认同的历史意义。但是,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论中华民族性格的弱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自我反思。中华民族性格的弱点可概括为三种自我中心倾向。第一是民族自我中心倾向。它表现为地理中心、文化中心和权力中心三方面: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故称“中国”;认为中国是“道德礼义之邦”,文化最发达,故有“华夷之辨”;认为中国是万邦之首、天朝大国、四方来朝。这种民族自我中心倾向     

论朱熹“会归一理”的历史哲学

朱熹的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历史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不仅修史者奉为圭臬,而且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往往据为准绳。 一 朱熹认为,历史是“致知格物”的儒者所宜从而取得感发的一种学问。历史上的是非论争,应诉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就是说,要从致知格物的高度,要从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朱熹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资治通鉴纲目序》)朱熹     

战国民族思想与民族统一

战国时期,我国出现“华夷一体化”的民族发展趋势。诸子民族思想均有所变化,并表现为诸多共识。位处不同区域的华夏政权楚、燕、赵、秦等国所推行的民族统一卓有成效,为秦最终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打下了根基。     

论孟子的主体哲学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理想是“哲学王”,建立理想国。大约与相拉图同时的孟子（公元前％5一前804）则向往“道德王”,实现仁政。西方人追求智慧与幸福的统一,中国人追求道德与幸福的一致。西方人关注认知主体,中国人则重视道德主体。从东西方同时代的哲人对不同“王”的设计中,也能窥见出中西两大思想主流的分野。孟子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承上启下的思想家。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统绪,下启宋明理学之端倪,直接从人之内在心性出发,发掘他所理解的道德主体的价值源泉和实现方式。如果说孔子所确立的更多地表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王夫之“文明史观”探论

十七世纪的中国哲学家王夫之已经有了初步的现代文明史观。他的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文明”概念,已经具备了现代文明学的基本要素,即具有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制度文明等内容,而且特别阐发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类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王夫之的文明史观中,制度文明的观念十分清晰。他高度肯定中国传统社会郡县制自身所具有的文明意义,以及郡县制对于维护人类文明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而郡县制的文明特质在于三大要素,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华夷之别。由于王夫之身处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特别重视文野之分意义上的“华夷之别”,体现了王夫之文明史观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荀子推类思想探析

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同异,而进行的以类推之的推类,是中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推理论说形式和思维方法。集诸子百家之成而独树一帜的苟子,在谈说论辩的思维实践中,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思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缘以同异”的类概念认识,从“物各从其类”展开对类概念的考察,并通过关于“正名”的阐述,全面地论述了“譬称以喻之”、“推礼义之统”、“举统类而应之”、“推类而不悖”等推类思想,从而使推类思想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更加繁丽多姿。     

华实并茂文意粲然--《从道家到道教》书评

孔令宏教授所著的《从道家到道教》一书已于2004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胡孚琛先生在本书序中称其“与王明先生关于道教研究学科建设的(关于道家道教的学术研究,尚有若干学科的‘基本建设’须有人着手完成)设想隐然想相合”,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潘富恩教授在其另一部书之序言中说:“他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想化数年时间把从先秦道家到近代的道家,乃至新道家,作一个一以贯之的统盘研究。”这部专著无疑是其“统盘研究”的宏大工程中继《中国道教史话》、《宋明道教思想研究》之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书研究了从道家到道教的发展过程,虽…     

牟宗三思想的意义与当代儒学的转型

1995年4月12日,一代大哲、当代新儒家硕果仅存的思想前辈、当代中国思想界最后一位保守主义大师牟宗三先生,于台北病逝,这标志着当代新儒学乃至中国哲学一个发展过程的结束。牟先生是新儒家阵营中最具思想力度和最富有创新性的哲学家,几乎很少有人否认这一点,甚至包括他的批评者在内。但是,若落实地说,牟氏思想之所谓“新”主要是形式意义上的新,而非思想内涵本身的新。此方面牟本人有清楚的说明,他在其巨著《心体与性体》“序”中写道：“在生有云：‘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吾所作者亦只辩示而已。”在牟先生这里,所谓…     

王船山礼学的双重建构——明末儒学平民化道路的反思

王船山对礼学进行了双重建构:一方面在《四书》系统内发明《大学》《中庸》的精微义理;另一方面又将其置回《礼记》,强调《礼记》整体性,以及礼学为政化民成俗的功用。易简精神实质是儒学应对宋以降社会平民化的自我变革尝试,船山将易简精神、心学流弊与平民化转型关联起来,给予反思。他区分伦理德性与政治王道,拒绝普世教化的降格殉道,主张礼教的双重性:教化君子,礼治庶民。在道学性善论下,庶民与君子、夷狄与华夏之性皆无分别,此义可间接证成清人统治合法性。因此,船山以"习与性成"之说拒绝夷狄华夏有共同待复之先天性体。"习"超出个体伦理,由民族共同体礼制所塑造。礼制需要不断损益以维系其精微平衡,所以不是一套能够为夷狄窃取效颦的政治方案与礼俗设计。但船山之思考止于理论层面,没有给出笃实可行的政教方案。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清华简《系年》基于其对于周礼内核的深刻理解,将周礼之崩溃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周天子与天之联系的断裂,导致了周王朝的灭亡。周亡之后,所谓周天子都只是自称为王的诸侯而已。历史进入力征争霸时期。争霸战争的实质是攘夷,夷夏之辨的核心即在于夷贪夏仁。以晋为核心的华夏以仁德结盟抵御以楚为首领的夷狄之贪暴。随着诸夏联盟的解体与晋自身的分裂,至武阳之战,战争双方仅仅只是利益争夺而无仁德支撑,三晋虽胜楚而华夏亡、周礼崩,历史的意义宣告终结。正是在这一历史的无意义之处,诸子开始了各自的思想建构,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崭新时代。     

