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责任伦理考辨

责任伦理是现代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在传统儒家话语中也有相应的表达,这是一切规范性社会共有的特征。本文以儒家文本为依据,对"责""任""责任""己责""己任"等一系列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考辩。指出,儒家的"责"包含现代意义上的"责任"的基本要义,它既指职责、尽责、位责、任务、使命等分内应做的事,也指因自己的失误而对不利后果应承担的处罚。从人我、己他的人伦关系视角阐释个体的责任,这与当代责任伦理学把责任看成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理论,有相同的旨趣,体现了责任的利他性价值导向。     

论同意蕴含的责任价值

虽然不同的伦理学类型对责任之价值的认知存在着差异甚至争议,但无论何种伦理学类型都会认为责任是有价值或有意义的。不同含义的同意(consent)往往都意味着同意主体因此而被赋予一定的责任,即同意主体的同意行为往往会导致其有相关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意内蕴有责任。同意主体的同意既可能具有有效性、合理性,又可能是无效的或不合理的,而无效或不合理的同意不能产生、形成可以得到道德辩护的责任。因此,同意主体对于因同意而导致之责任的承担,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样的条件既是同意的有效条件,也是同意主体的担责条件。     

从“德性”到“个性”——“德性”和“道德”的区分与西方政治伦理观的古今断裂

"德性"的内涵关乎某种目的论,而"道德"要在"服从命令"中理解,作为悖反的结果,道德论世界观下才有对于"个性"的强调。古典政治伦理观建立在德性论的基础上,是一种德性政治学,它有三个基本命题:以德而治、因德成制、为德而治。现代政治伦理观对"德性"进行祛魅化,将自身建立在道德论的基础上,并将政府视为功能性的,是一种功能政治学。古典政治伦理观认为城邦的目的在于成就德性,而在德性祛魅之后处于道德论世界观之下的现代政治伦理观,或者否认政府的道德角色,或者认为政府的道德责任在于宽容和培养人的个性。     

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智者不惑"的道德意涵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尊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智者"之所以"不惑",并非仅仅因为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能力而能知物识理,而是更多地指具备人事活动领域的道德理性而能明善祛恶,它主要体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知当务、识时势.正因为对明善祛恶之智的强调,促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成人之教",而有异于西方的"爱智之学"."智者不惑"蕴含的人文内涵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过于倚重科技理性之风,是以真善美为底色、崇尚人的全面发展之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评方朝晖《为“三纲”正名》

方朝晖教授的新著《为"三纲"正名》一书,旨在驳正现代学者对"三纲"的各种批判,从"从大局出发"、"以某为重"、"尽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责任"等意义上来为"三纲"正名和辩护。但该书对问题的理解和论证无法自圆其说,存在诸多问题,如思维混乱、自相矛盾等,尤其对于儒家思想及其意义的多重面相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辨析。因此,总的来讲,该书的观点缺乏说服力,难以令人信服。     

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探究

道德基础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一问题上,弗里德曼等人以企业利己主义为股东至上论进行辩护,弗里曼等人以义务论为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辩护,但这两种辩护都存在着问题而不足以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合理的道德基础.后果主义理论通过为波特等人提出的共享价值论进行辩护,以及为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合理辩护,显示了其优越性.     

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述评

斯坎伦对他的非自利的契约论曾做了这样的概括:"思考对和错,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考虑,就是根据那些有着恰当动机的人无法合理拒斥的理由,思考面对他们我们能够辩护些什么."他认为道德上行为的对错或道德原则的根据就是人们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契约,即人们相互间的责任和人们之间共同持有的理由和看法.斯坎伦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其一,当人们没有相似动机的时候,道德的规则很难决定.其二,对合理性的标准问题语焉不详.     

庄子"吾丧我"的现代诠释

庄子哲学是目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根据牟宗三对康德哲学中自我问题的理解和现象学的意义生成理论分析庄子的自我问题,认为庄子哲学中的"我"有三个意义,即真我、现象我和逻辑我;"成心"不仅可以统摄"我"的三个意义,而且是现象世界或者说我的意义世界的生成论根源;"坐忘"是与意义世界的生成顺序相反的认识真我、回到真我的方法和过程,即庄子的"达道之方".     

归纳辩护的三种进路

由休谟归纳问题引发的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辩护目前主要有三种进路:逻辑辩护、语境辩护和可靠论辩护。这三种进路推进了归纳问题的解决吗?对三种进路的解决方案加以考察和分析后可得出结论:按照怀疑论的要求辩护一般归纳推理的有效性是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但是对特定语境的归纳推理可靠性的辩护是有意义的,也是可能的。     

我可以和上帝"吵架"吗?

