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的介入及道家无为治道的落实

早期道家学者将政治关切聚焦于圣王与百姓两极之间,期待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想。黄老道家在进行政治实践时,突出了“臣”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使“臣”介入圣王与百姓两者之间,并通过“名”“法”的运用,佐助“君无为而臣有为”,平衡了圣王、百姓两者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无为、无欲与自化、自朴之间的张力,又借助成熟的臣道观丰富并发展了无为与无不为的现实意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君臣理论,从而使道家的无为治道理念得以落地实践。     

尊礼的义务:洛克式爱国主义的构成与展现

洛克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是通过"尊礼的义务"体现出来的。从尊礼家长到尊礼君王、再到尊礼国家,构成洛克式爱国主义的脉络。在洛克的语境中,尊礼家长的义务不是一项政治义务,但它具有与同意、自愿、职责、共同福祉相关的政治特质,这是洛克式爱国主义的根源。在政治社会中,不可取消的、永恒的、尊礼家长的非政治义务转变为可取消的、有条件的、尊礼君王的政治义务,以平衡尊礼政治权威与规训君王权力之间的张力。而当人民反抗君王的权利与人民尊礼君王的义务之间的矛盾需要调解时,尊礼的对象则落定为君王所代表的政治共同体——国家,以便与可反抗的君王自然之身区别开来,由此呈现出洛克式爱国主义的主旨——捍卫共同福祉。英国光荣革命后,有效协调个体与集体、人民与君王、人民及其代表之间的有限君主制,不仅成为洛克尊礼的对象,也成为洛克式爱国主义的具体范例。     

和谐之道

和谐乃是与真理的和谐。在教会里高举幅音,高举爱,事实上在一个团契里,有疑问,不同的意见和张力通常是产生创意,有生命力的表现。和谐乃是不管我是什么角色时,当我面对上帝,面对真理,面对自己的内心时,我们都与之和谐。世人有为同胞死的,有为君王死的,有为父母死的,有为朋友死的。但为不相干的人, 为罪人死,为仇敌死,古往今来,除耶稣以外,再没有遇见过。这就是上帝那测不透的大爱。     

行权者、当权者与判定者——从主体视角考察董仲舒经权观

通过逐一考察《春秋繁露》中的行权者,笔者指出,行权者的身份是臣子,从事件的性质来说,行权者在君王、国家存亡之际行权,权变关乎王位继承这样的大事;从事件的主体来说,行权者是当权者。从评判者的角度来说,评判者从内在动机、外在情势、结果等方面综合考量,评判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中权”。评判者既包含解经者,也包含现实政治中的审判者。“权变”对行权者与评判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行权者需要具备牺牲精神和担当意识,而评判者也需要具有公心与智慧。     

中国古代和谐伦理思想的文明样式及其当代传承

中国古代和谐伦理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导、道佛“附儒”构成的和谐伦理思想体系,其文明样式反映了以高度集权政治适应普遍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结构的客观要求,在“涉世”、“忘世”、“出世”可“圆融”的意义上维护了国家安宁和社会稳定,培育了中华民族推崇和谐的优秀品质.其当代承接和创新,需要厘清认识论理路,把握方法论路径.     

从司铎的三种职务 看司铎的使命与责任（续）

三、司铎的君王使命与责任 1．概念说明 在福音中,耶稣很少以君王自称。有几次,群众想拥戴耶稣为王,但是耶稣却逃避了（若6：15）。耶稣以君王的形象荣进耶路撒冷,但是他这个‘君王’,与当时政治性的君王是截然不同的。他不是威武地来征服,而是谦逊的,温和地带来和平。当比辣多审判耶稣时,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当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接着讲”——以王弼、郭象的圣人观为例

王弼、郭象分别通过“体无”“体本”赋予了孔子“自然化”色彩,重塑出儒道相融、名教自然合一的圣人人格,展现了“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通过寓“无为”于“有为”的手法,郭象将王弼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圣人系统延伸至“三王”,阐明这是“有德”的圣人人格下落到“有位”的现实君主人格之必然过程,因而上古、三皇、五帝的无为政治与三王的有为政治都是圣人因时顺势、循道行事及自然无为的代表,这就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及三代之制的合理性,实现了无为与有为的统一。此圣人人格与圣人系统在政治上便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追求。郭象在王弼主张“本末一体”的基础上以“体用一如”来诠释道与德、圣与王的关系,实现了由王弼倡导的“先圣后王”政治理想向“圣王合一”的转变。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以孔子为圣人人格、肯定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圣人系统、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政治,本质上是对儒家坚守的社会理想之延续,是对儒家圣人观的“接着讲”。     

“天下”思维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世界责任观

“天下”思维是超越民族／国家思维的新思维范式。以此出发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进行创造性建构。“天下”思维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意义,主要在于拓展与刷新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视域,从思维范式革命的意义上启发人类创建新的世界观。“天下;’思雏蕴含着全球化时代人类对建构“和谐世界”与“世界责任”的创想：需要超越个体本位思维与民彬国家思维,实现“从世界去思考”真正达到“以天下观天下”。从“天下”思维出发,就要求人类建构保证世界和谐发展和能够对世界负责的世界责任观。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     

