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中个人自主的局限与突围——关怀伦理对医疗决策的启示

知情同意和医疗家长主义的改良方式都将自主性理解为一种个人自主,通过对知情同意和改良后的医疗家长主义中个人自主因素的批判性反思,可以发现它们在个人自主的影响下仍然难以解决医疗程序的形式化、医患关系的沉默问题。借助关怀伦理的视角和对关怀关系的分析,表明自主性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支持中实现,并鼓励医生、患者家属对医疗决策的积极参与,促进医患关系的良好发展。因此,关怀伦理对关系的强调将有助于打破个人自主的局限性,并为医疗决策方式带来一种关系转向,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临床护理人员的护理伦理知信行素养调查研究——以某三甲医院为例

为了解临床护理人员的护理伦理知识、信念、行为等素养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问卷调查了某三级甲等医院的1147名护理人员,同时对16名资深护理人员和护理工作管理者进行深入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多数护理人员在工作实践中能正确践行护理伦理行为,但护理人员的护理伦理知识欠缺,护理伦理教育有待加强;部分护理人员的基本护理（医学）伦理理念尚未建立;“重技术轻人文”的护理理念仍然是影响护理伦理践行的主要因素。临床护理人员普遍有接受有关护理伦理知识和技能培训的需求和愿望。

     

中国养老机构治理地方立法现状——基于85部地方立法文本分析

对我国现行有效的85部涉及养老机构治理的地方立法进行文本统计分析,发现普遍存在相关法规可执行性不强、缺乏监管部门之间协同治理的法律规范、鲜见规范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的条款、忽视机构评价标准和信用体系的重要性、医养结合相关法律规范亟需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当加强地方立法可执行性、完善各部门协同治理策略、细化养老机构服务合同条款、重视机构评价标准和信用体系的重要性、健全医养结合养老地方立法规范,从制度层面切实有效地支持机构养老产业良性健康发展。

     

制药企业在过度医疗化中角色之辩证探讨——以高血压为例

由于利益相关性较强,制药企业时常面临贩卖疾病和推动过度医疗的质疑。以高血压为例,系统性地探讨制药企业在疾病医疗化和医药化进程中的角色,及其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医疗化本身作为一个中性概念,适度则有益,过度则有害。制药企业是医疗行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制药企业的合理积极参与对于推动适度医疗化尤为关键。为了人群健康获益的最大化,应采取合理的医疗化治理手段,促进制药企业在推动合理医疗化中的积极作用,而尽可能抑制其推动过度医疗化而导致的负面影响。

     

葡萄入药史考述——以中医药典籍为中心

葡萄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物质文明,葡萄一入中原,即被广泛使用,可食用、可酿酒、可入药。中文文献记载的葡萄入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此后历代医家不断积累和完善葡萄入药经验,葡萄果、葡萄根、葡萄籽、葡萄叶等均可入药。学界研究葡萄的成果丰富,但研究葡萄入药的成果却甚少。通过详细梳理中医药典籍中的葡萄相关文献,探讨葡萄在中医药典籍中的演变历程,总结历代医家使用葡萄的经验和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葡萄在中医药发展史上的意义和药用价值,并为现代医药学家使用和发掘葡萄丰富的药用价值提供借鉴。

     

医患关系何解？——医者患病经历文献述评

综述医者患病经历相关文献发现,医、患分野和矛盾植根于医学和医学模式本身,是在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解决医患关系问题应着眼于审视和改变医学文化和医学模式内部造成医患矛盾、分歧的根本原因,创造机会打破严格的医、患角色区隔,实现病人得治、医者得安、医患共同。在医者患病经历文献中,能追溯医患同源的起点,能洞悉医患分化和冲突所在,也能看到形成医患共同体的可能性,为实现和谐医患关系指明方向。

     

“现代性”视域下的社会心理服务——基于齐美尔的理论——

社会心理服务受到的广泛关注体现了现代生活中的心理需求。齐美尔的“现代性”哲学理论指出, 理智功能、客观文化取得优势地位、社会关系弱化是“现代性”心性结构的三个主要特征。心理健康服务接纳“感性”,关注个体的“完整性”和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帮助现代人避免被技术、商品、劳动淹没,从而缓解现代社会生活引发的焦虑。同时,心理健康服务又必然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故其所展现出的“批判性”又是有限的。

     

预防还是增强？——人类增强与预防医学之辨析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暗示了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之间存在某些联系。预防医学以相对明确的潜在疾病为对象,通过增强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从而减少或避免由疾病产生的既得利益损失。人类增强以人类的某种特性为对象,通过增强这些特性或保持这些特性的最佳状态,从而获得额外收益或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在“对象−方法−目的”模型下,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表现得极为相似,并且在诉求、技术、概念和形而上学方面的相互交错也进一步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线。然而,人类增强完全市场化分配制度及其对公平的固有破坏性是它与预防医学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

     

ChatGPT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伦理风险与治理研究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为传统医疗领域带来一系列变革,主要体现在病症早期诊断、提供医疗解释、改变传统就医模式、担任“医生助理”、推动医学教育升级等方面。同时,ChatGPT在医疗领域也面临主体性责任缺失、患者是否信任、技术异化等诸多问题和伦理风险。目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不能取代临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做出的“以病人为中心”,基于医学事实、道德、价值等多维度的综合判断。对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中的应用风险的治理需要从技术可靠性、技术可信性、人文关怀等多方面进行研究。

