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学实践体系与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兼论针灸学作为一级学科所具备的内在条件

讨论了针灸学实践体系与理论体系的独立性,以及针灸学作为一级学科所具备的内在条件。针灸学目前还是二级学科,这一地位与其自身的价值和影响力并不相称,也严重制约了针灸学的发展。但针灸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外部的认知只能算是从属条件,最根本的条件取决于针灸学的实践体系与理论体系是否独立于其他一级学科。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针灸学从实践体系到理论体系,再到治疗原理的深层次本质,处处都与以中医内科学为代表的中药治疗体系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体系间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针灸学具备作为一级学科的内在条件。

     

宋代医官磨勘制度初探——兼论王安石思想对其影响

磨勘是宋代对于官员进行考核迁转的制度。但宋代初期在制定官员磨勘制度之时医官并未涵盖在内,并且医官的转任也有着相当的限制。北宋历次重大改革均将医学教育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自此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医官转任的限制也有逐渐放松的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宋政府出于管理的需要,于熙宁年间正式确立医官磨勘制度。至宋徽宗重新启用变法派,于国子监设立中央医学,医官磨勘制度结合中央医学的设立有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展。虽然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出现过种种乱象,但医官磨勘制度对后世的医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论诠释在中医经典化形成中的意义——以《温病条辨》为中心

中医经典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以《温病条辨》为例,探索诠释在中医经典化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温病条辨》作为一部重要的中医典籍,本身就是在阐释早期中医经典的基础上,经过了后世医家的诠释、研究和实践,才逐步确立了中医经典的地位。诠释在《温病条辨》经典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吴鞠通通过“以论释经”的传统性诠释、“以病诠经”的临床实践性诠释、社会性传播诠释和学术性传播诠释,使其根于经典、成于临床、要在革新、广泛流传、普遍接受,创造性地促进了《温病条辨》经典化的形成。

     

葡萄入药史考述——以中医药典籍为中心

葡萄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物质文明,葡萄一入中原,即被广泛使用,可食用、可酿酒、可入药。中文文献记载的葡萄入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此后历代医家不断积累和完善葡萄入药经验,葡萄果、葡萄根、葡萄籽、葡萄叶等均可入药。学界研究葡萄的成果丰富,但研究葡萄入药的成果却甚少。通过详细梳理中医药典籍中的葡萄相关文献,探讨葡萄在中医药典籍中的演变历程,总结历代医家使用葡萄的经验和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葡萄在中医药发展史上的意义和药用价值,并为现代医药学家使用和发掘葡萄丰富的药用价值提供借鉴。

     

医患关系何解？——医者患病经历文献述评

综述医者患病经历相关文献发现,医、患分野和矛盾植根于医学和医学模式本身,是在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解决医患关系问题应着眼于审视和改变医学文化和医学模式内部造成医患矛盾、分歧的根本原因,创造机会打破严格的医、患角色区隔,实现病人得治、医者得安、医患共同。在医者患病经历文献中,能追溯医患同源的起点,能洞悉医患分化和冲突所在,也能看到形成医患共同体的可能性,为实现和谐医患关系指明方向。

     

预防还是增强？——人类增强与预防医学之辨析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暗示了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之间存在某些联系。预防医学以相对明确的潜在疾病为对象,通过增强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从而减少或避免由疾病产生的既得利益损失。人类增强以人类的某种特性为对象,通过增强这些特性或保持这些特性的最佳状态,从而获得额外收益或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在“对象−方法−目的”模型下,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表现得极为相似,并且在诉求、技术、概念和形而上学方面的相互交错也进一步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线。然而,人类增强完全市场化分配制度及其对公平的固有破坏性是它与预防医学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

     

体温计知识及诊断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应用——

19世纪末,体温计作为西方医学发展出的新型医疗器具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体温计知识及诊断技术也是西方医学在华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梳理并探讨了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途径和应用过程。中医界对于体温计及诊断技术则表现出既接纳又排斥的复杂态度。受中西汇通思想的影响,中医医家将“衷中参西”观念贯彻于诊疗模式,以体温计可以精确测知体温变化之长协助中医临床的辨证。虽然对于“传统”中医四诊诊断模式而言,体温计的应用不免会破坏其传统性,但也在不断受到西医新的诊疗器具与诊断技术的挑战中寻求传承与发展。

     

医学史研究的守正创新和与时俱进——评《张慰丰医学史文集》

医学史是研究医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张慰丰医学史文集》系统丰富地呈现了医史学家张慰丰教授的医史学思精华、学术探索历程和个人治学风采。通过分析张慰丰教授的研究成果,结合新时期医学教育和医学发展要求,提出医史研究需夯实基础,理清学科发展史和学术谱系,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促进多平台合作交流,不断探索新理论、新方法,从疾病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角度,审思前沿热点问题,关注医学博物馆研究、医学史相关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与实践,与时俱进地推动医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

     

