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前提

“社会发展”问题既是现实的、重大的实践课题, 也是重大的理论课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发展观的核心。我们认为, 改变传统的“社会观”与“发展观”, 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与“发展观”, 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否则,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将难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生根立足; 即使勉强建立起来, 也难免沦为某种形式化的东西并可能走样变形。一、重新反思“社会”与“发展”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深入反省以往种种社会发展观的深层缺失, 我们发现, 人们之所以难以形成“以人为…     

论“瞬间”的哲学意义

本文从欧洲哲学传统入手,重点围绕康德、黑格尔哲学,兼及佛教思想,探讨"瞬间"概念的哲学意义。本文提出,在欧洲哲学传统中,"瞬间"是一个绝对的、自由的"起点",处于"时空"的"断裂"之中,因其不包含任何经验材料而成为"空洞"的,与佛教的"空"相通。但"空"并非"无",作为自由的"点","瞬间"又是实在的,它并不阻遏"时空"自身的变化发展。相反,"瞬间"作为"第一因"有权开辟"未来"的新的因果系列。     

“社会心理”的哲学意义

对“社会心理”作哲学思考的尝试由来已久。在中国哲学史上,曾有着许多关于社会心理作用的精辟见解。如儒家哲学中的“仁政”思想中,就已经有人认识到“水(民)可载舟(官),也可覆舟”。在黑格尔哲学和泰恩的艺术哲学中,社会心理也已受到了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未明确提出     

老子哲学的“无”的意义

为了摆脱盲目被动地适应世界的状况,主体自我需要在认识上把形形色色的个体事物纳入到普遍化的观念系统中,考察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当精神活动转向对整个世界的存在依据以及人生命运的探寻时,哲学思考承担了反省一切经验现象并对价值判断的标准不断进行质疑的使命。而力求使抽象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知识相对应,以检验那些被人类曾经信赖的普遍存在依据的合理程度,是     

简论“水是始基”的哲学意义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家们一致认为古希腊人泰利士(Thales,公元前624—547年)是古希腊哲学的创始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泰利士之所以被尊为西方哲学的始祖,就是因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提出了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始基”。那末,为什么说“水是始基”是一个哲学命题?它的开创意义何在?它是怎样被提出来的?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设计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设计”的人文意义越来越突出 ,本文由此提出“设计哲学”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如何看待“设计哲学”这一概念 ,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但文中围绕“设计”理论所探讨的改造环境与人的自我改造的关系、科技和人文的关系以及实践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确是当代哲学的重要问题 ,值得深入展开思考和研究。     

论“逻辑在先”的哲学意义

黑格尔曾经指出要进入并研究哲学"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1];柏格森更为明确地讲"研究哲学,就在于扭转思想活动的习惯方向."[2]进而言之,这一扭转乃是进人哲学研究的"门槛",只有跨越了这一门槛,才有可能登堂入室.这一门槛就是:从时间在先转向逻辑在先.     

“消灭”与“实现”哲学的辩证关系及其当代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消灭"与"实现"哲学是相互依赖、转化的关系。马克思通过研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发现了无产阶级对于"消灭、实现哲学"的意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仅是物质利益意识,更是关于人的现实的平等的自我意识,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也是人的普遍解放,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因此与仅仅着眼于物质利益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区别开来。这对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及其意义理解

存在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实践哲学转向",既是为伽达默尔本人所肯定也是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伽达默尔学术研究重心演变的基本看法。不过近年来,学界有些不同的意见。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加以深入的讨论,将使人们能够真正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性主题和思想实质。伽达默尔晚年曾明确指出,自《真理与方法》之后,他的研究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践哲学及社会科学问题。正是通过实践哲学的转向,并在与贝蒂、赫施、哈贝马斯、利科尔和德里达的批判与反批判论争中,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维度得到了鲜明的展开,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得以确立。这一转向也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多维度变革性意义,并引发了西方哲学从注重对世界事物的绝对的永恒的知识性认知的理论哲学向反思人类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哲学的伟大转变,极大地推进了现当代实践哲学接续、重建和复兴的思想运动。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问题的语境意义

<正>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应具备怎样的形态的讨论,成为哲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个问题的自觉提出,来自中国哲学界对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反省。高清海先生在《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一文中提出的"中国需要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呼吁,有助于我们认真思考这     