哲学的反思与超验

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之认识论定位,表明它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亦构成了它的超验性。哲学反思与超验思想的特质,由哲学之认识对象及其与对象的本质关系所规定,亦由哲学之穷是究理的至上性思维使命与中介性递进过程所规定。它们是哲学之谓的重要思想理据。     

漫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下)

三、正确理解古代的学说古代思想学说比较复杂,不太容易理解。我们要是从表面看,不能理解得了。所以我常常赞赏司马迁的一句话。他说:“好学深思,心知其义,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好学就是真正的学习,深思就是进行深刻的思考;心知其义,就是心里知遭他那个意思;有许多浅薄的人不能懂,你就很难对他讲。我们研究古代思想,要好学深思,要了解古代思想家达到的高度深度。我举几个例子。义利之辨。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程朱学派都讲义利之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那么简单。应该说义利问题至少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就是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所谓义,就是整体利益,所     

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中国传统审美教育思想初探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积淀之厚、涵盖之广历来为世界各族人民所瞩目。其中,自先秦以来至中国近、现代各家对审美教育思想的论述更是异彩纷呈、咳珠吐玉,因此在当今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对诸家审美教育思想进行梳理,烛幽辨微、去芜存菁,批判性地加以继承,使其在中国当代审美教育中重放异彩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必要性。     

从哲学角度浅论《庄子》

庄子做为我国先秦时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神学家 ,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统思想独树一帜 ,为我国浪漫主义的始祖和先驱 ,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庄子犹如君 ,临高山 ,俯瞰环世 ,超脱世俗。他的文章汪洋恣肆 ,他心胸豁达、意境深远 ,通天地之统 ,序万物之性 ,达死生之变 ,而明内圣外王之道。其言宏绰 ,其旨玄妙 ,远非下士所闻所悟。《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内篇明于理本 ,外篇语其事迹 ,杂篇明于理事 ,是一本囊括天地的道家经典著作之一。这部书对今天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多年来史学界就庄子哲学体…     

《论语》中的“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

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探讨《论语》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及其英译。通过比较理雅各、韦利、辜鸿铭、林茂荪和刘殿爵对"华夷之辨"思想的不同译法,笔者发现:民族身份对中国中心主义的不同翻译有一定影响,但由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差异,具体影响的方式又十分复杂,很难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概括。     

唯识古学诸论之虚妄分别与三性义探析

本文细致分析了《辨法法性论》、《中边》、《庄严》以及《摄论》的虚妄分别和三性义,并以图表的形式把其间的复杂关系予以清晰表示,指出诸论在虚妄分别与三性义上各有侧重:《辨法法性论》和《庄严》把依他、遍计兼摄于虚妄分别,并从法与法性、胜义与世俗相对的角度视二者为“无”.《中边》则重视依他起“幻有”的特质,使之与遍计之全无分别开来.到了《摄论》,虚妄分别主要就依他而言,不再摄入遍计,对能遍计、所遍计的深入分析也使得依他诸识如何显现为遍计外境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另外,文章指出古学诸论在种识合一现起依他起能所二分、虚妄分别显现为二取外境、多从杂染边界定依他起性等义理上,具有共通性,这也是唯识古学所共有的思想特征.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异于去是,或在是其之所是之外

此为《异于去是》的第一章,其中概括地提出了书中随后将分章专题论述的全部主要思想。莱维纳斯所关注的是作为主体的主体如何可以超越去是而成为一“我而为他(人)”者。凡物皆欲去是其之所是,并皆欲在其去是其之所是之中坚持住自身之所是。于是诸去是者在坚持自身之是时即互相冲突。而主体之为主体,或主体之主体性,则相对于此而构成一“例外”:在应于他者之时,我对他者之“应”即成为我对他者之“应—承”,亦即,对他者之承担,或为他者负起责任。此应承则来自于我之暴露于他者,来自一种比所有被动都更加被动的被动性。此章共分十节:一、去是之他者;二、去是与关心;三、说与所说;四、主体性;五、对他者之应承;六、是其之所是与表示;七、感受性;八、去是与外于去是;九、主体性不是去是的一种样式;十、(全书的)论述路线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