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社会认识与自然认识的比较阐释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基本立场 ,从社会认识与自然认识的区别中 ,去理解社会、社会结构以及人的活动规律 ,不仅把社会认识中的无知、知识缺乏、理解的不完全 ,作为人的社会认识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进行了论证 ,并且将“相信我们是无知的”视为社会认识的基本原则 ,由此挑明了“知识合法性”的根据 ,肯定了在社会认识中“无知”的两重性及其实践地超越“无知”的可能性。     

对我国农村卫生改革中若干关系的思考

在农村卫生改革中,要确保公有制卫生机构的“主导”地位,把握其与合作医疗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严格区别乡镇卫生院的产权与债权,处理好乡镇卫生院所有权与经营权、乡镇卫生院与村级卫生组织、农村居民与新型合作医疗之间的关系。     

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

<正>一、"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讨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中,早已具有"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立场,思辨地把共产主义     

基督徒的社会伦理观—“关系和谐”

根据圣经教导和基督教会的传统与教义,基督徒非常注重各种关系的和谐,比如神人和好,信徒合一;家庭和睦,邻朋友好;主仆和洽,官民和顺等.     

群体健康与关系“正义”

生命伦理学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着眼于群体健康是当前生命伦理学发展的趋势。在群体水平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中,有关“正义”的概念是核心的问题。涛慕思·W·博格提出了正义的“关系概念”,借以考察范围广泛的社会制度与健康结果的产生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进而强调社会制度的制定者和支持者对其产生的健康结果负有责任。通过对此“关系概念”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国内健康领域问题的解决有所启示。     

青少年社会行为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以349名初中一至三年级青少年为被试,采用同伴提名法和"班级戏剧"量表收集数据,考察社会行为对同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班级戏剧"量表中的30种社会行为可划分为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退缩行为和有争议行为四个方面;(2)亲社会行为和有争议行为能够正向预测同伴的正向提名,攻击和退缩行为能够正向预测同伴的反向提名,亲社会行为能正向预测社会喜好程度,而社会影响程度则主要是由亲社会、攻击和有争议行为预测的。(3)受欢迎组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和有争议行为较多;被拒绝组的攻击和退缩行为较多;被忽视组的退缩行为最多;有争议组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有争议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均较多,退缩行为最少。其中,受欢迎组和被拒绝组又可以根据被欢迎和拒绝的理由而划分出亚类型。     

社会心理因素与妇科肿瘤关系的研究

研究社会心理因素与妇科肿瘤的关系。运用临床心理评定量表(LES、SDS),对香港地区妇科肿瘤患者进行了病前调查和病后调查,分析60例香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病前遭遇的生活事件(LES)和病后抑郁程度(SDS),并与同地区的妇科良性肿瘤患者和无任何肿瘤者各60例相比较。病前调查结果表明在发病前3个月至1年内,妇科恶性肿瘤组、良性肿瘤组和对照组(无任何肿瘤者)相比较,其生活事件总频数,尤其是负性事件频数、精神紧张总值及负性精神紧张值均显着升高(P<0.01)。正性事件频数的差异也有显着性(P<0.05)。另外,妇科恶性肿瘤组患者的生活事件总频数、负性事件频数、精神紧张总值及负性精神紧张值亦显着高于良性肿瘤组(P<0.01)。病后调查结果表明,妇科恶性肿瘤组患者病后抑郁程度均显着高于对照组及良性肿瘤组(P<0.01)。在60例恶性肿瘤患者中,有抑郁反应的患者共42例,占70%。结论社会心理因素与妇科肿瘤有较大的关系,在防治中应当引起重视。     

社会心理因素与妇科肿瘤关系的研究

研究社会心理因素与妇科肿瘤的关系.运用临床心理评定量表(LES、SDS),对香港地区妇科肿瘤患者进行了病前调查和病后调查,分析60例香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病前遭遇的生活事件(LES)和病后抑郁程度(SDS),并与同地区的妇科良性肿瘤患者和无任何肿瘤者各60例相比较.病前调查结果表明在发病前3个月至1年内,妇科恶性肿瘤组、良性肿瘤组和对照组(无任何肿瘤者)相比较,其生活事件总频数,尤其是负性事件频数、精神紧张总值及负性精神紧张值均显着升高(P＜0.01).正性事件频数的差异也有显着性(P＜0.05).另外,妇科恶性肿瘤组患者的生活事件总频数、负性事件频数、精神紧张总值及负性精神紧张值亦显着高于良性肿瘤组(P＜0.01).病后调查结果表明,妇科恶性肿瘤组患者病后抑郁程度均显着高于对照组及良性肿瘤组(P＜0.01).在60例恶性肿瘤患者中,有抑郁反应的患者共42例,占70%.结论:社会心理因素与妇科肿瘤有较大的关系,在防治中应当引起重视.     

