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彻姆和查瑞斯的原则主义进路及其改进

在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彼彻姆和查瑞斯通过寻找普世原则来容纳道德多元主义和避免道德相对主义,进而为医学伦理学提供一系列清晰、明确、有效的道德规范的努力无疑是可贵的,但其原则主义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反思平衡方法在实践中不能有效解决根本性的道德冲突。针对这一不足,我们尝试提出解决道德冲突的更有希望的思路。     

彼彻姆和查瑞斯的生命伦理原则主义进路评析

彼彻姆和查瑞斯的原则主义是现代生命伦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伦理分析进路,它在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可的同时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有关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的争论凸显出道德境遇在生命伦理分析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暴露出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些弱点.尽管如此,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基于自身的一些合理性与必要性仍有可能在未来的生命伦理学领域以不断改进了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     

原则主义的理论进路、伦理争论及其启示

原则主义作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进路,是对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问题的回答,也是经典哲学理论在该领域中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自产生伊始,原则主义就深陷批评和质疑的漩涡之中,包含原则一致性、常识道德问题、道德地位和方法论等。对这些争论的回应和批评性意见的包容、选择性吸纳,使原则主义释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原则主义本质上是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对于我们参与全球生命伦理学发展提供中国话语给予深刻启示。

     

科技伦理中的原则主义

原则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重要方法,近几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原则主义被不同行动主体在多层次、多领域广泛应用。然而,新兴技术引发道德难题的情境化、多元化、大众化等特征,使得原则主义在方法论意义上面临着诸如融贯性、伦理洗地、人类中心主义等多重困境。实际上,原则主义是当前科技伦理治理的有效工具,能够发挥构建科研文化的认知作用,在实践上也有利于科技伦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伦理风险评估和敏捷治理,并能够为新兴技术的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价值基础。而当代原则主义的构建应遵循人与技术物相互融合、协同演化的基本理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进路及其理论创新的原则反思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在实践中的中国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不仅找到和走通了一条使中国站起来的伟大道路,而且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找到和走通了一条使中国富起来的发展道路,并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原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紧贴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一方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克服"左"的教条主义约束,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另一方面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坚持走群众路线,面向实践、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在理论探索中把借鉴、继承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自然律的倾向进路及其问题

自然律的倾向进路,也称作自然律的新本质主义。当今哲学家认为它是对自然律必然进路的超越,也很好地解释了自然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然而笔者发现:自然律的必然进路存在的问题,即无限倒退和恶性循环,自然律的倾向进路依然存在;自然律的必然进路不能克服的问题,即卡特莱特提出的所有定律都是其他情况均同定律,自然律的倾向进路也不能对其进行解决;不仅如此,自然律的必然进路能够轻而易举说明的问题,即能够很好地解释范畴规则,自然律的倾向进路却不能给出很好的说明。     

墨子论“义”的普遍主义进路与现代启示

当代正义论出现普遍主义进路和特殊主义进路的纷争。我国学界为防范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彰显文化主体性,往往不自觉地青睐于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特殊主义者。沿此逻辑又容易造成对中国既有"义"学思想的特殊主义进路的误读。"义"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和主线。墨子论义的普遍主义进路诠释及其成败得失分析,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正义论建构的方法自觉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本质、倾向性与自然定律——超内涵主义进路

英美哲学自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转型:第一次是从外延主义转向内涵主义;第二次是从内涵主义转向超内涵主义。然而,现有的文献关于这两次转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句子真值的变化问题。实际上,其他更为广泛的哲学问题也可以放置在这"两次转型"的框架下重新审视。特别地,如果用"两次转型"的框架来重新审视自然定律问题,则不仅有助于厘清各派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相关争论,而且有利于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健康主义及其悖论

健康主义是当代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梳理健康主义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历程,并以此作为健康促进发展趋势的分析框架,提供理解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新视角。探讨健康主义与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指出健康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遭遇的三大悖论:以健康焦虑的心态追求健康本身就有损健康;健康的个人责任受制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健康干预导致的健康风险。只有了解健康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才可为破解健康主义的悖论找到合适的途径。     

公民与制度:共和主义两条进路的分立与复合

<正>共和、共和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古老的话题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它的内涵缺乏明晰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不同定义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去甚远的结论,因而也产生了许多争议,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两种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之间的持续论战。本文以词源考察为基础,以公共性为中轴,通过分析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这两条进路之间分立与复合的理论演变过程,在公民与制度的二元维度中把握共和主义的价值主张和思想实质。     