针刺作用四大规律的统一与现代针灸学理论的发展

探求事物的内在联系或内在统一性是科学活动的重要目标。针刺作用的四大规律：针刺作用的双向调节规律、针刺手法作用的基本规律、针刺时间作用的基本规律、针刺作用的时效规律,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但这四大作用规律在“机能状态”这个基本环节获得了统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灸推广实施路径与历史经验研究——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统一战线和发挥中医作用的要求下,针灸推广作为一项卫生工作被提上日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率先开展这项工作,开创了“理论学习+临床实习”的短期人才培训模式,在国内部分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训练了一批针灸师资力量,并尝试通过实验研究为针灸推广提供科学理论支持。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工作为今后针灸推广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培养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是过渡时期中医力量参与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的典型例证。

     

课程体系改革是中医针灸学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中医针灸教育改革必须面向未来

中医针灸学的现代研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解决这些困难有研究思路方面的问题,有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亦有对中医针灸学术本质方面的认识问题,等等.但总起来讲,这些问题都与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有关.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主要是由知识结构所决定的,而知识结构可以说是课程体系的翻版,不同的课程体系决定着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不同的教育目标.中医针灸学课程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专业自身的发展,对其课程体系的改革已成为中医针灸学走向现代化的基础环节.     

近代岭南中医身体观的构建与影响

广东是近代西医学传入中国最早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愈趋广泛和深入的社会大背景下,岭南中医较早便已开始将西医引入传统中医知识体系中。近代岭南中医家对比和汇通中西医学身体知识,构建新的身体观时,既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使用的体与用、格物与穷理之辨等,来阐发中西医学身体观的差异及其各自优劣所在,又及时引入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西医解剖知识,加以结合和相互发明。近代医家中西汇通身体观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传统中医理论与临床辨治体系的嬗变,影响至今。     

针灸早期介入出血性中风治疗的困惑与思考

针对国内外在针灸早期介入出血性中风治疗方面的现状与分歧,以及给针灸临床工作者的带来的困惑,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认为,临床研究标准化、规范化,发挥群体作用,开展国际合作,形成统一的临床研究规程,才能促进针灸疗法的发展。     

针灸抗感染的临床研究概况与启示——主流医学飞速发展下的针灸价值

主流医学虽已高度发达,但与病原微生物的战斗强度并未减低。细菌耐药问题无解,疫苗与抗病毒药物研究艰难。针灸疗法从未脱离过与感染性疾病斗争的阵地,并在这种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包括部分急慢性细菌感染性疾病、部分急慢性病毒感染性疾病,以及感染造成的危重症(脓毒症)的针灸治疗,都展现了一定的治疗价值。基于这种经验的积累,面对日益严峻的细菌耐药问题,针灸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疗法应当给予积极关注。另外,在缺乏疫苗或特效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针灸在病毒性感染(包括传染)的综合性治疗中的作用也值得探索。     

自觉与他者——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中医文化研究的启示

文化人类学最具“反思”精神,20世纪人类学的总特征是“我”和“他者”之间观察关系的改造.中医药文化的现代研究应当引入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自觉”概念,应当在对中医历史传统回溯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价值认同.而文化人类学中“他者”对中医药文化研究提供的是另一种自我观察的方法,包括人的他者、文化的他者和历史的他者.现代中医文化研究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中的自我和他者的理念和方法,思考中医学现代性中的定位和发展.     

中药之“毒”概念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启示

中药之“毒”由来已久,从食物中脱离的“毒药”与早期医学建立联系,随后在《黄帝内经》中形成中药之“毒”的理论框架,历经两千多年临床实践的丰富与发展,一个具有辩证逻辑的中药之“毒”理论体系最终得以呈现,在近现代科学思想影响下,中药之“毒”概念又有了新的突破。中药之“毒”概念的变迁史,也是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关系史,在变迁历程中体现的直观性、模糊性、稳定性以及融合性四大特征有助于科学认识中药之“毒”,进而得出中药安全性研究应合乎中医自身特色,为解决当下中药安全性争议提供思路。

     

医基于理：笔记小说视域的中医文化与精神

在理论方面中医有依托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解释理论。在本草实践中,中医信赖的发现中药药性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仿生学方法、偶然发现法、逻辑筛选推理法、联想与反向推理法。在用药治病实践中,中医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并将有的经验上升为基本原则,如:对症下药、一病多治、极端用药法、有益无损原则等等。中医实践中的理论与原则在今天的医学高度未必都是合理的。古代笔记小说作者们的特殊身份和对中医的特殊志趣,使笔记小说这类著述成为研究中医方方面面的特殊文献。其中的史料能令人信服地反映出中医的文化与精神,医基于理是中医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医的解释理论在指导和消解实践问题时,明显具有不完备的一面。     

传统时空观下“左阳右阴”在中医学的化用

“左阳右阴”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其形成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政治、科技、思想运动、地理环境等社会与自然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鉴于传统时空观对中医学生命观存在指导意义,以时空观为出发点,窥探“左阳右阴”思想形成的自然缘由。这一思想化用于中医领域,演变为中医学认识人体、辨治疾病的重要理论,在脏腑、气血、病证等方面均有体现。关于“左血右气”与“左阳右阴”的矛盾现象,认为原因在于阐述的角度差异,两种理论具体应用时彼此支持,这是中医学立足于整体,论述气血阴阳浑为一体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