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批判

"六经皆史"论并非始于章学诚,但前人的"六经皆史"论是在承认"六经"当下是经的前提下讲的。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脱离六经当下是经的前提,孤立地宣扬"六经皆史"的观念,将经降低到"史"的地位。章说谬误非一,如主张回归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三代政治,其实质是要解构后世所形成的经学,而建构一种唯"史"论的学术体系。事实上,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历史内在的逻辑与合理性,章学诚否定三代以后的文化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和隐蔽的文化退化论。依章学诚的意见,天下学术,只应有官学,不应有私学,因而特别推崇秦王朝"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本文认为,能说出"六经皆史",并不是深刻的,而能说出"六史为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文献何以在后世两千年中被确立为"经",其中有什么外在的社会原因和内在的学理根据,才是深刻的。     

章学诚《易教》篇与六艺一体论——兼论易学与章学诚的学术精神

章学诚的学术精神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贯通,二是经世致用。章学诚以《周易》的贯通精神来总论文史,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所以六经皆史,亦即六经皆礼; 文由史出,故六经皆文; 易象包六艺,故六经皆象。"一阴一阳之谓道",六经皆器,皆为道之用。道不离器,器随历史而变,道也是不断完善的。即器以明道,六经显现的是古代先王之道,应当贯通一体来认识,方可得古代道术之全; 而后世欲明治道,也要本此贯通精神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方为史学明道经世之学术目的与精神之所在。     

孔子对于古代史学的贡献

<正> 一、六经与古史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已经是一个无须论述的问题,但他在古代史学方面的贡献和作用,很少有人注意。这是由于他在思想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更大,同时其史学贡献在后世又为经学所掩。为了说明古代历史的真相,有必要将这一段被深埋的史实发掘出来,以为古代史学史填补一项空白。相传“六经”为孔子所修定,这个说法久已受到怀疑,但“六经”系经过孔子而传授下来,是无可怀疑的。旧日有“六经”皆史说,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持之尤力(《文史通义·易     

“以百姓心为心”:章太炎《齐物论释》阐微

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对象,聚焦于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对于“俗情”、“俗谛”的肯定性阐释,分析了章太炎如何运用佛学的“中道”义来导引其阐释;进而分析了章太炎如何以对“俗情”的肯定来抒发其志在救世的“菩萨一阐提”精神;进而分析了章太炎如何以“两行”之道来绾合“丧我”之义与对“俗情”的肯定,并区分了这种新的“两行”之道...     

谈谈孔子研究

<正>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其实,先秦的《论语》、《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书都是史。盖古人未当离事而言理。事,是古代存在的事;理,也是古人认识的理。事与理,皆是往古的遗编。总名之曰古代先民的文化,质言之,皆史也。凡是历史上杰出人物或者著名的学术著作,都应做历史来研究。就是把他(它)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人物的时代精神和著作的风貌、特点。无论六经或诸子百家的书,大抵言简意賅,加以古文古辞,每有奥僻艰深之感,后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清季经史关系变迁中的意义转化——以章学诚、章太炎《原道》篇为中心的考察

二章之学,均以重构经史关系为己任,但是两人的建构方式迥然有别,此于同题而异质的《原道》一文最为明显。章学诚以"周——孔"传承为核心,详阐"述——作"之别,以"道不离器"为论点,以"天"为参照而确立"六经"格局。章太炎以"老——庄"关系为架构,打破列为诸子学派的道家印象,立足古史而齐同万物。两种模式的建立,都是为回应各自的时代课题而作。但无论如何,"道"始终与变在共在,以万变成就不变。在此意义上,"道——器"关系打破固定的静态依附,以善变而善存,在多元格局中呈现出多维的色彩。     

论“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

1906年,刘师培撰作《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首度提出并论述"六经皆礼"说,至其弟子陈钟凡所著《经学通论》(1923)、《诸子通谊》(1925)基本证成。陈先生推论的基本思路为三条:从思想发端上看,诸子学说均由礼学衍生;追溯六经之本原,皆因于周初制礼;抓住礼,可得中国学术之根荄。这一思想在清代有着广泛的学术基础,其直接发轫于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而其远源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将五经推导至"《易》为之原"。近百年来,延伸"六经皆礼"说者不乏其人,主要包括一从宪章法制层面,如章太炎、陈顾远等,二从公私礼仪层面,如戴季陶、沈文倬等,三从生活观念层面,如马一浮、邹昌林等。     

张载、苏轼的“实体”论与佛老之学

文章从宋代儒、释、道三教思想大融合的文化角度,分析了张载、苏轼的“实体”论思想,揭示了二者的“实体”论与佛老之学的内在联系,阐发了崇实之学与佛老贵虚明空之论的异同,为宋代理学家“出入佛老,返求六经”的思想历程提供了有力佐证。     

“生生”与“无生”——以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

本文尝试以熊十力和章太炎的思想为中心，分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生生”论与“无生”论对峙的状况。首先勾勒了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指出在这种批评中已经透露出“无生”与“生生”两种观念之对立。以此为引子，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章太炎思想中的“无生”论和熊十力思想中的“生生”论的脉络，揭示了现代思想史上“无生”论和“生生”论所抵达的深度。最后探讨了两种思想对峙所处的时势条件，从而为当前思想语境中理解“生生”问题提供参照。     

“二本”与“修本”:欧阳修“本义”之学发微

研究者普遍赞许欧阳修提出的“修其本以胜之”的思想,对其提出落实这一思想的方式则评价较低。这在根本上体现了欧阳修对于“本”的认识与今人有异。欧阳修坚持的“本”是与六经的权威性分不开的,他所提倡的“本义”之学,也正旨在捍卫与重塑六经的权威性。可他所采取的寻求“本义”的方式,恰有着动摇乃至瓦解六经权威性的危险。欧阳修这一“本义”之学的内在张力,正为我们揭示出了宋明经学与理学得以展开的某条内在线索。     