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

在文献复习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一定义、类型和研究层次,然后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卫生领域就社会资本与健康、卫生服务利用以及卫生筹资的关系所开展的研究,最后指出在卫生领域应用社会资本理论时应明确界定社会资本的概念,科学完整地测量它,并科学看待它对健康和卫生服务的影响。     

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人权路径

全球卫生挑战已发生巨大变化,从传染病的持久危害到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疾患日益增长的威胁,全球卫生治理已逐渐扩展到人权、减灾、环境等健康决定因素的治理。全球卫生伦理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价值要素,指向了所有全球卫生行动的终极目标与意义。人权是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路径之一,正逐渐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有力工具。梳理了全球卫生伦理的概念和发展、总结了健康与人权领域的治理工具,并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分析了人权参与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演进路径,以期为加深理解人权理念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规划和实践提供参考。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病毒主权”困境研究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全球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有关“病毒主权”的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病毒共享机制在其实践中造成了有利于西方大国而危害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从而导致了“病毒主权”困境,通过梳理病毒共享的发展与现状,着重从国家利益、现有机制和集体行动力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病毒主权”困境的成因,并相应提出破除该困境的三个改革方向,以期为更好地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依据。

     

我国医患关系研究的进路与省思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以“医患关系”为关键词,分析近年来传播学视域的医患关系研究议题与进程,发现医患关系研究出现从“媒介”到“人”的研究转向。其中以“媒介”为中心的医患关系视角注重医患关系的媒介呈现和媒介宣传,以“人”为中心的医患关系视角注重媒介使用与医患信任建构、媒介与患者健康意向行为关系及新型医患沟通模式分析。同时,探讨提升中国社会的医患关系研究路径,提出未来研究更应注重制度和文化等语境,跳出实证主义范式以及单一的“医−患”二元视角,以推动医患关系研究的均衡与系统化发展。

     

医疗保健政策与医患关系

医疗保健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医患关系,并左右着医患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在实行"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益"的福利性的医疗保健政策时期,我国的医患关系是和谐的.但自从医疗保健政策向"经济导向型"方向转变之后,国家大幅度减少了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医院必须从病人身上取得卫生发展必要的资金,医药费用上涨是必然的,也失去了公平和公正,并最终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调整医患关系不能仅从医、患两方面着手,建立符合医学伦理的卫生政策,才是问题的关键.     

和谐医患环境与公民健康权的保障

在健康权保障体系中,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的失衡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公民健康权不平等的关键。而作为一级经济主体的医疗机构,在促进卫生资源配置和享用的公平性作用上,则是无效率的,因此国家应积极运用法律、政策等外部手段,实现其协调性的复位,以服务于建设和谐医患环境的需要。     

卫生资源配置与改善医患关系

从基本卫生资源配置角度来探讨如何改善医患关系,认为基本卫生资源配置失衡是引起医患纠纷的重要因素,从而指出公平优先原则指导下的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有利于改变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并据此观点提出实现基本卫生资源配置公平优先的相关保障措施.     

医患网络健康信息沟通与医患关系促进

以医患网络健康信息沟通为切入点,探讨网络健康信息沟通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并非所有患者愿意在就诊过程中与医生讨论网络健康信息,他们担心会因此影响医患关系。愿意与患者进行网络健康信息沟通的医生认为,网络信息可以增进患者对健康问题的了解,表明患者在对自己的健康问题负责。也有医生认为患者的这种行为会挑战医生的权威、降低患者依从性和门诊效率、增加医疗成本。总体而言,医患信息沟通是一种低成本的、有效的医患关系干预措施。应该推动医生尝试“信息处方”,帮助提升患者网络健康信息素养,促进网络时代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团体辅导改善大学生人际关系及心理健康水平的实证研究

目的:探讨团体心理辅导对改善大学生人际关系及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性及可行性。方法: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设计自然实验,对16名有改善人际关系愿望的大学生进行为期2个月,共10次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使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前后施测,结合团体成员的反馈自评和表现进行质的分析。结果:被试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前后测有差异(t=2.55,p<0.05),症状自评量表总分有显著差异(t=3.12,p<0.01),其中抑郁、敌对因子有显著差异(抑郁因子t=2.95,敌对因子t=2.71),人际关系和偏执因子有差异(人际关系因子t=2.53,偏执因子t=2.57)。结论:人际交往团体辅导对改善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是有效的。     

学校组织健康与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探讨初中组织健康与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结果表明,学校组织健康状况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相关十分显著,学校组织越健康,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置身于健康学校组织里和不健康学校组织里的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显著;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学校组织健康因子与学生心理健康因子有较好的回归关系,特别是校长倡导、关心体贴和校长影响力这三个组织健康因子与学生心理健康各因子回归显著。     

Positive Public Health Ethics: Toward Flourishing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and Individuals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a global contagion of unprecedented proportions and health,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As with many health problems, its impact is uneven. This article argues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a global health injustice due to moral failures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prepare for, prevent and control it. Global and national health communities had a moral obligation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of pandemic preparedness. This obligation—a positive duty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systems to reduce threats to and safeguard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abilities to flourish—stems from theories of global health justice and governa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revealed and amplified the fragility and deficiencies in our global and domestic health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Moving forward, positive public health ethics is needed to set ethical standards for building and operating robust public health systems for resilient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