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一画”试议

“一画”论集中国传统哲学、画论之精华。是既空灵又实在的一种境界。“一画”论辩证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心”与“画”的关系。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本”“体”变奏：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魏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以“本末”思维为主要致思路径,这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玄学与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对超越之“体”的追问代替了对经验之“本”的探寻。不过,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在性而与世间、人伦难以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     

王充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质疑

在通行的哲学史教科书中,王充被看作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著名代表。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王充既讲物质之天,又承认超自然的意志之天的存在;既讲元气自然论,又把元气与精神性因素揉合到一起;既反对董仲舒的天人相互感应理论,又讲符瑞灾祥说;既反对人死为鬼,又承认由天地之气构成的鬼神的存在。由是观之,王充作为“战斗的天神论者”和“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称号,恐怕是要再探讨一番了。一、王充所谓“天”是纯粹的物质之天吗？不可否认,王充所讲的“天”首先具有物质之天的含义。他说：“夫天者,体也,与…     

“无意识”概念与梅洛-庞蒂中后期哲学的改造

在梅洛-庞蒂中后期哲学对其早期哲学概念及架构的修正和充实中,关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的讨论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通过对照“感知意识”“无意识”等概念与“智性意识”概念间的差异,梅洛-庞蒂揭示出“无意识”作为一种间接的、反面的意识,具有沉默的、含混的以及实存论的特征。在对无意识活动自身表达的考察中,他看到了一种既不破坏无意识自身特性,又能够让无意识活动的意义呈现出来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即以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谈话为典型的话语的表达,这种表达以象征、偏离字面意义和沉默为特征,在其运行中包含着治疗与改变的要求,因而具有实存论的意义而非仅仅停留在语词含义之中。这种表达所揭示出的与他人相互地且为了彼此地存在的关系,为其后期哲学中的交互主体性问题、交织的存在论提供了模型,实在地影响着其后期哲学的核心概念及理论框架。可以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作为一种“他者”,已经参与到梅洛-庞蒂后期哲学的构造中。     

略论道家“天、地、人”一体观在民族心理中的渗透

道家黄老学“天、地、人”一体观的思想内涵颇为丰富,包容在《管子》、帛书《黄帝四经》、《易传·系辞》、《■冠子》、《文子》及《吕氏春秋》等文献之内;不仅如此,其影响所及,又扩展到先秦儒学《孟子》、《荀子》等著作中,因而形成了对文化传承及民族心理具有深层的渗透力。一、“天、地、人”一体与《荀子·礼论》道家“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推天道以言人事。儒家荀况长期生活于道家相对集中的稷下,因而深受这种影响,屡言“天、地、人”一体,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     

他人和“中间”世界

什切潘斯基(Jan Szczepański)博士,是波兰科学院副院长。在本文里,他试图总结一种所谓关于“他人”的通俗哲学,从而提出一些关于人、人性的新看法。他认为,他人是我存在的条件,离他则无我。反之亦然。在我与他之间有一种“中间”关系,即他称之为“奇怪的空间”。人之善恶并不是天然就在我或他之内,而是在于这个地处我与他当中的“奇怪的空间”之中。作者进而提出三个世界论:外在的物质世界、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及在这二者之间的“中间”世界;后者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而是“社会性的”,因此又称为社会世界。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都来源于此。三个世界——人类存在的三个方面涉及人的生活的全部范围。一个完人是善于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人。作者又认为,人需要全面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否则,就不能全面理解自己的人性。可是,人的内在世界(对他人)是密封着的,看不透的;所以,作者得出结论:人从来就不能够采取完全人性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什切潘斯基的“中间”世界论,使人想起马赫和詹姆士的非心非物的“中间东西”。两者似不无渊源关系。     

王夫之“志”论疏解

"志"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先哲中,王夫之堪称"志"论的集大成者,他对"志"的系统论述,熔儒、释、道的相关观点于一炉,且为中国哲学输入近代气息。他认为人之志是道的体现,为性所自含,相当于佛家"八识"说的第七识。志既为心之所期,又是心之存主,可谓心之正者;志与气的相互作用集中反映出人与天相为有功。志本合于天又有事于天,是人的认识(包括体悟)和实践活动的枢纽,因此教育人当以正志为本。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与辨正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学界多有关注,但不曾结合仁、爱的分合关系和心性、工夫论的内在关联等内容进行专门考察。朱子的心性论与其工夫论关系密切,其心性哲学为其工夫修养提供理论基础。在己丑之悟后,朱子通过新建“心统性情”之心性结构以凸显“情”的心性论实质。立足于工夫论的角度,朱子一方面批判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及其后学的“离爱言仁”说无警切之功、沉潜之味,不合圣言,空而不实;另一方面,他主张以爱推仁、因爱知仁、以爱之理释仁,倡导升高自下、下学上达、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论路径。这彰显了朱子由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及其理学心性、工夫论建构的发展与完善,透显出其与时俱进地建构理学、大力推动传统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曲成万物而不遗”——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的原初“物”论论域

先秦儒家、道家哲学依“存在实现论”的个性特质,孕育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原初“物”论论域。此论域可用《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来标示。它揭示出万物的成就与实现方式乃是在天人相通、互为中介的关联中达成的。此一原初“物”论论域规定了,“物”在本原上并不是外于人的现成对象,而是经由人之修为工夫所转出的整体性的境域显象。儒家、道家哲学中的为学工夫论与境界论由此被收摄其中。在修为工夫方面,儒家、道家两家工夫的具体进路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落实为“复”“反”“归”“止”的“曲成”工夫。循此修为工夫,“曲成万物”最终指向一个“人”“物”各成其所是而又“独”立超越的“道”境：一方面它是“人”之“道”,是经由“人”“物”相接的修为工夫所转出的人格气象境界;另一方面它又是“物”之“道”,是“物”自身的本真成就与开显。先秦儒家、道家哲学“合外内”“一天人”的精神特质在此独立超越的道境中得以实现。     

