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的直觉”与“理性的直觉”——牟宗三、冯契关于智慧的直觉之比较

康德认为人只有感触的直觉而能获得知识,但并无关于智慧的直觉,故不能把握智慧。牟宗三与冯契则认为人具有关于智慧的直觉,能把握智慧。牟宗三由先验论的、价值的立场肯断道德意识,由之开出迥异于感触直觉的智的直觉,以摄物归心的方式把握存在,获得智慧。牟宗三这一思路缺乏客观实在的基础,其哲思与牟宗三消化康德哲学、恢复儒家心性论的哲学关怀是有内在联系的。冯契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基于感触直觉与理性直觉的互动统一,在现象与自在之物的统一互动及天人交互作用中认识存在的统一原理与发展原理,即智慧,这与冯契融汇中西马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哲学关怀是内在关联的。     

从“智的直觉”论牟宗三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

康德因为不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从而造成此岸现象世界和彼岸物自体世界的截然两分和不可通约,其追求的"道德律"也不得不以"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这"三大悬设"为依据,而这反过来却进一步使之沦为空虚。牟宗三在深刻理解康德哲学人学意义的基础上,从"智的直觉"入手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证实由"本心仁体"发出的"智的直觉"具有贯通经验世界和道德本体世界的能动性和实在性,以建立实在的"践仁尽性"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牟宗三哲学中智的直觉与传统儒家的道德形上学

“智的直觉”这一概念在牟宗三的哲学体系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它构成了牟宗三哲学的前提和根基。牟宗三哲学与传统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存在着深层的内在关联,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方向,以及牟宗三对这种智慧的继承和发扬。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羞何以必要?——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思想世界中,"羞"被视作深度自我的呈现、面对所得时产生的反思性感受。孟子将羞规定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并将之理解为自我尊严的守护者。由羞心而怕羞、害羞、羞愧,羞在生命的完整历程中展开,一直被当作迎接世界与他人的重要方式。因此,羞不仅是一种鲜明的在世态度,也是一种充满意味的在世方式。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孟子》《庄子》中智故、心气关系比较——以解释学循环为视角

如何理解《孟子·离娄下》的性、故、智的关系和《孟子·公孙丑上》的言、心、气的关系,历来注疏争讼纷纭。本文根据解释学循环的原则,即同时代的作品必有共同的用语、话题和写作风格,以《庄子》中的思想对以上两段重新做一诠释。结果发现,《离娄下》中的“故”是有心、有意,甚或奸诈之心,这样与“智”就合理地衔接了。《公孙丑上》中“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同于《庄子·天地》“得其所谓,謷然不顾”“失其所谓,傥然不受”之境界。孟子的“不动心”是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是大无畏精神,而不是庄子“心斋”之后的是非两忘的淡泊心境。     

平等的分配何以可能——以伯纳德·威廉姆斯的平等观及其争论为例

威廉姆斯在《平等的观念》一文中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两个角度分别批评了康德伦理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了道德主体的认知维度,并以此确立了建立在理解善事物的本质的基础之上的分配方式。诺齐克与古特曼对威廉姆斯的批评落实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并没有触及根本的伦理学理论。相对而言沃尔泽的批评则更具建设性,弥补了威廉姆斯方法论上的缺憾。     

中国现代形上学建构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为例

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和生命两条进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本文对这一形上学建构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并对后形而上学时代意义本体论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重看康德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以自由和道德法则的循环为视角

在论述定言命令何以可能的过程中,康德意识到一种可能的质疑:自由和道德法则的交互论将陷入循环,于是他通过寻找一个自由的非道德的根据来摆脱循环,完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本文指出,循环是双向的,但归根结底是从道德法则到道德法则的推论。康德通过先验观念论确认我们是理性行为者,并得以摆脱循环。循环的摆脱构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的重要条件。不过,阿利森认为循环的摆脱失败了,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阿利森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替选可能、道德责任与未来优化——以丹尼特的理解为中心

通常认为,行动者负道德责任需要预设替选可能的存在。法兰克福的经典论文动摇了这一信念,但依然有大量学者坚持这一点。以丹尼特的相关论证为基础,可以发现,替选可能不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对责任的认定应基于优化未来而非追究过去。对未来的优化可以在完全决定论的环境中进行。所谓的负责任者,其实是导向结果的因果链上更容易被改变的环节。环节改变的容易程度同语境相关,并没有一个固定答案。与流行解释相比,这一理解能更好地刻画道德责任以及一般责任的生活直觉。     