一天,有位姊妹问我:"牧师,我可以和上帝吵架吗?"由于我对她比较熟悉,也知道她那时的艰难处境,能够明白她这个问题背后想要问的是什么.她不是在问闲来无事可不可以与上帝"吵架"找茬,也不是在问找上帝"吵架"会不会是一种亵渎与不敬,更不是在问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不可以有"与上帝吵架"的念头;而是在问,当我们面对人生中各种各...     

“最后之神”即海德格尔的基督?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中,"最后之神"是篇幅最短却又极关键的部分,向来惹人遐思又令人却步。塞杜尔在比较了其他著作之后,指出《哲学论稿》承载着海德格尔的基督论,而且目的就是"最后之神"。本文首先引述这个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从《哲学论稿》的遣词用语、论证内容出发,并与相关思想家如布尔特曼和谢林作比较,指出海德格尔确曾受他们启发,但也显示出思想上的差异。接着,本文从更宽阔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脉络来评估其神学关怀,并指出以神学方式阅读海德格尔及其现代状况的意义。《哲学论稿》和同期作品反映出了一位当代西方思想家在面对现代转向时如何试图建构一种圣俗交织的现代话语。传统基督教义虽有参考意义,却未能完全处理其中问题,而纯粹哲学又难以处理神圣问题而陷入失语,故比较进路或许能对这种现代状况提供出路。     

超越善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被遮蔽的人性论突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我被手机绑架了,怎么办?

正问:我是一个十足的"手机控",除了睡觉及工作时间腾不出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离不开手机,微信聊天、线上购物,乐此不疲。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就是没法戒除手机之瘾,挡不住它的诱惑,我该怎么办?     

合情理性、辩护真诚性与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策略

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理念,要求为正义原则所做辩护必须取得合乎情理的公民的合理接受。但这里作为规范性限制条件的"合乎情理"却主要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因此合乎情理的公民持有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完全是有可能的。而这将会导致"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即为正义原则所做的辩护,诉诸的是一个人所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辩护工作是分两阶段来完成的,分阶段的辩护策略可以避免"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因为在这两个阶段中,面向某个公民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作辩护的问题都没有发生。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

义利观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它由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两个逻辑层次构成.义利之辨层次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孟子正确审视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性张力,既能鲜明地坚持道义论的基本立场,又能够对经济生活进行独具特色的伦理辩护.与这一“显层次”相比,德福一致是孟子义利观的“隐层次”,但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德福一致的强调,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义利之争和思想意识中的义利之辨,是立足于主体素质的建设本身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重新梳理孟子义利观的逻辑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道义论传统的文化意蕴.     

王夫之尊“我”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分析

王夫之的尊"我"思想既有一个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有一个隐然成形的内在逻辑结构。在存在论层面,王夫之论证了肉身性之"我"在尽孝、尽忠的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在道德领域中他激烈地批判历史上诸种"无我"论,要求挺立个体之"我"作为道德承担者与实践者的主体性地位,殷切呼唤豪杰精神,号召个体具有承担"大公至理"的道德担当意识。在认识论及社会历史领域,其尊"我"思想表现为重视"我"的认识能力与认识主体的地位,在"变化日新"的历史过程中对"明日之吾"(即未来之我)充满着期待。王夫之的尊"我"思想是对阳明心学重视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正面继承与发展,初步体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重视个体精神的思想倾向。     

康有为对孟子性善论的阐释

在康有为的人性论中,《孟子微》具有独特价值。《孟子微》中的人性思想成熟而深入,并包含对性善论的三维阐释:一是在三世说的视野中将性善称为"太平之基",二是在人类品性的差等视野中把性善视为"为上根人语",三是在生命个体的构造视野中认性善为"以魂统魄"。康有为还创造性地以"性善"为"平世之法",并将"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观念与之凑泊。这种立足于儒家心性论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尽精微"不足,却在"致广大"的层面蕴示着儒学发展的未来。     

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对数学的奠基意义

对于数学来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部分对时空观念进行先验研究的意义在于,此框架不仅可以为现实的数学成就提供一种哲学辩护,而且还确立了某种主体性的认知结构对于数学结构的奠基关系。康德之后的一些哲学家对其数学哲学的批评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对感性论与数学关系的误解,但康德本人也有一定责任。先验哲学可以从认知主体的角度为数学的实际形态提供某种必要性的解释,这条进路直至今日仍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