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删定《庄子》文本及其诠释学问题试析

郭象在庄学史上最早辨别《庄子》中之伪作,删定《庄子》文本。郭象删定《庄子》的依据在于"庄子之意"。郭象删定《庄子》的诠释学意义在于,郭象的"庄子之意"是指作为作者的庄子之初意,郭象的"庄子之意"与夫剔除不合庄子之意的篇章,删定符合庄子之意的文本,其间存有互为前提、递相促进的循环关系。由于《庄子》是包括庄子及其后学学派之作在内的一个文集,《庄子》除了庄子之意,还包括难以确定人数的其他作者之意,且"庄子之意"本是郭象理解和解释《庄子》的结果,如此郭象所认定的符合庄子之意的文本是否可以确定为庄子所作?郭象删除的那些不合庄子之意的部分是否就一定不是庄子所作?这些都是郭象文本所留下的问题。     

重构与逆构:王船山《庄子解》的两个诠释向度

构建一个儒家化的庄学体系是船山晚年解庄的根本目的。为此,他在《庄子解》中首先提出在庄学与儒学两个方面皆具亲缘性的"浑天"说作为庄子思想之根,进而借此诠释《庄子》文本,化解庄儒分歧。通过分析"浑天"视域下的"寓庸""随成"以及"能移""相天"等重要思想观念,可以发现《庄子解》中并存着两种相反却又相辅相成的诠释向度:一是重构,这表现为船山对庄子之学的儒家化改造;二是逆构,即在重构庄子之学的过程中,庄子的某些思想又反过来得到了他的称许和接纳,并藉此参与到了其庄学体系的构建之中。船山和庄子思想之间的这种双向互参、相互进入的关系昭示我们,包括《庄子》在内,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常通过其对后世诠释者的思想逆构作用展现出来。     

庄子视界中的儒家

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著名代表,站在道家立场,批评孔子、批评儒家处甚多。透过这些批评,我们发现,庄子熟悉儒家人物,谙熟儒家著作,精通儒家思想。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经典,以仁义为思想核心,同时,还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此外,庄子视界中的儒家又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仔细考究庄子视界中的儒家思想,更多地是对孟子和告子思想的概述和提炼。     

《太平经》自然政治哲学发微

从成书目的、篇章内容看,道教经典《太平经》体现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儒家的仁爱政治哲学相区别。《太平经》是以"自然"为核心价值的一种自然政治哲学:在政治实践中寻求自然最佳形式的自然政治哲学,以老子"道法自然"的政治哲学、庄子"物顺自然"的政治哲学为理论渊源,明确提出"自然"的核心价值,并遵循"大顺之道"的自然无为方式,追求"天下太平"的理想之世。     

“《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以陈栎为中心管窥元儒的《四书》《六经》观

随着《四书》在儒家经典谱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元代儒学面临着如何摆正《四书》与《六经》两套经典系统关系的新问题。陈栎通过寻找《尚书》与《四书》文本间的关联,挖掘两者在性、理、敬、知、行等核心范畴上的相通性,提出“《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说,主张“看《四书》,穷一经”的《四书》与《六经》并重观,强调《尚书》作为《四书》之源的统摄意义。对此,王祎以“同一理也”沟通《四书》与《六经》,史伯璿则提出针对性的“《四书》为《六经》本原”,两者与陈栎之说共同体现了元儒安顿《四书》《六经》新旧两套经典系统的努力,显示了这一新课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

在此,我无意对经典作出严格的界定。就其一般性来说,它是能够引起持续震撼力的那一类伟大的著作,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东西基本上都凝结到了经典之中。经典普遍存在于人类几种伟大的文明中,它是一种“特殊”的贵优“珍品”,而且是不朽的。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经典”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类型。这里,我关心的是与下列讨论有关的一种类型的经典。这种类型的经典,大概相当于Bible或 Holy Bible而不是 Classics,在传统社会中保证着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并获得了正统性的地位,因此可以称之为“神圣型经典”或“宗教型经典”。用来说明经典的条件而被我们作为个案的儒家经典,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经典。中国是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中较早形成经典传统并由“经典”引导的文明和文化。儒家经典及其围绕它们而形成的经学,最为体系化、规模化和符号化,谁要是说中国最具有“经典传统”和经典解释传统,我不会表示任何异议。我所说的早期儒家经典,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它们一般被称之为“六经”。本文从儒家这六部书籍的经典化过程这一特殊的视角,试图对经典的条件这一一般性的问题提供某种一般性的理解。     