“自得”说的哲学内涵及美学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视域中的"自得"说,具有内蕴丰富美学意味的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强调个体亲身体悟而得道的工夫论意义,一是以莹亮充实、生机畅达、自由宏阔、超越无累、欣乐坦适之心灵境界为学道之最高收获的境界论意义。反求诸己的个体内在直觉体验的自得工夫与审美的把握方式相通,而洒落怡悦、自由活泼的自得境界本身就是审美境界。"心"在自得心境生成中的本源性、能动性以及随事体认的特性,又彰显了自心不受外境拘牵而自由生发意义故能随处成美的创造力,并昭示了美感愉悦向人类整个实存生活全面覆盖的可能性前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以人为本”─—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一、“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张奎良同志在《试论马克思以入为本的哲学发展轨迹》（《哲学研究》1994年第2期,以下简称“张文”）中说：“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中期《资本论》所达到的新的制高点,晚期唯物史观的新升华,都是以深化对人的正确理解为契机实现的”,这是“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哲学发展轨迹”。果真如此,“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就是假的。因为即使不顾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的人道主义史,在他以前的费尔巴哈就高举人本主义的大旗,总不能否定。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神圣家族》也打着“真正人道主义”的旗号,已不可…     

《管子》“以人为本”与当代的“以人为本”

《管子》中提出“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当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管子》中的“以人为本”与当代的“以人为本”虽然时间距离几千年,但是都有强调顺民心、对人民“诚心”、富民、关注人民谋利益的共同之处。但是《管子》的“以人为本”目的是为了稳固统治,治理人民。即所谓的“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而当代的“以人为本”则是为了人民,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管子》中的“以人为本”与当代的“以人为本”视野不同;当代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对《管子》“以人为本”的继承和超越。     

分析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意义——全国第二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全国“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于 2 0 0 0年 7月 2 9至 30日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及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心主办 ,苏州大学管理学院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邱仁宗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介绍了会议的宗     

朱熹“与道为体”思想的哲学意义

朱子在道体思想的论述中，提出了所谓“与道为体”思想。万物“与道为体”指道体之发见流行处，在此意义上“与道为体”可谓道体之“用”。但是，“与道为体”之“体”指形体，道之本然之体无形体，有形体之万物不能成为道体，万物只能成为道体通过此形体体现自已的一种场所。朱子为解决以上两种论点之冲突，不采取如“太极为体，阴阳五行为用”的说法，而采取“无体之体”与“与道为体”。这对待关系更胜于单纯的体用模式。这关系更具体体现于“道底骨子”思想。     

略论藏传量论“摄类”的哲学意义

藏传量论(因明)的一大特点是用“摄类”范畴来表达整个因明学的体系。本文从创立“摄类”的恰巴曲森开始,综合了萨班·贡噶坚赞、宗喀巴等对“摄类”的发展和阐述,并认为近代由普觉·强巴所著的《因明学启蒙》是其集大成者。以此为主体,分别分析了藏传量论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贡献。认为“摄类”范畴系列是藏族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座宝库,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和阐发。     

“对象化”概念之于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

在马克思探索历史唯物主义和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程中,对象化概念的词频、用法几经变化,对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转折和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文本词频统计,揭示了这一概念的人本学来源和在1844年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复调内涵,继而阐明了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重新出场对马克思透视资本逻辑的意义。对象化概念的经济学转用,不仅促成马克思超越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而且使马克思后来在哲学层面贯彻劳动价值论,导引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现实颠倒,从而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为其经济学成果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人之“类”规定的意义——评高清海的“类哲学”

高清海提出人之"类"(Gattung)规定的土壤是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对他的"类哲学"的考察需要将"类"概念纳入到从费尔巴哈、施蒂纳再到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从这一思想脉络中去说明"类"概念作为人之规定的意义。同时,马克思和高清海的"类"规定的核心,在于从个别性出发去说明与普遍性的统一以及从个体出发去解释"类"的生成,这是他们在人之"类"规定上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其中,黑格尔的人的自我形成思想对他们以劳动实践来说明人的本质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高清海的"类哲学"以及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关注。     

“哲学”的接受与“中国哲学”的诞生

"哲学"的译语出自西周,由于他在翻译该概念时对其内涵理解不足,虽然注意到"哲学"与"儒学"的不同,却有把"哲学"等同于"理学"的理解倾向,模糊了"哲学"与"思想"的区别。此后不久,东京大学成立,文学部学科设置中的"哲学科"独立后,"支那哲学"(中国哲学)的学科概念应运而生。井上哲次郎在其《东洋哲学史》讲义中,最初以"支那哲学"命名并梳理中国传统思想,尝试以"哲学"范式对东亚传统学术进行近代范式的转换。由于井上哲次郎立足于泛哲学化立场把握中国传统思想,在他所建构的"中国哲学"中,"哲学"与"思想"混淆的现象尤为明显。这种现象在20世纪初中国最初出版的几部"中国哲学史"著作中也十分突出,这应该就是"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根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