     

医疗机器人的研究进展及伦理学思考

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医疗机器人被广泛应用于医疗行业,大大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并成为机器人研究领域的热门方向之一。在简要介绍国内外医疗机器人研究进展及应用现状的基础上,本文指出该项技术存在的医疗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缺少法律保障和规范、对医疗岗位冲击、无法体现对患者人文关怀等伦理问题;提出积极发展和推广医疗机器人技术的同时,推动人们对医疗机器人观念的更新,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解决该项技术伦理问题的关键。     

伦理治理:医疗卫生机构的角色和责任

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大环境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着服务全民健康的重大职责。然而,当前医疗卫生实践面临着诸多伦理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医疗卫生机构尚缺乏相应的伦理规约。从“机构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医疗卫生机构的伦理治理。在从理论角度梳理医疗卫生机构面临的伦理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探讨医疗卫生机构同时作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以期为探讨医疗卫生机构伦理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     

智能医疗的伦理困境与治理——基于以病人为中心的考察

智能医疗的研究与应用发展迅速,在医疗检测、诊断与预测等多领域都显示出了更强的技术优越性。与此同时,智能医疗也出现了算法黑箱导致的病人知情权受到侵犯、用户数据泄露、公平正义问题以及责任归属难以界定等亟待解决的各种伦理难题,对“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临床传统造成威胁。智能医疗的广泛应用不仅需要突破技术难题,更加需要构建以病人为中心的伦理治理体系,做出尊重病人需求和权利的理性决策。

     

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异化及其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现代医疗形式。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大大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进程及诊疗模式。与此同时,医疗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并由此带来了人和社会的异化,诸如对人与类人机器的角色定位不清,人对技术的依赖性过度增强,医疗全生命周期中的责任伦理缺失,技术价值失衡等社会问题。以这些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为进度,探析在医疗人工智能使用中的隐私安全与数据使用的边界问题,人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医生-人工智能-患者”的共同决策体系构建问题,构建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理念及法律问题。     

加强医学伦理审查体系建设的医学人道主义反思

好的伦理治理需要好的伦理审查、好的伦理组织和好的伦理委员。伦理审查是对涉及人的研究的科学性与伦理性进行审查,其中存在技术话语与伦理话语两套体系,分别代表着医学人道主义的两个方面。其中后者居于主导地位,二者应当统一于伦理话语。伦理审查的认知基础、价值观念、问题分析、问题处理和评价反思均应体现人道主义的要求。风险和受益的计算同样如此。伦理审查活动是人道主义的实践过程,需要体现科技发展与维护人的尊严融合的伦理治理理念;形成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融合的伦理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伦理教育体系。

     

医学生医学伦理推理能力调查研究

采用中间概念测量法,围绕病人自主权、保密、有利、公平分配四个中间概念,对我国S省某医学院1108名医学生医学伦理推理行为表现和动机水平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医学生在面对多重叠加的复杂伦理问题时,推理能力相对较差;对医学伦理行为动机的判定优于对行为的判定;医学生的年级、性别、医学伦理负面事件的干扰等因素,都会对其医学伦理推理能力产生影响。基于此,医学伦理教育应构建全方位、全环境的教育模式,明确教学目标、创新教育方式以加强伦理推理能力培养,充分利用隐性课程的积极作用。

     

伦理即服务之可能性——以护理机器人的伦理设计为例

基于“平台即服务”框架的“伦理即服务”(ethics as a service, EaaS)概念旨在解决抽象道德准则与人工智能实践间的转化鸿沟。当前护理机器人的伦理设计存在伦理服务者定位模糊、伦理设计简单化、伦理设计智能化误区与伦理场景单一化困境等不足。将EaaS框架运用到当前护理机器人的伦理设计活动中,有助于构建多方协调的伦理服务体系,实现多抽象层次的伦理设计审查,构建模块化的伦理情境,开展自发性的伦理定制服务。服务化和过程化的EaaS伦理设计,有助于实现伦理原则与具体应用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但也会对服务过程中的责任划分与隐私保提出更高要求。

     

ART伦理督导的实践与评价

在生殖中心(医院)中,将伦理原则的学习与技术规范的掌握相结合,将伦理学评价与员工的奖惩机制相结合,将伦理学研究与管理骨干的培养相结合,将伦理原则的贯彻与工作总结相结合;发挥医学伦理委员会监督的权威作用,重视群众监督手段的督促作用,借助国家行政督导机构和行业法规的震慑作用,是ART增强道德约束能力的有效机制。     

医疗人工智能临床应用的伦理审视

算法偏见与隐私泄露危机、意识难题与道德主体困惑、数字鸿沟与资源供给失衡加剧了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伦理、信念伦理和分配伦理危机。由于伦理设计滞后,人工智能在临床应用的过程中表现出研究伦理与服务伦理的二阶性、自由意志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性、智能技术与临床经验的集成性等特征。面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困境,需从人本性的视角规避智能技术异化,保护患者隐私;从主体性的视角克服道德主体困惑,缓解意识难题;从公众性的视角弥合资源数据裂沟,促进分配正义,通过强化正向伦理规约缓解人工智能临床应用的伦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