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中的价值理性与伦理关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人际间的是与非,人性中的善与伪显得分外立体.疫情防控中所展现的人性光辉和伦理关怀需要肯定与弘扬,而暴露出的问题则需深入反思.纵观人类的灾疫史不难发现,看似自然灾害的瘟疫但其实问题的症结往往在人类自身,若要实现疫情的有效防控需要从根源上解决人的问题.疫情下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异化是工具理性主义思维的后果,需要用价值理性和伦理关怀加以克服和矫正.以爱为归依的行为表达是人价值理性的主张,而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共鸣、共情、共生则是伦理关怀的彰显.在科学防控疫情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的伦理两难,需构建克服工具理性主义、彰显价值理性的伦理原则.     

当前我国邪教组织涉新冠肺炎疫情违法犯罪活动与应对

我国人民全力以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和普遍认可。然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唯恐中国不乱,不但加紧通过编造、传播歪理邪说蛊惑群众,散发、张贴反动宣传品制造恐慌等方式进行滋扰破坏活动,危害公共安全与疫情防控,而且还与西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攻击、抹黑中国人民,必须严密防范,严厉打击。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伦理关怀

伦理学界颇有影响的内尔·诺丁斯的伦理关怀理论,以女性主义视角构建无性别差异的关怀伦理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相互关怀,特别是把关系性作为关怀伦理思想的核心.这一理论对于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强伦理关怀,积极构建良好的关怀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良好关怀关系的构建着力于建立信任,落实于履行责任,包括政府公职人员做好伦理关怀,全社会增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怀能力,人类有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视野的全球伦理关怀的作为,这些正是把关怀作为变革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生活的一种理想来追求的实践.     

新冠疫情中英国国教的应对举措分析

本文对新冠疫情中英国国教(即英格兰教会)的应对举措进行分析。英格兰教会在疫情期间出现了新发展甚至是新变革,同时也遭受了冲击和影响。在"国家-宗教"关系方面,英格兰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与国家机构的互动折射出了英国宗教"硬治理"和"软治理"的深层特征与传统,同时也突出了英格兰教会的特殊地位。     

新医科语境下医学伦理的实践挑战与理论突围

在全球范围和中国语境下开启的新医科范畴,推进了医学伦理的纵深发展并打开新的向度。医学伦理作为动态平衡且不断发展的概念,伴随医学使命而生。在新医科语境下,医学伦理面临来自以利益为主线、以知识权力和专业技术两翼构成的三维挑战。这种挑战植根于医学能力的提升,社会资本的介入,医生的专业权力以及生物科技融合发展带来的专业话语。实践挑战的本质是理论困境,解决实践难题根本上需要理论突围。需要建构基于责任伦理为关键词、以公共伦理融合个体道德、以专业伦理深化常识道德的医学伦理体系。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心理援助“热”战后的“冷”思考

2020年新春伊始发生的新型冠病毒肺炎疫情全面冲击了公众的生活,疫情防控中心理疏导工作始终处于重要位置。在教育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下,“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平台”汇聚了来自全国的心理专业力量,面向社会提供免费心理援助服务。在教育部思政司、教育部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心理学会相关机构的支持下,来自全国1200多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4000多名专业人员踊跃报名,以热情投入平台心理援助工作。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搭建了满足心理援助需求的智能化云平台,具备分布式、多通道、大容量功能特点,支持热线电话、文本、语音三种接入方式,支持高频并发访问。平台每天24小时开放,服务于全国一线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安保人员、学生群体等重点人群和普通公众,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华。平台工作化解了大量求助者的情绪问题和心理危机,向国内公众和海外游子传递了来自祖国的关切和支持,发挥了良好的心理支持和社会引导作用,服务满意率达到92%。平台以快速高效、专业规范的工作成为“心理战疫”的中坚阵地,向众多求助者传递了爱心和力量,受到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与肯定。平台成立了专家工作组和专家委员会,以专业管理支撑服务。为提升服务能力,做出更大贡献,平台于2020年4月12日召开（线上）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对心理援助平台和相关学科发展给予专业指导,研讨心理援助的战略规划、机制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对心理学科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要提出咨询建议。本文是作者在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对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心理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全面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程序伦理在破解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伦理难题中的价值

伦理程序是做出伦理决策与辩护、进行伦理审查与评价等道德决断的行为过程;程序伦理是具有一定时空顺序地做出伦理决断的行为过程伦理,保证人们遵循"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等道德规范的伦理,有利于道德规范和实质伦理的实现。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遭遇或引发了积极防控是否应该和值得,防控措施限制人们的权利是否适度,卫生资源到底应该如何公正分配等大量的伦理难题。破解这些难题,程序伦理要求通过伦理行为决策、辩护、评价以及伦理审查等程序,并在程序中遵循公开与透明决断信息,沟通与协商决断措施以及评议与审查伦理决断的伦理要求。     

埃博拉疫情爆发和防控中的“道德两难”和伦理反思

<正>在西非地区爆发并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其预防与控制中也包含着复杂的伦理问题。本文拟从伦理的视角分析疫情爆发和防控中个体权利与公共善、程序正义与公共危机、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的"道德两难"问题,并寻求可能的协调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评估、应对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多元多重中介模型