“道家自由主义”何以可能——以“无为”为中心的新阐释

“道家自由主义”概念可以通过对道家与自由主义的核心论旨——“无为”与“中立性”——的互证去确立。中立性与至善主义之争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论辩,在此理论背景下,可以对无为予以新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支持至善主义,《老子》则反对儒家至善主义。从概念内涵来看,无为蕴涵着中立性原则的几个关键要素。与此同时,我们还反驳了一种观点：无为不过也是至善主义。文末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老子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至善主义者。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儒学宗教论的两种进路——以牟宗三、任继愈为例

在儒学宗教论中 ,由于学术动机和目的不同 ,也由于理论范式、思想进路、认定方式和方法的不同 ,人们对儒学或儒家何以为教 ,或者说是何种意义上的宗教 ,存在一些认识差异 ,有的甚至截然对立。这种差异和对立 ,概括起来可分为儒学“普通宗教”(或一般宗教 )论和“特殊宗教”论两种。任继愈认为儒学是普通或一般意义上的宗教 ;牟宗三则认为儒学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无论是儒学一般宗教论还是特殊宗教论 ,其中都不乏合理的、值得肯定的思想内容 ,但又都失之一偏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论唐代天台三圣对元代禅林的影响——以语录及禅画为考察中心

<正>以唐代寒山、拾得公案及其诗歌为核心的天台三圣（丰干、寒山、拾得）文化对后世禅宗及高僧大德接引学人的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元代禅林中,对于寒山诗的阐释、引用既继承了宋代禅林的思想传统,如对于“水牯牛”“圆月”等禅趣意象的继续使用,同时也有了新的诠释和发挥。     

政治、意见与真理——以汉娜·阿伦特的柏拉图解释为中心的考察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是从哲学的逻辑模式来理解政治的存在条件,其最大问题在于它对政治的偏见和敌视。该传统的创立者柏拉图的哲学中呈现出这种偏见。柏拉图是根据哲学家对城邦的态度来描述真理与意见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他那里表现为把一个绝对的标准引入人类事务领域来作为行动的尺度,也就是用制作来取代行动,从而导致了对人的复数性这个政治本质特征的抹杀。阿伦特要寻求的是一种属于政治世界而不是外在于政治世界的真理,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政治的复数性条件,这就是以视角的复数性向我们显现的意见。     

儒家境界体验中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以牟宗三对阳明与二溪的诠释为中心

儒家的实践不仅关涉到工夫实践中的身心状态转换,亦关涉本体呈现后的境界体验。目前学界对两者的研究,往往借助“逆觉体证”与“冥契体验”的解释框架,但两者都未触及理学家境界体验表达中的本体状态转换问题,牟宗三透过“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合”方法对阳明与二溪境界体验表达所蕴含的深层义理结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的揭示,既囊括了“逆觉体证”的框架,又包含了对境界体验中本体状态转换的描述,或许可以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解模式。     

畿南王学的四书学建构——以鹿善继、孙奇逢为中心的考察

畿南王学是明代万历年间在京师以南的畿辅地区兴起的崇信阳明学（或称王学）思想、传承阳明学学脉的学术群体。鹿善继、孙奇逢是畿南王学的核心人物。《四书说约》和《四书近指》是畿南王学进行四书学建构的主要文本,它们在诠释四书的过程中采用了直接阐发义理的文本建构方式,体现了其作为心学一脉的文本诠释特点。在思想建构方面,畿南王学强调反求本心的反约之道、重视慎独为宗的修养工夫,主张明理适用的实践之学,具有和会朱王的学术倾向。     

再论阳明学中良知的道德自身意识问题——以耿宁对王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划分为中心

在耿宁对王阳明良知思想的诠释中,道德自身意识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围绕这一概念,可以发现耿宁的诠释与阳明的良知学说之间存在着一些思路上的差异,具体体现在耿宁对自然、本体和本能三个概念的诠释之上.通过对这一思路差异的揭示,可以进一步分析耿宁的诠释与阳明学对道德问题的两点方向性不同,也即耿宁的诠释独有的特色:由道德呈报主体;自然的非道德性、反道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