道教与“神魔小说”的人物形象来源

道教与“神魔小说”的人物形象来源苟波“神魔小说”受道教影响的痕迹不仅在小说的主题和结构上表现出来，同时，也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中有所反映。正如其名称所言，“神魔小说”的主要形象是一些身份和能力皆有异于常人的“神仙”和“妖魔”。而且几乎每部小说，皆有一个互...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臆解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从已有的和可能的解释看 ,大致包含三重意蕴 :在知识论层面 ,孟子的命题并未建构一种主—客之间对象性关系框架和主体性姿态 ,而是超越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 ,超越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及其对立意义上的心物关系 ;在道德哲学层面 ,它从性善论和道德的自足性角度给出了道德的内在理由 ,并从境界和功夫两个方面说明了“万物皆备于我”的伦理学意义 ;在形而上学层面 ,它彰显了人的存在论基础 ,“万物之理皆备于我”和“万物皆备于吾心”从不同侧面阐释并发挥了孟子的命题 ,从而凸显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形而上学意蕴。     

“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

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之前早已在社会上流传。作为古传文献,“六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自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的大致框架与基本内涵,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书面资料。由于孔子的传授及其弟子的普及流传,这批资料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仍得以保存,又因司马迁《史记》的全面采用而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六经”的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愈显珍贵。历史考古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时,“六经”是值得信任并应当充分重视的文献典籍;而哲学文化界研究“六经”时,若能从文明史角度入手,便能发现其中更广阔的天地。     

从“要”这个概念看儒道分野及儒道互渗──兼论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指出,早期易学史不是某个学派的一元传承史,而是多学派的多元发展史;不是单纯的殊途同归史,而是殊途同归和同途殊归的“双相”史;它甚至也不单纯是儒、道两条互不交错的“平行线”的发展史,而是更多学派及“亚学派”互斥又互渗、多条线索交织、呈现某种“网络化”图景的历史。我们应把“同时性分析”和“历时性分析”结合起来。“要”是道家的重要概念和方法论原则,儒家“博而寡要”,道家“秉要执本”。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帛书《易传》和通行本《易传》对“要”这个概念的不同使用,对早期易学史中的儒道分野及儒道互渗进行了一些分析。     

《周易》卦辞“朋”、“孚”考

“朋”、“孚”是《周易》中决定吉、凶、悔、吝等的两个因素。“朋”是“凤”的重文，“凤”通“风”，伏羲以龙纪、龙身、龙名而“风”姓，“龙”是《周易·乾》中阳气的象征，“乾”的本义指太阳及其运动；“朋”字所在的卦爻皆为阳爻，其占断语都是吉的、有利的，反映了《周易》的“尚阳”观念；“得主”即“得朋”也即“得阳”，故“朋”指“阳”。“孚”的本义为鸟卵生子，反映的是殷商时期的鸟图腾崇拜和卵生信仰；“生”是天地之大德，人类要趋吉避凶，就要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故“孚”是人与天地相统一、和谐之德；释“孚”为“俘”与其造字本义和《周易》经义不合，释“孚”为“信”也难以涵盖其意义。     

论苏洵的经史观及苏辙《春秋集解》的阐释特征

《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不仅对北宋时期《春秋》学逞意说经的弊端起到了纠正作用,也对后世经史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释义

《孟子·尽心上防一章：“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虽短短数语,儒家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诚、乐、恕、仁均含于其中。而其义理蕴涵,则更为精微。本文拟对孟子此章进行一番发掘与诠释,以求彰显其所含之深层义理结构。这种诠释的工作由于是诠释者与文本的双向交融,其结果自难免会有伽达默尔所云的“成见”,但诠释又必得奠基在与古人及其文本心意相通而有共鸣共振之基础上,如此诠释者方能深入其中,得其三昧。由此,诠释又绝非只是“成见”或“增益见”。如果要从诠释学的角度进行某种定位…     

原“仁”

学者们对于“仁”之本字的认定,从重视的部件而言有三类观点。笔者从诸多学者所忽略的“忈”字出发,指出仁字的各个构件同样重要。“仁”字的右半边是“心”的省文而不是“二”,仁之本字为“(?)”(不同于“伈”)。谈到“仁”之本义,不能不提到“相人偶”,“相人偶”是一种表示君臣上下互致敬意的礼仪。郑玄以“相人偶”释仁是深切儒家之脉的,至于以“亲”、“爱”、“人”等释“仁”,是孔子将“相人偶”之义加以扩大延展,并经后世诸儒进一步发挥的结果。     

“以庄济佛”与“以易济佛”——章太炎与熊十力两种“新唯识学”比较初论

章太炎与熊十力都通过改铸佛学唯识学而构建起"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分别以庄学和易学对佛学注入相异的内涵。章太炎以庄学对唯识学进行世间法的还原,熊十力则以易学对唯识学进行哲学改造。章太炎承认一切存在皆自心现影,承认唯识学对主体之消解,却否认唯识学对出世间的追求,转识则成智,顺识则成俗,真妄一元,俗真同体,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将佛学的出世涅槃改造为庄学式的在世逍遥。熊十力否认唯识学之唯识无境、体用相分学说,承认体用不二、性相一如,重建传统儒家主体论哲学,重建世间真实性。章太炎与熊十力都用内圣外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哲学:章太炎按照唯识学和庄学对主体的消解性原则,以依他起自性而否定国家-政府之实在性,从而凸显公民个体性,构建起一个突显个体正义之齐物世界;熊十力则以儒学"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改造唯识学,以儒家的恕道、推恩等原则构建起一个突显社会正义之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