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慎言思想研究

慎言是湛若水《格物通》中的重要政治思想之一,集中体现了其在心学思想指导下对王言政令的哲学探讨。透过湛若水对历代德政片断式的阐释,梳理其对言与心、言与行、言与德等的论断,有利于客观地评价湛若水的政治哲学。     

湛若水与严嵩交往述略

湛若水与严嵩有同门、同年、同事之谊,两人交往相当密切。湛若水与严嵩的交往及其对严嵩的颂扬,都不是在严嵩位高权重之时才开始的。因此,湛若水为严嵩《钤山堂集》作序并对严嵩加以颂扬等事,与其说是趋炎附势、党附权奸,还不如说是同门、同年、同事之间的溢美之词、奉承之语。     

论明代“江门心学”的经典解释思想——以陈献章、湛若水为中心

明代以陈献章、湛若水为代表的"江门心学"兴起,促成传统儒家经典解释思想新一轮的转型。它以"心学"为解释形上学,建构了"心理同一"的本体诠释论;以"自得"与"随处体认天理"为经典解释方法;形成了别异"朱、陆"、"以自然为宗"、对语言持不信任态度、知疑与贵新的经典解释学特质。"江门心学"的经典解释思想对明中后期解经之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阳明心学等将之"格心"、易简工夫、务实精神理念不断发扬,为儒家解释学生命力的增长做出强有力的贡献。     

论王阳明之乐

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欣合和畅。乐的境界就是无论在何种艰难境遇中都能保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儒者胸怀;亦保持着"无入而不自得"的超然和畅的气象。孔颜真乐不仅是王阳明追寻的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亦在他追求的人生过程之中。王阳明将真乐置放在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意之中,在不同的层次,展现出不同的类型人生之乐。真乐是对人生之乐的提升和超越。真乐亦存在于人生的种种忧虑当中,王阳明以乐化忧,忧中更能体悟和彰显乐。     

王阳明的音乐戏曲思想与实践

王阳明生活在具有浓郁民间戏曲传统的环境下,自小就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他所喜爱的“余姚腔”,属于民间杂剧的一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性格中的庶民化成分。他不仅把吟诗歌舞作为讲学论道、吸引众人入门的重要手段,而且还将其作为调节情绪、排解郁闷的主要方式。后来他从道学家的立场出发,单纯地把音乐戏曲当作教化的工具,加剧了音乐戏曲艺术的泛政治伦理化倾向,从而脱离了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     

王阳明经世致用思想探讨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里,包含了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王阳明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对程朱理学流行后导致"记诵词章之习"盛行之弊端的修正和纠偏。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提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工"的思想,认为致良知与声色货利等人的物质欲望密不可分,主张考虑利害和人情而务求公私两便;重视"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肯定功利和事功,把格致诚正之说落到实处,而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提倡和肯定"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重视"亲民之实学"等方面。探讨王阳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完整、客观把握其思想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阳明的良知说对道家智慧的融摄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王阳明立足儒门,融摄道家的本体论、本源论、自然说和境界论所蕴涵之哲理的产物:援引道家的本体论架构建立良知本体说,吸摄道家关于道即无规定性的思辨,申明良知本体所含之义理无具体规定性;借鉴道家本源论思维模式,勾勒出“良知→气→万物”的宇宙生成样式;拓展道家的自然论,用以证明良知存在的自然性;涵摄道家“无滞”的意境,认为良知还表征着无滞善恶毁誉得失存亡的超然境界。     

王阳明的《论语》诠释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诠释著作,但他在《传习录》及《文录》中对《论语》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体现了其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诠释的方法方面主张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在诠释的内容方面提出以理释礼、以理释知、以乐释学、以良知释无知、以去欲存心释克己。他在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上确立了以心解经的新典范,打破了朱子对《论语》乃至《四书》诠释的学术垄断,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初期的儒学经典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及其旨趣

合一性是王阳明哲学思维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无论是在对于世界本质的总体把握上,还是在对认知与行动、不同修养工夫、人与天地万物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王阳明哲学都呈现出了合一性的思维特质。这既是心学思维的简约与高妙之展现,更反映了王阳明对人与世界之间不断扩大的分裂性的深切忧患。由此观之,“心理合一”意味着从内在心体来理解世界的普遍一致性,以“心”统“殊”来弥合人心与外在世界的分裂;“知行合一”意味着从意念与行动的一体化来理解人类道德,以此连接道德认知与道德行动之间的脱节;“只是一个工夫”意味着只有将不同修养工夫统一到“良知之悟”,才可能避免形式繁多的修养工夫流入支离;“天地万物为一体”意味着从整体一元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应然状态,以此消除不同个体的孤立性存在状态。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对于在多样性、分化性的世界中寻找同一性、一致性的理论致思,具有积极的思想资源价值。     