谈《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

庞德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着"诗人中的诗人"的称号,他花了50多年时间创作的《诗章》堪称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一座丰碑。特别是其中的《比萨诗章》部分,因融入很多的中国元素,尤其是大量引用儒家四书经典,颇受中国读者青睐。本文主要结合具体文本详尽阐述庞德与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这对正确评价庞德其人其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林希逸对《庄子》“异端”之名的辩解

在儒、道的抗衡当中,道家经典《庄子》被儒学正统捍卫者冠以“异端”之名,宋代理学家批之尤甚。理学家林希逸则一反宋儒辟《庄子》为“异端”的主流,从情感与义理两方面为《庄子》辩护。在情感上,林希逸力图调和庄儒言语中的对抗,缓释儒学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偏见。他认为《庄子》书中讥讽儒家的言论,是庄子言词“怪”“偏”、作文“鼓舞”“过当”导致,庄子“愤世疾邪”本非戏侮儒家,庄子亦非不敬孔子。在义理上,林希逸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庄子理会世事、知精粗本末为一、性地融通、正心修身,一一反驳了以往的儒家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批判。     

“天地之正”与《庄子》自由思想的天道根据

对《庄子》自由思想的主观化解释取向,表现为解除自由与天理所表达的客观秩序的关联,通过去政治化方式达到对自由的审美化、境界化、心理化处理。这一解释取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充分。充分理解《庄子》的自由思想,必须重视对《庄子》自由思想最核心的“天地之正”,后者关联着天道的视域。“天地之正”与“六气之辩”具有一定的张力,前者表现为万物各自遵循自身本性而呈现的自然秩序,而后者可以理解为这一秩序的某种偏离或变异。自由与“天地之正”的关联在于,它来自天道的自然秩序中的深层被动给予性,又以存在者自己的存在参与并承担这种给予性,完成这种给予性,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自然”。     

身观与心证——《庄子》“忠恕之道”发微

忠恕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儒家的经典诠释史上,通常是强调其道德层面的意涵。章太炎别出新解,一是称忠恕之道是求知的方法论,内含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学原理;二是说庄子继承孔子的忠恕之道,其中包含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双重义谛。就德性的层面言,相对于儒家的尽己、推己说,庄子主张“才全而德不形”,反对将道德形显发用出来;就知识的层面说,忠指身观,恕指心证,前者是验事以成理,后者是据理以事量,犹如逻辑学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透过对庄子忠恕之道的阐发,不仅丰富了忠恕的意涵——忠恕因而成了解读庄子的人生哲学及其认识论的重要概念,还可由此观照孔子与庄子、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关联。     

基于文本语言要素的先秦认知研究——从《管子》之《幼官》与《幼官图》谈起

通过分析古代经典文本语言基本构成要素——词、句、章节,研究中国传统认知途径与方式,探讨传统认知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角度和方法。《管子》之《幼官》与《幼官图》文本语言要素研究发现,先秦认知具有三方面特性:自然特性、感悟特性、整体特性。这些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生传统、审美传统、中庸传统密切关联,二者在历史发展中互相影响与强化,逐渐鲜明而稳定。     

《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从《孔子诗论》看,孔子解诗,注重诗篇主题大意的论说和诗篇思想大义的阐发。前者是对诗义除掉背景材料后的更高度概括,与诗的本旨有时距离不是太远;后者则是着力挖掘诗篇背后隐藏的抽象义理,是一种读诗者的新体悟,与诗的本旨相去渐远。孔子这种解读方式,在《诗经》阐释史上有创新意义,是《诗经》研究走向义理化的开端。《孔子诗论》不仅体现了孔子诗教的本质和特点,更与孔子的思想相一致,是研究早期儒家诗学及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     

从超越逍遥到足性逍遥之转化——兼论郭象《庄子注》之诠释方法

笔者曾发表《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内在定向及其外化》一文①,提出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内在定向的理论,以及顺向诠释、逆向诠释和异向诠释的概念。本文是在该文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以郭象对庄子之逍遥游的诠释和改造为例,讨论诠释学方法论中的基本课题,尝试以跨越性诠释、融贯性诠释、以及文本的异质性等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从庄子之超越的逍遥到郭象之足性之逍遥的转化的内在机制。一、庄子之超越的逍遥庄子的逍遥游是在安命的基础上追求的一种精神的自由。安命论是庄子哲学的起点或基础,逍遥论是庄子哲学的终点或目标,齐物论和真知论则是庄子哲学的…     