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成为潜在心理应激事件。本研究以线上调研形式在疫情爆发上升期考察了民众对疫情的可控性评估、应对方式和抑郁焦虑水平。结果表明：自控性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焦虑,他控性对抑郁焦虑无显著预测作用;前行应对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焦虑,创伤应对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焦虑;前行应对在自控性与抑郁焦虑间起中介作用,即自控性通过正向预测前行应对进而负向预测抑郁焦虑;前行应对在他控性与抑郁焦虑间起中介作用,即他控性通过正向预测前行应对进而负向预测抑郁焦虑;创伤应对亦在他控性与抑郁焦虑间起中介作用,即他控性通过正向预测创伤应对进而正向预测抑郁焦虑。本研究对可控性评估与应对方式对抑郁焦虑的影响及其间中介路径进行了探讨。     

COVID-19防控的责任伦理考量

在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引发的法律及现实问题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其责任伦理问题。如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冲突的问题,特殊从业者与职业责任冲突的问题,政府公权力的行使主体与个人知情同意的冲突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基于责任伦理原则,提出培养个人责任伦理意识,形成群体认知共识、制定特殊人员免责条款,约束集体无意识的责任迷失、政府明确社会组织主体行使公权力的权利及限度等具体对策完善COVID-19防控机制,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促进当前及未来社会的稳定发展。

     

新冠疫情中公共卫生监测伦理问题研究

公共卫生监测作为我国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在此次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中被广泛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疫情防控效果。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隐私保护、知情同意、公众参与、污名化等伦理问题,通过对公共卫生监测的主要伦理问题进行分析,揭示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伦理难题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及对策,包括在遵循效用原则、尊重原则、互助原则、不伤害原则等伦理学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隐私保护及数据安全共享方案,保障监测主体的知情同意权,倡导与弘扬守望相助公民伦理精神,合法普及科学知识及强化公众教育等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公卫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

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及因子分析法等方法,对2 461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医师的岗位胜任力要素进行分析,并构建公共卫生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构成要素包括6个公因子,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综合能力与职业精神、医学基础知识、实践技能、公共卫生知识、健康管理、发展与创新6个维度。其因子权重分别为24.79%、26.34%、14.94%、11.70%、13.06%、9.17%。对要素的重要性评分结果显示,实践技能和综合能力与职业精神这两个维度得分较高。影响公共卫生医师岗位胜任力的要素可以归纳为6个维度,其中医学基础知识和综合能力与职业精神对胜任力的影响最为突出,建议加强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医师医学基础知识和综合技能的培训,以建立更优质的疾控人才队伍。     

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慢性呼吸病防控工作

在简要回顾性分析了国内农村常见呼吸病的患病率、死亡率显著高于城市,成为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基础上,分析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源,并对今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若干有益的建议。     

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中个人的伦理责任影响——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可能出现公共利益挤压个人权利的问题,但这种非常态下的权宜之策对阻断病毒传播至关重要,经得起合法性考验。为有效控制重大传染病疫情蔓延,每个人都要承担协调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适度让渡个人权利、参与疫情防控、平等对待患者和高风险地区同胞、合理约束自己需求等伦理责任。相关职能部门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引导树立共同体意识、制定伦理指南、加强沟通解释等方式确保个人的伦理责任落实到位。

     

确定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的确定性——治疗疾病决策与控制传染病决策之差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人们需要制定抗击疫情的对策。系统地比较了治疗疾病决策与疫情防控决策的制定过程与方式,讨论了这二者在影响决策的因素、决策的内容以及决策的目标上的差别。治疗疾病决策主要是一种事实判断,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都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之上;而控制传染病决策基本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尽管传染病本身是客观的生物学和医学问题,但是控制传染病方案的制定却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许多主观因素。     

Mental Health Inequalities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The Role of Financial Insecurity and Attentional Control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ubsequent lockdowns negatively impacted the mental health of populations. This impact is not equally distributed and increases existing mental health inequalities. Indeed,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affect more the less educated and less wealthy people. Howev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mplicated in this increase of mental health inequal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remain unexplored. The present study (N=591) tested the role of financial insecurity and attentional control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along with the influence of trait anxiety.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findings showed a media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insecurity, but not of attentional contro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In addition, exploratory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financial insecurity also mediated the effect of attentional control on mental health. Result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point at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mplicated in the effect of economic crises on mental health inequalities.     

循证理念在当代传染病防控领域的应用

循证医学引发医学领域的创新和革命,其理念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形成了循证公共卫生。21世纪多种新发和复发传染病的全球性暴发为循证理念的应用带来挑战。高风险的研究环境、复杂的干预手段、证据稀缺、研究设计困难,以及在高度不确定和紧迫时间下建立程序和生成建议的需求,使循证方法学必须通过拓展和调适以解决传染病问题。六步骤快速风险评估机制、AGREE Ⅱ指南评估工具、全球传染病循证资源数据库,成为满足传染病防治的特殊要求而创新的循证实践工具。

     

疫情防控“成功悖论”的伦理解析

疫情防控会造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成功悖论”：虽然疫情防控给社会带来了整体利益,但具体的参与者个人却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于是,当疫情防控成功一段时间之后,一些强制性防控措施就会日益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逃避防控的“免费搭车”行为,直到再次暴发疫情。“成功悖论”反映出疫情防控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冲突：为了社会整体健康而限制个人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伦理辩护？悖论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割裂,而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有助于克服这一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