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     

关于孔子“诗可以兴”的理解

<正> 《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贤贤易色”再析疑

<正> 《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刊载《<论语>析疑三则》一文,其中一则为对《论语·学而》“贤贤易色”一语的析疑。该文在对朱熹的解释“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以及杨伯峻以“易色”为“不重容貌”提出异议之后,表示同意王念孙对《广雅》“易,如也”所作疏证的说法,以为“贤贤易色”是打的比方,是说“爱好贤人如同好色一样”,且以为其意与《论语·子罕》“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观点相同。朱熹和杨伯峻的看法     

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释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之于《论语·泰伯》篇。以前,人们对孔子这句名言的句读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对它的解释则往往取朱熹的说法：“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论语集注》）,歧见不大也不多。然而按照这一解释,只让民众顺从理之当然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而不让民众了解此理之所以然的缘由,则孔子似乎有“愚民”之嫌。降至近代,西学东传,民智渐开,康有为觉得孔子此语的传统解释与西学新潮不合,有损圣人形象,乃截断众流,独出心裁,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句读给予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释读：…     

孔颖达的《诗序》观

《诗序》观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诗序》的作者和价值两个方面。他在《毛诗正义》中有8处说《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但又有2处言及毛公和他人,这种矛盾不是《毛诗正义》作者的群体性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疏郑笺时自觉遵从郑玄"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之说。从全局来看,他按照"举重可以包轻"等原则,将《诗序》的作者最终归于子夏,其目的是为提高子夏的地位,将尊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诗序》的作用,建构《诗》学的理论体系,树立经典的权威,服务于时代大一统诗教的需要。     

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

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 ,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 ,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当作“议”解。许慎《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相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言论及其与弟子的辩论。     

味《关雎》临“思无邪”之乐境

《论语·为政》云:"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愚窃以为孔子论《诗经》而概之以"思无邪"者,乃其所题品之居《诗经》首篇者"关雎",所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中和风度也。此风度良为无邪之思兴发有则而不过所昭见,诚乃人性固有之直健笃善之实情所自然呈露。故此文所探究者,即于《关睢》所流咏之雍雅风度,体味人生如何"思"之以"无邪",进而觉悟人生之重、立人之难、齐家之基以至治国平天下之坚镇者,乃持守陶养人心本有之惇贞仁德,以为修身立人极之楷式,从而体达人生经世弘仁之真义也。     

孔子“与点”悬案试解

<正> 《论语》《侍坐》章中,孔子令弟子们各言其志,却唯独倾心于曾皙的回答。孔子何以“与点”?这已成为“两千年来争论不决的一件公案”(徐复观语)。前人的说法多是猜测:何晏《论语注》引周氏语曰:“善点独知时。”邢昺疏曰:“善其独知时而不求为政也。”这本来是合乎情理的推测,刘宝楠《论语正义》却将其批驳一通:“若以《鲁论》所说,则点有遗世之意,不特异三子,并与孔子问意反矣。”他硬说曾皙是要用音乐去和谐“民声”:“盖三子者之撰,礼节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误读及其由来

<正>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一语,因不同的句读而有不同的解释,成为古今一大疑案。概括起来,对这句话的句读和理解,主要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杨伯峻:《论语译注》)。具体解释为:对于老百姓只可以使他们顺从,却     

如何导引"儒门道脉同归佛海"?——蕅益智旭对《论语》的解释

该文分析十七世纪蕅益智旭(1599-1677)对《论语》的思想世界的解释。该文首先指出,智旭以无限生命、死生一致的观点作为核心,重构孔门的生死观,再以心学之立场重新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道”与“天命”三个重要概念。智旭将“学”解释为“心”之觉醒,将“道”理解为“空生大觉”之道,将“知天命”解释为对“不生不灭之理”与“虚妄生灭之原”的通透。凡此种种新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均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展现王阳明以后以“心”学解释经典的“自由的”学风,另一方面则显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想趋向。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读《论语》札记两则

“暴虎冯河”辨疑《论语·述而》①:“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朱熹注曰:“暴虎,徒搏。冯河,徒涉。”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进一步解释为“徒手搏虎曰暴虎,徒足涉河曰冯河”。从意思上看,子路好勇,看见孔子夸奖颜渊便发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不赞成子路之勇,认为这是有勇无谋,冒险行事,所以作此回答。因此,将“暴虎冯河”解为“徒手搏虎,徒足涉河”是很圆通的。但这种解释,可能不够确切。“冯河”一词可能最初见于《易·泰卦·爻辞》:“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高亨认为:“包借为匏,瓠也,今语…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新解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这句话如何解读，历来学者颇多分歧。朱熹《四书集注》与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下简称为《朱注》、《杨注》）甚至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朱注》称：“攻，专治也，故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佛氏之言，比之杨、墨，犹为近理，所以其为害为尤甚。”《杨注》称：“攻──《论语》共用四次‘攻’字，像《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     

“宰予昼寝”正诂

<正> 关于《论语·公冶长》中的“宰予昼寝”一语,历来的注家们多释为“宰予白天睡觉”,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对二千多年来有关“宰予昼寝”的注释粗粗作了一番梳理,到目前为止,共搜集到八种不同的意见: (一)昼寝说,白天睡觉。历来的注家们多持此说,如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等,一直到王力的《古代汉语》教材,这里就不一一赘举了。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 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二)——关于《诗说》对《诗经》典制名物的界说

从《文木山房诗说》对《诗经》中典制的界说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清代初年经学研究疑古思辨的共同特征 ,而且对重新评价吴敬梓的文学思想和确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考察了《诗说》中对《关雎》、《采蘩》妇女采摘与祭祀礼制、《玄鸟》与“祈子”和“生子”以及《关雎》与“房中乐”等问题的界说 ,由此很清楚地看到 ,吴敬梓对待儒家礼法是处在总体上认同甚至遵从的思想境界中 ,但时有两难的困惑。其实 ,这正是清代经学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论语》郑玄与朱熹解释之比较

郑玄和朱熹是汉代和宋代经典解释的代表性人物。本文从解释观、解释方法和解释内容三个方面对《论语》郑玄和朱熹的解释作了比较 ,认为他们不同的解释观是决定两者对《论语》作出不同解释的根本原因 ,而二人不同的解释观又产生于各自时代的不同学术思想 ,从而建立了中国经典解释学和中国传统学术史之间的紧密联系     

“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