论《庄子》中的孔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庄子》中,出场次数最多的是孔子。在数十次的出场中,孔子的形象和身份迥然有异,区分为四种情况:一是道家形象和身份,是道家的代言人;二是儒家形象和身份,因而是道家批判的对象;三是先以儒家形象和身份出现,经道家点拨,转而折服、归从道家,有一转变过程;四是超然于儒、道之外,不属于哪家哪派,带有某种中性特征。孔子形象的多重性及孔子成为《庄子》的第一主角与孔子形象的可塑性和孔子的名师身份及师徒效应有密切关联。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     

《中庸》教育哲学思想探微

在先秦儒家的经典中,除《周易》外,要数《中庸》的哲学意味较浓。《中庸》原为小戴《礼记》49篇中的第31篇。宋代的二程、朱熹为了突出其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将其单独列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认为它是接受孔门传授心法的子思所作。从内容看,《中庸》主要论述的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修身之道,专门论述教育的仅有数处,因此,其教育思想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然而,正是在这寥寥数语中,却蕴涵了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这些教育哲学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教育哲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从《南华真经》的英译看道教文化的海外传播

<正>《南华真经》,即《庄子》,是战国中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道家经文,是中国哲学和文学的代表作,也是道教的重要经典。因庄子在道教中被尊为“南华真人”而得名,与《道德真经》《周易》合称“道教三玄”。《南华真经》所阐述的“神仙学说”,历来被后世道教所继承和演绎,其中关于“道”的描述、神仙形象和仙境的描写、修身养性的方法等,都对后世的道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南华真经》的长生久视理论,是道教“仙道贵生”思想的阐释;     

以《内篇》参观之——王船山对庄子与其后学的分疏

作为其庄子定位论的重要内容,船山对庄子与其后学的分疏是通过对《庄子》各篇进行文本辨伪和思想澄清来完成的。在他看来,《庄子》全书只有内篇和杂篇之《寓言》《天下》为庄子所作,内七篇意皆连属、别为一宗,是庄子思想的系统表达,《寓言》《天下》二篇则为其书之"序例";除此九篇,其余皆为他人作品。为廓清庄子与后学的差异,船山以"浑天"为终极视域,参照内篇的思想要旨和文本特点,逐一疏解了纯驳相间的外篇和博引泛记的杂篇,并从中剥离出了为老子作训诂者、黄老、形名、乐死、养生等非庄子思想。他对庄子思想的重构,正是以内篇为基础,通过批评外杂篇中那些偏离庄子之旨的作品,同时表彰那些发明庄子真义的作品而实现的。     

“四始”新证

本文以新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以及马王堆帛书《五行》、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探索孔子及其后学对《诗经》中《国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的评价。经分析,得知孔子及其后学分别看重这几首诗中所包含、强调的夫妇、君臣、天人、父子关系,即是儒家所极为看重的“六位”和“天人”关系。由此推断《诗经》的“四始”问题,与孔子或其后学有关。     

钟泰“《庄子》取象于易”说浅探——以《逍遥游》篇疏解为中心

作为近代《庄子》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钟泰对于《庄子》的诠释,可谓颇具特色。尤其是在其后期作品《庄子发微》中,钟泰直接把庄子哲学的内核落实在"内圣外王"之上,由"内圣外王"来建构整个庄子哲学的系统。并且,在这种建构中,《周易》成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按照钟泰的说法,《庄子》是"揭《周易》之奥旨"。钟泰从文字训诂角度出发,将"逍遥游"三字训读为"消摇游",认为"消"谓消其习心,"摇"谓动其真机,"游"即浮游意,先有与汩偕出之"浮"的不沉溺,而后有意为与齐俱入之"游"的自由。而在《逍遥游》篇具体内涵的讨论上,钟泰在"消摇"处,以鲲鹏为主,通过"象"将《周易》的结构和时空观融入庄学,从而确定庄子之道在鲲鹏;在"游"处,钟泰以无己为主,通过"意"将《周易》之德与庄子之道合一,将儒家"德"之有与庄学"道"之无合于鲲鹏之大。因而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最终境界的揭示上,钟泰对于《庄子》诠释的儒家化倾向是极其明显和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