原则主义在医学伦理学领域的出场逻辑

原则主义在医学伦理学中出场逻辑的前提是伦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道德原则及其作用。传统规范伦理道德原则始终是解决现实道德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医学伦理学也不例外;然而医学伦理学不仅只是承认和应用道德原则,而且筛选出一些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然后将这些基本原则建构成原则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用来解决医疗卫生领域中出现的道德难题。原则主义在医学伦理学中的出场和应用确实解决了一些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道德难题,推动了医学伦理学的新发展。但原则主义并没有像其提出者所设想的那样完美地解决所有道德难题,它本身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而且很多情况下,在实践上不仅不能解决道德困境,而且引起新的道德困境,因此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如何在当下激活古典思想——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

##正##一、晚近"复古"思潮及其两种进路晚近十年,中国思想学术界,被一种复古思潮所包裹。本土的"国学"和西方的"古典思想",都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这股新千年以来的复古思潮并非凭空而降,它的迅猛兴     

物理主义的新形式——伴随物理主义和构成物理主义

物理主义的新形式——伴随物理主义和构成物理主义唐热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１００７３２）简单地说；心的哲学中的物理主义（ｐｈｙｉｓｉｃａｌｉｓｍ）就是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存在和特性都是物理的存在和特性。物理主义观点自出现于５０年代初以来，经历了十分复杂的...     

因果理论的概率论进路及其问题

<正>长久以来,因果性被认为是哲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在逻辑实证主义流行时期,这一问题被相对忽视,而在20世纪后期的哲学中,对它的研究兴趣又再次兴起。因果性近年来已成为语义学、心灵哲学、认识论以及科学哲学等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唐奈兰、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工作使因果联系成为说明指称与意谓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德雷斯克、福多等人关于信息和内容的因果理论的产生;葛梯尔问题的研究则导致了戈德曼和普兰廷加等人的因果知识理论的复兴。同时,概率理论、非单调逻辑、人工智能等形式科学的发展,使得对因果性进行精密的形而上研究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其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无论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智能,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从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内部进路看,我们至少有伦理设计、限定其应用范围、自主程度和智能水平等方式;从外部进路看,应该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国际合作、引导公众接纳人工智能,以及对人工智能进行安全评估与管理等途径。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才能使其为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危害。     

文明和宗教视域中的亚洲主义及其省思

本文主要讨论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亚洲主义思潮在文明、文化意义上的总体现象和内在逻辑。不同于作为军事、政治的侵略策略的"大东亚主义",亚洲主义曾经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和"启蒙与救亡"模式相抗衡的"文明论"和"文明国家"的叙事脉络,融合吸收了儒、释、道等东方传统的"虚静""空性"精神,试图逆反"文明/野蛮"的价值判断。本文认为,必须深入剖析部分亚洲主义者在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通过章太炎等"亚洲和亲会"的宗旨、京都学派的"绝对无哲学",官崎滔天等人的"亚洲—中国革命"思路,以及周作人、三岛由纪夫、胡兰成等人在宗教、文明和国家之间设置的"亚洲主义转喻链",才能回答以"东方文明自身的现代选择"为旗帜的"亚洲主义"思想,如何会被"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吸收乃至利用的问题。     

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和新启蒙主义

张申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两大核心观念“大客观”和“具体相对论”,是试图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主义思想,从中引申出他基于文化综合主义立场反思五四启蒙思想而提出的新启蒙主义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情绪的生理主义和认知主义的早期争论——詹姆斯和斯通普夫之争及其当代意义

当代的情绪研究主要分为认知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生理主义)两个阵营。认知主义认为,某种形式的认知(如判断或信念)就是情绪本身,或者是情绪的本质性要素。而生理主义认为,情绪是特定的生理活动或行为本身,或对这些活动与行为的感觉;情绪可以独立于甚至先于认知发生。当代理论家普遍认识到詹姆斯是生理主义的理论先驱,而当代认知主义正是在对詹姆斯理论的批评中不断成长。鲜有研究者看到,尽管斯通普夫通常被归于现象学一脉,但他与詹姆斯有着密切交往,而且早就直接回应过詹姆斯,并发展出认知主义情绪理论。斯通普夫认为,情绪是意向性地朝向被判断的事态的被动感觉状态。我们可以在当代认知主义和生理主义的框架内考量斯通普夫与詹姆斯的争论,这将对我们有深刻启发。从方法论上,情绪研究应该重视概念分析与经验研究的反思平衡;从实质上,根据对情绪中的认知和其他成分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认知主义和反认知主义,而斯通普夫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