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道德救世与伦理重构刍议

清末民初时人视道德为救世法宝。其内涵主要体现在道德思维、道德理想、道德精神、道德责任、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等方面。它们彼此影响,共同推动救世思潮走向高潮。其间显现的现实困难促使伦理重构次递展开。此举客观上冲破了固有纲常经典藩篱,导致此一制度化理论体系的解构,开启了近代伦理重构的序幕。他们立足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以展示其现实价值,初步确立起中国近代伦理学雏形,实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一带一路”视域下周恩来外交贡献与时代价值

在今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作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亲自出访的国家超过18个,建交国家超过36个,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寻周恩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活动,分析他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所进行的设计,展示他为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展示大国的魅力做出的卓越贡献。周恩来的思想与实践,为我们今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高效课堂教学下的互动研究与设计

一．课题的来源。选题的意义和研究价值．研究的范围 1．来源：“互动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师生之间相互对话、相互讨论、相互观摩、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的一种教学方法。新课改下,再三强调高效课堂,“互动教学法”,就是高效课堂背景下重要模式,高效课堂就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课堂,是学生充分自主学习的课堂,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课堂,是学生对所学内容主动实现意义建构的课堂。“互动教学法”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认知不公正：认知维度下理解医患互动的视角

从认知不公正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医患互动予以重新审视。研究发现,医患间的认知不公正不仅阻碍医患间证言知识的有效传递,凸显二者在认知预期与互动意愿上的差异,而且呈现出波动性、形态多样性和伤害间接性的特点,加速医患互动工具化的同时,加剧双方弥合信任的难度。尽管医患主动采取“理直气和”与“关系就医”的调适策略,但医患关系的改善以及认知不公正的消除不仅是医疗领域内医患双方的合作问题,还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维度出发,迈向扩大的医患共同体。

     

汉族移民与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佛教的传播

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长白山地区是东北的腹地,其人口多为近代迁徙而来。清初封禁,大量人口南迁,导致长白山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文化凋敝。不过,此时也有许多来自中原的汉族百姓来此谋生,并随着季节而往返,从而出现了垦荒性移民。清廷虽不断强化禁令,但犯禁越边现象仍然屡禁不绝。清末民初,随着“放荒设治”以及铁路运输线的辐射带动下,数以万计的汉族移民从关内涌入,出现了人口迁徙的浪潮。     

《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

清末民初发生在中国回族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回耶对话",是历史上文明对话研究的生动个案。而促成两方积极对话的《回教考略》(《四教考略》有关伊斯兰教部分的单行本)一书,则是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关节点。通过《回教考略》的出版以及版本状况的查询、《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批评的具体状况的分析、回族穆斯林学者针对《回教考略》有所反响的八个个案的收集(在回族穆斯林学者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可以认识到《回教考略》一书在引起回族穆斯林学者注意到并起而反驳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批评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从文明对话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围绕着《回教考略》的回耶对话的一些特点:其一,这一回耶对话总体上是因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明确批评及试图传教引起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方面所描述的有关伊斯兰教内容的辩驳和对基督教的批评,具有必然性;其二,对于伊斯兰教方面而言,这一回耶对话有着相当的"卫教"色彩;其三,虽然当时基督教处于一种主动的且是强势的地位,但这一次回耶之间的对话,却大抵是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     

佛教官方译场与中古的外交事业

汉武帝开疆辟土,建立了成熟的译官制度。到了东汉,随着对外联系的削弱,译官被省并。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主要发展与西域的关系,而南方则向扶南、临邑扩展势力,译官时置时废。隋唐的外交事业趋于鼎盛、译官众多,但由于史料的阙失,对其具体人员构成至今仍然没有清楚的认识。正是在这段时期内,佛经翻译如火如荼地进行,佛教译场也逐步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不仅如此,佛教官方译场与中古的外交事业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译场的翻译人员与朝廷的外交译官之间有着高度的重合与相互流通。也就是说,中书省、鸿胪寺的译语人往往也参与佛教译场的翻译工作。其二,由于其特殊身份与语言修养,佛教译场的译主往往也分任鸿胪寺的部分外交事务。其三,在官方外交之外,译场也成为沟通西域、南海的中心之一,以作为外交的辅助手段。     

李提摩太与清末民初的“佛耶对话”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佛教的研究很少。而李提摩太是来华传教士当中,率先从事佛耶比较研究并推动两教间对话的先行者,他在此方面有导夫先路之功。李提摩太的佛耶比较研究,建树颇多,并在其佛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佛耶对话,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会通做出巨大贡献。     

