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健康权的国际合作与援助义务

目前,在全球健康领域存在诸多不平等,各国均有义务对外开展合作与援助。这种健康权的国际合作与援助义务主要以国际法规则和有关政治承诺为基础,由此也明确了该义务的依据和范围。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要辩证地看待这项国际义务：既应积极履行该项国际义务,同时也要努力寻求国际合作,并完善本国健康权保护体系。     

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有援助义务吗——彼得·辛格论国家援助问题

彼得·辛格论证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援助海外的绝对贫困者,是通过扩展"救助落水儿童"的事例完成的。他认为如果有义务救助落水儿童,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及其人民也有义务救助那些绝对贫困者。对辛格的道德论证,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辛格也进行了相关回应。但是,他的援助理论仍然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如援助理论背后预设了一种不合理的责任观,"类似道德重要性"的评估对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同时也面临着"对人要求过高"的功利主义诘难。     

论国际援助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基于特姆金对“援助悖论”的反思

国际援助作为全球减贫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规范性和有效性一直以来被人们所信服。然而,迪顿通过强有力的数据对之提出的质疑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国际援助的基本信念,暴露出其规范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冲突及该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为了厘清二者之间的矛盾根源,特姆金一方面从规范性阐释出发,深刻揭示了人们应该对全球贫困者负有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从有效性困境出发,通过对个人与集体在理性与道德之间普遍冲突的揭示,进一步解释和支撑了迪顿关于“援助悖论”的反直觉结论。然而,特姆金对困境的解释仅是分析了规范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的原因,并未谈及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思路。事实上,特姆金和迪顿之所以在“援助悖论”的困境中持观望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善”与“好”之间观念和范围的认识含混不清。认识到这一点便能够在有效性和规范性之间实现矛盾的调和,从而进一步驱使我们对国际援助的本质及国际援助项目发展的美好前景进行重新审视。     

艾滋病、非洲与国际援助

艾滋病的流行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的健康,而且对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艾滋病在全球流行的基本状况入手,指出艾滋病对流行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程度,并结合该地区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现实状况,提出加大国际援助非洲控制艾滋病的紧迫性.     

艾滋病、非洲与国际援助

艾滋病的流行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的健康,而且对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艾滋病在全球流行的基本状况入手,指出艾滋病对流行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程度,并结合该地区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现实状况,提出加大国际援助非洲控制艾滋病的紧迫性。     

论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由于对"义务"存在不同的理解,对道德义务能否做一种"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在伦理学家之间存有分歧。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虽不像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分那样明确,但其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正确认识这种差别,避免两者之间的混淆,把握道德义务的层次性,对于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援助义务应如何认定——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分析进路

在讨论国际援助时,罗尔斯和一些世界主义者囿于一种"非此即彼式"的简单化进路,要么将其视为人道主义义务,要么视为正义的义务。这种进路因忽略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义务在关注对象、援助目标以及优先性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颇,而转向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分析进路可有效避免这种弊端。依据该进路,在后果责任与补救责任的区分及其内在关联被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导致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的综合分析,国际援助义务的性质就得到合理认定。其到底是正义的还是人道的,这种进路不仅为国际援助义务的认定提供了依据,而且在理论上满足责任原则的适用性、判断标准的连贯性和平等观念的重要性,对国际援助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国际正义之限度:援助义务——对罗尔斯拒斥全球差别原则的探源

在《万民法》中,罗尔斯将正义理论从国内领域向国际领域扩展时,放弃了差别原则。这种做法招致世界主义者的质疑,被视为前后观点的不一致。实际上,在其理论的转向过程中,罗尔斯不再预设封闭的世界合作体系,而是从尚不充分的国际合作关系和合理多元论的现实出发,将影响国际正义的主要原因归于国内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然后提出较弱意义的作为过渡性原则的国际援助义务,为国际分配正义划定界限。罗尔斯前后观点的不一致并没有对他的正义理论整体的内在逻辑造成冲突,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对多元论现实的过分强调,从而使万民法止步于国际正义。但正是他对多样性的重视,使我们在继续推进其正义理论时须更加谨慎、合理。     

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既是实体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伦理的意义。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是以道德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是公民社会公民的道德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义务,是现代公民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所行使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因此,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内在统一的。     

众善之首:健康权析论

健康权是获得一种提供公民享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平的均等机会的健康保护体制的权利;政府应承担以确保民众平等获得基本卫生保健为基点的诸项积极义务.各国宪法日益将健康权列为基本人权,并不断明确和完善.健康权具有可诉性,尽管在"逐步实施"方面存在难题.我国应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和促进健康权.     