试论宋明“诚”论的发展

宋明“诚”论以周敦颐的“诚”论为逻辑起点。周敦颐以“诚”为宇宙本体“无极”体现于人和万物所形成的人、物之性。嗣后,程朱以“实理”、人性或“实心”规定“诚”,陆王则以“本心”或“良知”规定“诚”。与此不同,张载把“诚”规定为“天道”、“天德”及其二者的统一;胡宏又赋予“诚”以真理性认识的规定;最后王夫之总其成,把“诚”规定为“实有”,并多层次地将其展开为“实有”之体、“实有”之性及其二者的统一,从而对宋明“诚”论作了理论总结。至此,宋明“诚”论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并大致体现出如下共同的理论特征:把“诚”的规定从天道引申到人性,最后使人在“诚”的道德境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自觉。宋明“诚”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认识前进运动的一般规律。     

“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

“美学”一词的中文发明者似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 Ernst Faber)。 1 873年 ,他以中文著《大德国学校论略》,称西方美学课讲求的是“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并谈到美之所在者有“绘事之美”、“乐奏之美”等七论 ,言美“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这大概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美学的最早文字。1 875年 ,他又著《教化议》一书 ,认为“丹青、音乐”二者“皆美学 ,故相属”,若将此处的“美学”一词与前书美之所在者七论并视 ,便可见此词已大体是现代意义上的使用了。在花之安发明“美学”一词前后、传教士和中国人所编的英汉字典…     

孔子“诗论”与朱子诗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战国楚竹书的孔子"诗论",以总论、分类论、重章叠论的不同形式,彰显出孔子的诗学理论。汉代诗学虽曰传其衣钵,却背离了孔子诗论宗旨,以经学家法训诂释义,把诗变成穿凿附会的道德品行说教。体现朱子诗学理论的《诗集传》,其论虽有依其旧说之嫌,但辨识否定,认同人之情感,与孔子论诗不期而合。遇合之中又在文本体味、创作群体、天性人欲、赋比义释说、意象审美上有着删减增益,彰显出朱子诗学改造、发展、拓新儒家思想的鲜明特点。     

海德格尔哲学的“伦理学问题”——以《存在与时间》为中心的辨析

海德格尔哲学中有没有一种伦理学,构成了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本文主要以《存在与时间》为核心,通过分析此在、他人与常人之间的生存论关系,说明海德格尔关注的焦点不是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规范,而是此在与存在之间的存在论关系;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之沉沦的分析实际上颠覆了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凸显了此在作为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去存在”的在者,归根结底是朝向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既不可能为沉沦的常人世界“背书”,也不太可能为现存的伦理学奠基,他所说的“源始的伦理学”不是伦理学而是“基础存在论”。我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评价和批评海德格尔哲学,但是海德格尔哲学本身并不导向一种伦理学。     

礼法、君子与秩序——荀子礼法思想论析

礼法合论是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显著标识。荀子从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视野来论礼,并通过以法注礼,强化了礼作为制度规范建构的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秩序建构的客观规则。荀子礼法思想的重要特质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者,荀子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是以法补礼、以礼统法,即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推动礼所规范下的差等秩序的实现,以礼的差等性原则来统摄法的普遍性精神;二者,荀子通过对治法与治人以及良法与君子关系的辩证认识,既重视礼法的客观性规则,又十分强调人在礼法制度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作用。     

“辩证思维”内涵辨析

在当代,“辩证思维”已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概念,但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无确切的界定。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初步辨析。 一、“辩证思维”内涵的“思维”取向辨析 按照一般的理解,思维和辩证思维之间是属种关系的概念,用形式逻辑“属加种差”的     

张尔岐的学问与思想

张尔岐以治经学、独精“三礼”而闻名于世。他遭遇明清鼎革之变,隐居不仕,以教学、著书为事。一生好学乐学,务广博而有宗旨,尊崇程朱,发扬“正学”,提倡笃志力行,重视学以致用。他出入于经学、理学,既有汉学的细密功夫,又擅长宋学的理论思维,在形似、神似之外,又提出了“影似”的概念,认为《周易》的卦爻象对于物象来说,既不是形似,也不是神似,而是“影似”;他学宗程朱,又不盲从程朱,在理气论、心性论、有对论三方面,左右采获,造诣极深,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从科学分类看“三论”同哲学的关系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与哲学都是既适用于自然界,又适用于人类社会乃至人的思维,这种对象范围表面上的混淆,使人分不清“三论”同哲学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产生这种情况的背景之一,就是科学分类中的     

意识形态的秘密:“他者的短缺”或“真实的缺失”——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探

斯洛文尼亚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主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知识论角度阐述意识形态不同,他主要从生存论、主体建构意义上对意识形态进行拉康式解读,致力于回答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揭示意识形态和人的生存及社会现实的关系。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和社会寻找自我身份的根据,而人和社会则是文化符号(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因此意识形态的真正秘密在于它既确立了个人和社会的身份,同时又造成其分裂即“他者的短缺”或“真实的缺失”。分裂表明意识形态的漏洞,而漏洞使意识形态批判成为可能…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