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三三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政权建设的竞争中创造的、从政权层面有效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制度模式。它是对清末新政以来各种化妆专制主义政权的否定,也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实行一党专政的否定,更是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政权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的继往开来。它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符合"重权威,求民主"的复杂政治国情,实现了对民主价值观的制度化践行,因而能获得空前的认同。"三三制"开创了中国特色民主的历史先河,可为今天从国家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视触觉的产品情感表达研究

随着物质生活的充裕,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享受,产品的情感功能日益凸显。本文从视觉和触觉两个感觉层面对产品的情感表达进行研究。在视觉层面,主要从形态、色彩、视觉质感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在触觉层面,主要从触觉质感、温度、重量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宁信而不顺"--鲁迅文化观的反映

"宁信而不顺"是鲁迅先生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翻译主张.多年来中国译学界大多从翻译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多是贬谪或负面的.本文指出,"宁信而不顺"不是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标准,也不是"矫枉过正"或"意气用事".它是鲁迅提出的一种理性的文化主张,是他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而发出的呐喊.它是鲁迅文化观的反映,与他的"拿来主义"思想是一致的.     

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基于阳明心学的阐明

本文通过王阳明心学与日常道德体验,系统梳理了遮蔽良知的主要因素。第一种因素是私欲,即对较高追求有"妨碍"。第二种因素是志欠真切,此因素常常由"外在客观原因"之自欺所掩盖。此处亦对知行合一的"知"的推动力含义做出合理解释。第三种因素是道德情感之缺失。人们若缺乏对恻隐、爱等情感的涵养与实践,虽未必主动为恶,亦会缺乏主动行善动力。第四种因素是负面情愫之主导,使心失却中和状态。此内在层面的四种因素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由道德情感所贯通。外在层面的第五种因素是社会制度之缺陷。此点古人论述较少,而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基于阳明心学的阐明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王阳明心学与日常道德体验,系统梳理了遮蔽良知的主要因素。第一种因素是私欲,即对较高追求有"妨碍"。第二种因素是志欠真切,此因素常常由"外在客观原因"之自欺所掩盖。此处亦对知行合一的"知"的推动力含义做出合理解释。第三种因素是道德情感之缺失。人们若缺乏对恻隐、爱等情感的涵养与实践,虽未必主动为恶,亦会缺乏主动行善动力。第四种因素是负面情愫之主导,使心失却中和状态。此内在层面的四种因素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由道德情感所贯通。外在层面的第五种因素是社会制度之缺陷。此点古人论述较少,而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钢琴演奏者在音乐审美心理制约下的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是审美主体用美的标准来评价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其审美观而引起的态度体验.音乐审美情感体验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审美主体层面的情感体验、审美客体层面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超越与升华阶段的情感体验.在音乐审美心理制约下,钢琴演奏者的审美情感体验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审美情感缺失性体验、审美情感的丰富性体验、审美情感的崇高体验、审美情感的孤独体验、审美情感的神秘体验以及审美情感的皈依体验.     

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中的名人文化思维

在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中,因受大的文化语境之影响,以陈独秀、鲁迅、于右任、沈尹默、毛泽东、朱光潜与宗白华等为代表的文化名人,存在着一种非常明显的矛盾文化思维。透过这些矛盾文化思维,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书法与政治、实用、审美以及现代学术方法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

政治认同发源于政治共同体成员人格中与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有关的自我认同的叙事建构,是共同体成员对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过去历史、当下主权、现行政体、未来使命的综合的能动性反应,包括认知层面的认可和赞同、情感层面的归属和依恋、行为层面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认同状态,并且会随着人格的成长、自我认同的发展、以及共同体命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政治认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已有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论述,随着近年来大众对社会心态的日益关注,理解政治认同议题中的心理学因素愈显迫切。目前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政治认同结构、编制测量工具、探讨形成过程,关注未来预期和移情的影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论毛泽东民主的宪政观

民主的宪政观是毛泽东宪政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毛泽东将宪政视为民主的产物、立宪的原则和目的,在国家宪政制度架构中贯彻民主精神,在宪法中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毛泽东的宪政观对我国宪政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将宪政视同民主政治,导致宪政的重要内容--限政、法治受到忽视,宪政工具主义导致当民主与宪政发生冲突时为了民主而抛弃宪政.影响毛泽东民主的宪政观的因素主要有人民主体论、工具主义宪政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冷战格局下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立.     

