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如何“道性善”?——孟子与告子的人性之辩及其不同取向

<正>在中国文化中,"孟子道性善"几乎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如何理解孟子的性善论却是一个极为艰深的哲学问题。两千多年来,人性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其实都与孟子的性善论有关,也是在对性善论之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性善论虽然表现为一种观点,但却绝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点的问题,也不是只要从思想观点上说清了人性何以为善就算理解了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既     

孟子论性善与性命

孟子人性论具有二重视角:一重是本体的,一重是工夫的。就前者而言,孟子以性善论人性,强调"四心"是人性善的内在根源,主张通过"存心"的方式来保有四心。就后者而言,孟子以性命论人性,认为人性中存在感官欲望的部分,这一部分既会受到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也需要人在道德意识与感官欲望之间确认价值的合理性以作为人的本质,从而达到生命的充分实现与完成。孟子人性论的二重视角直接通向道德选择问题。只有将二重视角结合,才是孟子对待人性的完整态度。     

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全球价值

“天人合一”体现着宇宙生成论、伦理学与人生论的统一。其伦理意义起源于对生命价值的情感体验和反思,既有人文关怀又涵蕴着普遍性与必然性。从尊重生命的人权、维护人权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到坚持人与万物之间的生态平衡观三个层次体现其普世性。这种基于“天民”而自觉的“民胞物与”人伦价值与当今被认同的全球价值观具有基本的共性,可以相互发明。     

人心向善与人性本善——孟子心性论的伦理诠释

儒家人学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儒家心性论自孟子始具规模.孟子心性论不仅是其性善论的义理根据,而且还由此开出了宋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对于孟子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大体上有二种理解:其一是“人性本善论”,其二是“人性向善论”.“人性本善论”者的主要理据,从根本上说,在于把性善还原为心善,然后进一步把心还原为理义之心,具有道德自觉的本然之善心;“人性向善论”者虽然同样把性善还原为心,但认为善只是人心的一种倾向,性善只是心善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实然存在.由此可见,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理解,源自于     

性善:“伦理心境”还是“自然倾向”

杨泽波教授的"伦理心境"说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代表性诠释,他最近以"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说补充和发展了这一诠释。人性中确实有道德方面的"自然生长倾向",一方面人自然会发展出亲子之爱和恻隐之心等道德情感,另一方面人性中也具备发展出道德反思、理解和判断等理性能力的要件。而且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内容也不是自成一体的存在,"伦理心境"不只是社会生活在心灵中反复印刻的结果,它们都有"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作为基础。相较于"伦理心境","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更适合用来解释孟子性善论。据此,性善既是性本善,也是性向善,合言之是性本向善。性善是自然、经验的,而非超自然、先验的。性善有一个包含着情感和理性的立体架构。     

性本善非向善或者可善——再论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是先秦以来关于人性论的诸多界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观念之一,尤其是在儒家的传统之中。由于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孟子人性论的相关讨论,自先秦以来,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在近来关于孟子性善论的讨论中,性可善论和性向善论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和影响力的观点。本文从梳理孟子关于性善论的文本论述出发,认为孟子所谓的性善论,是性本善,即人天生具有德性,孟子是以性本善的方式来确立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性必须是本善的,而非向善或者可善。     

从人性本善、向善到人性应善、必善——钱穆对传统“性善论”思维的继承与发展

“性善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自孟子首倡“人性善”，历代以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诠释与再论证。进入近现代，钱穆基于稳健的史学立场，开始大量运用历史思维、进化论思维来阐发“性善论”内涵，并从“平等”与“自由”两方面使传统的“性善论”命题同现代思维接轨，使得这一古老命题焕发了现实的生机；不仅如此，钱穆沿着传统的空间进路、时间进路、层次进路向前推进。并一反传统的从正面立论的方式，采取了反面推论的做法，即主要通过归谬法论证“性善论”的合理性。由此，钱穆就把主要从本体论、工夫论角度解读“性善论”的传统进路，转向到从认识论、价值论角度看待“性善论”；相应地，“人性善”的内涵也从原本的主要是说“人性本善”和“人性向善”，转成了说“人性应善”与“人性必善”。     

性善:一种引导性的概念--孟子性善论的哲学意蕴与方法内涵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孟子的性善观念理解为一种先验性的学说,但是,本文认为。先验／经验的范畴归属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其论证功能更多的指向理论。而不是规范。而孟子的性善说却以对于“以故言性”的认知性的人性理论的批判为其出发点,后者所导致的理论结果往往是“以情才代性”,也就说,认知性的人性论触及的总是“情”与“才”,而不是真正的“性”。而孟子本人的性善论不是对于人性所表现出来的经验性事实的理论解释,其功能主要是规范性的,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引导性(orientative)的概念,它的主旨不在于获得某种知识理论,而是在实现人与世界的某种转化。     

湍水之喻与善的必然性——孟子与告子“湍水之辩”释义

孟子与告子经过湍水之辩揭示了善的必然性,首先在于告子错误地理解了水和人,即抽象割裂地视水为脱离大地的分离存在,相应地也将人视为抽象的孤立存在物。告子将人视为整体性与过程性的统一,在能动字义上将性理解为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此即善之必然性的要义。如此必然性,是在与他物构成的整体中,不断由否定而实现自身肯定的过程。     