论新闻传播者面临的角色责任冲突

新闻传播者的责任冲突实质上是由于其角色的多样性及角色之间的相互冲突性所引发的,因而角色冲突是理解新闻传播者责任冲突的核心。在新闻职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新闻传播者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丛"。组织对新闻传播者角色期待的转变、自然的人与职业人相互竞争的角色要求、职业人角色要求与其他社会角色要求的竞争三者导致了新闻传播者面临的角色冲突。角色冲突的化解需要新闻传播者遵循合理的判断原则。     

“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与孔子维护“君主本位政治”的传统看法不同，这两条思想线索皆为“君子本位”。它们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面向。     

《周易·明夷卦》及其历史故事新解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叶《周易·明夷卦》作出新的解释,认为《明夷卦》中的“明夷”不是成语,而是鸟名,乃指太阳鸟,在文明降临赤县神州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又是作为君王神威的象征。“明夷”本卦“明入地中”也不是讲“箕子的晦气”,而是体现了先民普遍存在的“返本归根”的宇宙观,反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则意味着“归位”或“嗣位”。“明夷”卦爻辞中所蕴涵的“文王明夷”和“箕子明夷”两个历史故事就是记述文王和箕子两人如何经历千辛万苦,犹日之丽天,最终都能化凶为夷,返归本位,并建立起周王朝和朝鲜国。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汉武帝的"御人"和周世宗的"善用"之比较

在中国古代,君王和臣民关系被列入“五伦”,视为最根本的人际关系,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发展或兴衰。待臣下态度如何,是视为手足还是视为犬马,是明君和昏君的分水岭。其实,昏君视臣如犬马,明君未必不如此。如《礼记·礼运》中记述孔子一方面慨叹“天下为家”,“货力为己”,君王把天下视为家产,把人才视为私蓄,另一方面又主张“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事人则失位。”从礼制上说,臣下必须“事君”,如果君王“事人”就是反常,就是失位。《礼运》下文说“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只要合于德性,“御人”是绝对正常的。如果要“视臣如手足”,必…     

天人三策:儒生与帝王的共识与盟约

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间的庙堂应对?还是师生之间的传道解惑?其实,还可以将"天人三策"理解为西汉时期儒家士大夫与君王为开启政治合作的协商与对话。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实现政治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最终推动了中华儒教文明的完成。     

布鲁诺·鲍威尔“人的解放”思想的探析

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研究与他的自我意识哲学紧密相关，普遍、无限、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实现意味着“人的解放”的实现。马克思在“政治解放”和“基督教国家”两个概念上与鲍威尔的分歧揭开了探析鲍威尔“人的解放”思想的路径——通过扬弃外在的“他律”实现普遍性向自我意识的复归，而普遍性向自我意识复归的实现意味着“人的解放”的完成。因为集合了宗教、国家与经济三种不同的“他律”,所以犹太人问题成为鲍威尔“人的解放”所面临的现实矛盾的集合体。对该问题的分析彰显出，虽然鲍威尔把握住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视自我意识为本质问题这一“颠倒”行为使得他的“人的解放”思想最终具有不可完善的局限性。     

政府如何帮助企业建立诚信信用--美国联邦"组织的审判准则"的启示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经济主体缺乏诚信,交易行为则难以进行.企业诚信的实现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生长的环境,政府在培育诚信的生长环境这一公共资源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使得伦理要求制度化,帮助他们的企业建立伦理自控机制,明确并落实伦理责任,以实现诚信.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比较早地由政府通过立法,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帮助企业建立伦理自控机制,明确伦理责任,切实有效地维护诚信的生长.美国于1991年11月1日颁布并开始实施的"组织的审判准则"就是这样一项法规.它不仅对美国国内企业诚信的维护起了推动作用,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欧洲诸国、加拿大、南非等)企业诚信的建立也起了促进作用.本文通过介绍和分析"组织的审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的内容和影响,说明政府在运用法律,建立企业内在自控机制,落实伦理责任,实现诚信中的作用,以期对中国经济伦理的发展有所启示.     

魏文侯识人用人有绝招

正战国时代,最早称雄称霸的,不是强秦,而是他的邻居魏国。当时,魏国越过黄河,向西攻占秦国领地,把秦国打得招架不住,硬是在秦国的地盘上挖下一大块,建立了西河郡。这件事一度成为秦国几代君王心头的耻辱。让魏国成就霸业的,是魏文侯。他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推介的第一位有为的君王。魏文侯的成功,核心竞争力在于:他有高超的识人、用人能     

从“涤除玄览”到“曲因其当”——论汉初黄老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如何可能

黄老道家思想一度被汉初统治者推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道家从在野派变为主政派,真正担当起庞大国家的政治责任时,著意于精神修养、境界提升的玄谈,远不能满足政治上经纬人事的需要,故汉初黄老道家将先秦道家静态观照的“涤除玄览”发展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曲因其当”。所谓“涤除玄览”,要求主体用心若镜,让开一步以成就万物之并作的无不为境界;而“曲因其当”则要求主体在舍己之志、以物为法的同时,还要依顺万物之理以推之、助之,表达了对世界秩序化的要求以及主体知几、用权的创造性要求,由此,汉初黄老道家从政治和社会现实层面赋予了“无为而无不为”以积极之“实现”义。     

试论我国现阶段分裂主义的现状及特点

中国的分裂主义是对我国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成的重大威胁。“疆独”是我国分裂势力的一个主要代表。昆明“3·01”事件后，恐怖主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怎样应对极端主义的威胁，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重大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