孟子与诸侯——经史互动当中的孟子思想诠释

"诸侯"是孟子的主要言说对象,孟子与诸侯的对话深植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并在对历史逻辑的把握中展开其政治哲学论述。如果抛弃孟子所处的独特历史境遇,就不能细致的了解孟子对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把握。本文尝试从"经史互动"的视角,以"知人论世"的态度,深入分析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等人的对话,进一步揭示孟子的政治思考。孟子并非"迂远而阔于事情",他对历史、政治的逻辑有独特的把握。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苏格拉底和孔子都以口头对话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且都把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伦理道德问题 ,但他们不论是在伦理道德的内容还是在对话的方式上都有极大的区别。一、言说的标准问题。苏格拉底把言说的标准最终确立于言说本身 ,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 ,从而最终取消了言说的标准。苏格拉底非常注意言说本身的逻辑层次 ,在言说中所使用的任何概念都必须建立在概念的明确和严格的“定义”之上 ,否则一切描述都无以生根。如果不遵守这一原则 ,只会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出来的是什么 ,或者是陷入自相矛盾。由此就形成了西方思维对任何一个…     

斯宾诺莎对圣经的历史批判与诠释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在圣经诠释历史上堪称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他通过质疑作为真理之标准与公众法律之来源的圣经,倡导思想、言说与著述的自由.他对圣经研究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并不在于其探求真理所坚持的理性主义标准,而在于对圣经文本自身及其内容所进行的历史理解.本文将简介斯宾诺莎对圣经诠释的历史批判方法,并兼及述评.     

鲁迅哲学思想简论

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鲁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文艺、哲学、政治、历史、教育、伦理、宗教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都有相当深广的造诣和研究。本文主要从鲁迅的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按其发展的时间顺序略作评介。     

“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论章太炎“齐物”哲学的形成及其意趣

一竹内好在他的名著《鲁迅》里提出一种理解鲁迅的方法——实质上也是一种诠释思想人物的基本方法——亦即不是后设性地通过鲁迅有形的思想表达来追溯地解释他的思想形成,而是能够深入于鲁迅将形未形的思想展开过程,去探究那种促使鲁迅成为鲁迅的思想原理的形成过程。这是一种从"有迹可寻"的思想言说,深入到其"所以迹"的原理内部的诠释方法,其所诠释的对象,实质上已经从作为     

情感与政治慎思——评玛莎·纳斯鲍姆的情感论

纳斯鲍姆不只是一般性地关心情感的本质构成,同时也希望表明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她新近出版的两部著作《政治情感:爱为何对于正义很重要》和《愤怒与宽恕:憎恨、慷慨、正义》无疑深化了我们对情感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但这两部作品都搁置或遗忘了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情感与政治慎思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散见于《善的脆弱性》中,其中纳斯鲍姆通过阐发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慎思观,为情感在实践慎思中展现自身力量打开了空间。由于没有严格区分个人的和公共的慎思,她并未就政治慎思中的情感问题展开专门讨论。尽管关于《阿伽门农》的分析间接呈现出她对情感与政治慎思之关系的部分理解,但其理论价值明显逊色于马库斯等人所展开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纳斯鲍姆也曾在哲学—心理学层面对情感展开分析,并发展了一种认知主义的情感论。但由于过分关注情感的评价性判断,忽视意向性感受的地位,此种分析对于论证情感在慎思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显得并不充分。     

毛泽东对中国德治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以至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被称之为德化政治或伦理政治。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予历史总结的毛泽东,在道德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同样遵循了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他在继承中国德治传统的同时,又在探索着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在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新德治思想独具特色。     

语言的抵抗——庄子言说策略探微

庄子对语言的警醒很可能来自对政治暴力的深刻体认。如何走出言说的困境,消解语言中权力结构生成的可能性,并对权力进行批判与劝谏,成为庄子的思考重点。有见于语言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庄子试图通过创造性的言语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与政治主张。从这个角度看,谬悠之说与荒唐之言的书写方式首先是一种语言的抵抗,展现了庄子对政治的批判与主动疏离。更深层的是,庄子试图通过言说策略的再发明,消除语言中暗藏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并以一种滑稽乱俗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探讨——基于对毛泽东自我界定的解析

从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得知,1920年夏毛泽东已认定自己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自我界定式的话语中,包含了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基本评判标准,暗含着这种标准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也透露出了这种标准会随着他的具体革命实践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些问题恰恰是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可回避的难题,需要详加考察,并加以严肃阐明。     

从城市激进分子到农村革命家: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的毛泽东

本文从讲述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开始,涵盖了他漫长人生的前半生.在本文所涵盖的时期结束时,毛泽东成为了党的余部的领导人,这时党刚刚从第二次几近灭绝的大围剿中幸存下来,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和中国西北的人民群众,乃至应对来自日本的新威胁.因此,只有作为毛泽东后期生涯的序幕时,"早期毛泽东"看起来才有吸引力——这个时期,他正等待时机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革命的成功领导并非由偶然性或者深层的历史进程所决定.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是在1937年打下的.虽然1937年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农村阶级斗争,而是抗日战争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但是农村革命再次成为1945年至1949年与国民党之间的国内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道德伦理重构:毛泽东“革命”的价值向度

毛泽东一生进行了许多类型的革命,像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民族革命等,而所有这些革命,无不具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指向:人的精神价值追求远远高于物质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最终落实到价值理想的层面,就是重构道德伦理,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创造出一个“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