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种相关性。一种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的权利,必然是他人的义务;反之亦然。这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必然的、客观的、事实如何的关系,亦即所谓“权利与义务的逻辑相关性”。另一种则是基于这种逻辑相关性的“权利义务道德相关性”,亦即一个人的权利应该是对他自己的义务的交换: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应该等于他所负有的义务;而他所行使的权利则应该至多等于他所履行的义务。     

众善之首：健康权析论

健康权是获得一种提供公民享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平的均等机会的健康保护体制的权利;政府应承担以确保民众平等获得基本卫生保健为基点的诸项积极义务。各国宪法日益将健康权列为基本人权,并不断明确和完善。健康权具有可诉性,尽管在“逐步实施”方面存在难题。我国应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和促进健康权。     

论感激义务

感激原则是一种很常见的道德原则,它所产生的感激义务也历来受到日常道德观念和道德哲学家的重视,但是对感激义务本身进行详细讨论的文献却不多见。产生感激义务的行为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行为者对他人的关心;不过,某些具体情况下是否能产生感激义务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感激义务是一种比较特别的道德要求,它具有一些与一般的道德要求不同的特点。与严格意义上的"义务"和"责任"相比,感激义务既有"义务"的某些特点,也在某些方面具有"责任"的特点,但又与二者不完全相同;同时,感激原则与公平原则也不完全一样。     

论保密义务与诚信原则

尊重患者隐私,保守执业秘密,是医师的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保密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此,医疗活动中应引入体现伦理道德要求的诚信理念,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规范医师的行为,并且建立以法律规范为主的规制模式。     

论生命健康权在医疗活动中的支配转移

现有法学理论认为,生命健康权是一种具有绝对性和支配性的民事权利,通常不得以任何形式让与他人,即不得买卖、转移、赠与或继承。自然人只能对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实现有限制的支配。医疗实践证明,生命健康权存在支配转移的实际情况,生命健康权的支配转移是对现有法学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义务论——功利主义的宠儿与奴仆

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区分几乎已为当今实践哲学普遍认可,但义务论现在、且从一开始就一直从属于功利主义。边沁曾建构"义务论"来意指一种功利主义世界观中的私人道德之艺术与科学。这个经典区分由布洛德(C.D.Broad)构造出来以改进西季维克(H.Sidgwick)的功利主义,随后为弗兰克纳(W.K.Frankena)所采纳。对布洛德而言,这种区分意指伦理学的两种对立趋向,然而,在弗兰克纳的教科书中,它变成一种专有区分:义务论意指不计后果,并因而几乎不可能把义务论看作一种全面的伦理学理论框架。然而,这种观念为罗尔斯(J.Rawls)所采纳,并且在他对义务论的契约式阐释中,它实际上已不再归于伦理学领域。     

论哈特的义务与责任概念——以义务与责任的区分为视角

"义务"与"责任"作为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的核心概念经常被替换使用。哈特是较早区分"义务"与"责任"的当代法哲学家之一。自哈特以来,越来越多的论者开始区别使用这两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自然责任与职责概念。哈特对"义务"与"责任"的区分与他的"特殊权利"和"一般权利"相联系,但哈特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区别使用"义务"与"责任"概念,这是他的义务与责任概念所存在的混乱和困境之根源。     

人权视野下的个人健康权与选择权

从人权的角度看,个人健康权也是一种个人选择权,因为健康本来就是属于个人的。个人健康选择权在属性上,属于一种消极性、否定性和自由性的权利。个人健康选择权主要包括健康生活方式、治疗方式、保健方式、健康状态（水平）、健康隐私以及医疗保障组织选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是带有合作组织的性质的一种组织,它的推行,应当充分尊重农民自愿参加的选择权,不宜按照某个计划目标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