自尊与人际互动：理论、研究与问题

基于自我确认理论开展的大量研究,有助于理解自尊对人际互动行为的调节作用。然而,研究者对自尊的测量工具不尽相同,筛选实验被试的标准也不尽一致,实验范式忽略了对实际人际互动情境的操纵,单纯采用人际选择反应作为测量自我确认的指标,因而难以形成具有整合性的理论模型。今后的研究有必要在编制合适的测量工具的基础上,将整体自尊与特殊自尊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置于整合性实验范式下开展研究,同时采用对人际评价信息的认知判断和对评价者的交往选择的双维指标,以全面揭示整体自尊与特殊自尊对自我确认过程的相对作用及其心理机制。     

民国时期广西霍乱与近代防疫卫生体系

民国时期霍乱在广西社会流行,呈现出前期低、中后期高、夏季高发、以区域经济中心向周边扩散的特点。政府组织了隔离消毒、报告疫情、检疫、疫苗接种、防疫宣传和清洁卫生、生产管理药品、出台法律法规、考核医务工作者等近代防疫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生,遏制了疫情。然而,民众不配合防疫,政府处罚以示惩儆效果欠佳,也未形成有力的疫苗防疫屏障,环境卫生发展不平衡、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这表明政府应对霍乱存在局限性。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并逐渐完善了近代广西防疫卫生体系。

     

中国古代辟疫思想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以未病先防为主导的中国古代主要辟疫思想及方法的回顾与思考,探讨了其对今天传染病预防的参考价值。认识到在当代传染病预防工作中,借鉴中国古代医学的思想与实践之精粹或许可为当代新发传染病的防治另辟新径,以期能对现代传染病的预治有所启示。     

法学和医学视角对疫情防控的思想对比分析

对于疫情防控措施,法学家坚持道义论,主张以某种最低的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医务工作者则更多主张美德伦理,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追求更高的道德品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之后,社会还存在一定的极端个人主义、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加之突然遭遇世所罕见的新冠疫情,应该搁置道义论,重新拥抱美德伦理。从个人的角度,对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给予最大的宽容,认真地执行,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从政府的角度,应该在疫情防控的同时,照顾好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就医。

     

清末民初道教大师葛月潭

葛月潭道长,法名明新,曾任沈阳太清官方丈多年,是清末民初著名道教人物,为道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谈疫情防控的社会防控学科化建设

公共性是疫情的本质特征,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是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现代社会因高度分工而相互依赖,疫情的公共性本质特征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疫情防控遵循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并重原则,改革开放后逐渐演变为过度倚重医学干预。通过比较这两个时期的疫情防控措施及效果,证明只有依靠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的共同作用,才能有效地应对疫情。因此,建议推进公共卫生社会防控的学科化建设,保证其能够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以便有效服务于疫情防控工作。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医疗救援与疫病防控

关东大地震是工业时代城市区域罕见的巨型灾害,严重破坏了受灾地的医疗系统。巨灾损坏了城市生命线工程和公共卫生体系,扰乱了城市生活秩序,阻碍了医疗救援的实施。日本动员了多层力量,包括军队、警察、当地政府、红十字会及其他救援队,实施了医疗救援。此外,建立传染病监控机制,强化公共卫生管理,加强对民众的防疫教育。通过医疗救援,恢复和重建了灾区的医疗系统,为疫病防控赢得了主动权。关东大地震后的医疗救援和疫病防控是近代灾害医疗的大规模实践,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也促进了公共卫生治理和灾害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

     

晚清民国癌症概念的翻译及流变

1805年以降,一大批西医概念“旅行”至我国,其中不乏全新概念,如cancer概念。中医自古便有“癰”“疽”“癰疽”等概念,它们以译词的形式参与到西医“癌症”知识最初在我国的传播,致使20世纪初,cancer概念同carbuncle概念的混淆。国人对“癌症”概念的容受随“癌”一名之确立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对其认知也随相关知识系统性传入、孙中山先生因癌病逝消息的蔓延及“癌”字隐喻用法的形成而愈发清晰。“癌”字最终的采纳则同时受日语新词大量导入及制度化因素的影响。通过考察西医“癌症”概念在我国的翻译及流变,得以管窥西医入华史一角。

     

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思维释义

《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凝聚着人类战胜疾病,尤其是疫病的哲学智慧,几千年来成为中医学指导人民战胜疫病、护佑健康的指导思想。在此次遭遇的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独特作用。当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未完全遏制的背景下,阐释中医学“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思维,为当代公共卫生防疫贡献中医力量：一是接受人类与疫病共存的历史和现实;二是树立未病先防的中医学健康理念;三是重塑人与自然相应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四是重视身心协调在防疫中的意义。

     

疫情防控“成功悖论”的伦理解析

疫情防控会造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成功悖论”：虽然疫情防控给社会带来了整体利益,但具体的参与者个人却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于是,当疫情防控成功一段时间之后,一些强制性防控措施就会日益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逃避防控的“免费搭车”行为,直到再次暴发疫情。“成功悖论”反映出疫情防控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冲突：为了社会整体健康而限制个人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伦理辩护？悖论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割裂,而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有助于克服这一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