王阳明思想中的“身体”隐喻

本文首先揭示了王阳明对身体的两种基本样式的区分 ,然后从身体的七个具体的存在面向考察阳明身体隐喻的使用 ,以期通过此“第二序”的论说方式之反思 ,而阐发阳明乃至宋明儒家运思的能近取譬特征     

论王阳明的民族观

王阳明的民族观是在强调大一统的王权统治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民族团结性。王阳明的民族观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     

王阳明与陈白沙之间是否存在学脉传承关系?——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相关论述辨正

束景南先生在其《王阳明年谱长编》中,关于阳明在成化十九年就已经认识白沙并深受其影响、就已经对白沙学问"熟闻习见"的论述;关于阳明在成化二十年便与张诩相识,"盖张诩可谓阳明生平最早相识之白沙弟子,自此阳明乃可从张诩接触白沙之学"的推断;关于"张诩确在弘治十八年来京师,将《白沙先生全集》赠王华、阳明"的考证,都缺乏足够的文献依据,值得怀疑。因此,束先生关于阳明与白沙之间存在"学脉传承"关系的论断,值得商榷。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学说

本文分析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的伦理学意义 ,探讨了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二者的内在关系 ,指出“知行合一”演变的逻辑路径即是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 ,最后着重分析了“知行合一”道德修养方法的关键 :立志     

王阳明“夜气”解

王阳明传世文献中,数处提及"夜气"。此词盖肇端于孟子,经程颐注意,后朱子师生屡相讨论,王阳明更有发挥。后世传播,"夜气"虽不如"良知"为众所晓,然自成脉络,是孟子、朱子、阳明等皆有领会处。今藉阳明"夜气"解,疏通其义,并论心性学之特点在于对文字进行身感的理解。     

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王阳明《年谱》所谓“始揭‘致良知’之教”的确切含义是指第一次明确提出“致良知”的话头;作为其立论依据的“遗书守益”之“书”可疑之处甚多;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话头的时间,很可能不在正德十六年辛巳,而在嘉靖三年甲申。《年谱》对“南大吉续刻《传习录》”时间的认定是错误的,南刻《传习录》成书时间当在嘉靖五年八月与嘉靖七年十月之间。     

从“龙场三卦”看王阳明对价值世界的理解

“龙场三卦”是解读王阳明易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从王阳明对恒、遁、晋三卦的解读来看,他此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价值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通过对恒卦的解读,王阳明指出价值世界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否定了价值相对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理论立场。通过对遁卦的解读,王阳明主张当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时人们应当坚持价值理想,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实践的策略性,不能忽视对客观条件和可能性的分析;当理想中的价值世界暂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时,可以选择策略性遁世。通过对晋卦的解读,王阳明说明了价值之落实与成就理想人格的关系,并提出理想人格的成就终将对推动价值之落实发生积极的作用。“龙场三卦”在哲学义理上层层推进,体现了王阳明对价值世界及其与现实世界、主体实践之关系的系统性思考。     

王阳明与宋明理学生死观之转向

儒学生死观从宋到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中王阳明的生死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分别讨论了宋代和明代理学生死观的特点:宋代理学家的生死论述可被概括为"重生轻死"和"随气聚散"两种类型,明早期陈白沙"以自然为本"的生死观接近于道家,而王阳明的生死观则以"良知"为宗,在龙场悟道的真实体验中建立了以心性超越为基础的儒家生死观,改变了过去罕言生死的传统。文章接着重点分析了王阳明生死观的独特性,指出其与宋儒、陈白沙以及传统"三不朽"观念的差别,这种基于道德又超越道德、融通佛道又归本于儒的新型态生死观,对于宋明理学生死观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主要的思想观点,二者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产生的。知行合一,强调是“知”和“行”两者不可分离、相互作用的关系,实质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而“知行合一”的补充与扩展即为“致良知”,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王阳明辑佚文字辨伪北大核心CSSCISSCI

阳明文字辑佚近来成绩斐然,新编《王阳明全集》与《阳明佚文辑考编年》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然辑佚的同时,亦须辨伪,本文尝试于此有所发明。本文所辨析的焦点,集中于上述两书中误以崔铣一疏为阳明佚文。崔铣此疏,乃因灾异修省之诏,借灾异以弹劾时任首辅费宏,冠以阳明所作既于事实不符,亦于阳明政治心态有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