孟子对传统天命报应论的创造性转化--兼论性善论的价值合理性

在建立以性善论为核心的道德天命观过程中,文化根基的问题观照和传统文化的资源借续是孟子的理论立足点。通过以性善言天善、以心性的价值合理性印证天命的价值理性和“德福合一”的新解释,孟子重建了人的道德信仰,完成了对天命报应论的全新构想。心性的价值合理性与天命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相互印证,是孟子性善论及其天命观中最有创意的理论运思。     

论孔子性与天道思想的情境化面向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作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境遇中,通过人的情感现象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孔子的“成人”说体现了他视人之生命作为“非现成性”存在的基本认识;他又从忠恕来把握人的情感规律。此即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之中,依忠恕情感规律过严谨的道德生活,从而体悟到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正是孔子下学上达即天道性命之贯通的真实含义。因此,在理解孔子天道、性命思想时,不能忽略其情境化的面向。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道德哲学之“伦理生态”系统的形成

一、个体与共同体:道德主体的确立关于儒家的道德哲学,我们充分注意到两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道德并不是人的自然天赋,而是人基于其生存的现实性而被社会化的结果。但是,即便在儒家那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将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性的基本维度;“礼”的制度,至少在其本来意义上,实质上即是以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为观念前提的。第二,道德对个体的有效性以及道德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实际上是两个既相互密切关联又可以分别讨论的问题。道德对个体的有效性,在儒家那里乃被转化为个体奉行道德的必要性,其最为深刻的阐述来源于孟子,强调道德性即是人的存在性…     

论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关于性善论诠释的一个补充性说明

以伦理心境诠释性善论是我多年来读解孟子的重要理路,但仅此尚不足以完全破解性善论之谜,因为它还没有办法回答伦理心境何以对人天然有吸引力以及伦理心境以什么为依托这两个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哲学上首先肯定人性中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倾向。正确处理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的关系,是解说性善论必不可少的功课。     

由“孺子入井”看孟子性善论的理性论证

孟子的性善论是性本善而非性向善。"孺子入井"的事例由"孺子"来给予与主体无关联的经验对象,由"乍"来表现主体当下的经验感知,从而确保经验感知的本真状态。通过因果律的思维方式,从作为果的本真经验状态的善行,可以推导出作为因的善性。     

由“孺子入井”看孟子性善论的理性论证CSSCI

孟子的性善论是性本善而非性向善。"孺子入井"的事例由"孺子"来给予与主体无关联的经验对象,由"乍"来表现主体当下的经验感知,从而确保经验感知的本真状态。通过因果律的思维方式,从作为果的本真经验状态的善行,可以推导出作为因的善性。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孔孟老庄“乐”的思想意趣辨正

作为情感的乐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被先秦诸子尤其儒道两家赋予丰富内涵。孔子之乐有圣人气象，但并不是严肃、偏道德性的“乐道”，而是道、物、事、人兼有的庸常之乐，乐无所不在并与生命合为一体，可称之为“浑涵之乐”；孟子则将乐分为五个层次，以君民同乐最高，乐被赋予政治意涵，同时其道德性也凸显。此外，孟子性善论视域内，乐的形上意义被发掘并被统摄于善，有“乐善”之说，本质是性、情打通；老庄道家主虚静平淡而排斥情，故老子不言乐。不过庄子以乐发挥“逍遥游”之旨，乐得到新阐释。“天乐”“至乐”说，乐上升至天地境界，哲学性被提升至最高级。     

价值理性的自觉与优良秩序的基点——孟子人性学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最早将理想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寄托于天,而孟子通过赋予天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意涵,将这一问题转向对人性的探讨,从而使客观的天道具备了人道的主观价值。孟子明确了人禽之别在于人性内在的价值尺度,使人从动物式的生存转向道德性的社会生活,从而对承载价值理性的人做了进一步规定。孟子将价值理性把握为一种无限的思维指向而非一种认识结果,使个别之"民"向普遍之"人"的转向成为可能。孟子的人性学说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自觉,在优良政治秩序构建的方法论意义上影响深远。     

应该研究“心性之学”

<正> “心与性”及其关系,是孔孟学说至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难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讨论儒学的“心性之学”,无论对于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还是对于建构新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必要的。“心性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式(传统)的人性论,是内圣之学,是政治观的人性论基础。中国传统的“心性”论与西方人性学说,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把“性”分为“善”与“恶”,即不是“性善论”,便是“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各自的代表是孟子与荀子。他们起点和途径虽异,但归宿是相同的。孟子承孔子心仁论,不仁者,就是现代语言所谓的“没良心”。性善论在道德层面上,持性善,心性合一。荀子也讲心,但与孔孟不同,不是心性合一论,而是二元论。一般地说,荀子将心视为性的高一层次,对性具有主管职能。那么,性是什么,又何谓“性恶”呢?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     

荀子的心性论及其道德动力问题

孟子的性善论是关联着天而言的,人性之善必须关联着天才有其绝对性与超越性。荀子讨论人性没有关联着天,故荀子的人性论无论是什么形态,都逃不了性恶论的窠臼。但荀子又欲以性恶论使人达致圣人,于是,他的道德动力便成了问题。荀子要解决道德动力问题,就必须向孟子的人性论和心论靠近,尽管这在荀子是不自觉的,但思想的理路必然如此。由此证明：性善论是唯一的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