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调适:董仲舒“天人三策”意涵追问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其思维方式集开放、包容和排他于一体,吸纳扬弃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三策"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借助于"天"的至上、至善性,为汉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理想与目标导引,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寻求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从而与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某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儒士与皇权对儒学价值理想认识存在的张力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此结果使得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典儒学,在汉代获得转型并最终以"新儒学"的形式取得独尊地位,进而逐渐使儒学在后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深至远。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据苏舆《董子年表》),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他少年时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母生。汉景帝元年(前156年)与胡母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汉书·董仲舒传》)。曾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被任命为江都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关于儒法互补的理论设计,是在借鉴秦朝暴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客观上适应了汉代政治实践的需要,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孟子一派儒家理想主义的崛起,儒生们很有一股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冲动,此最终演化为两汉之间以儒家经典中的王道理想为依托、以三代古制为蓝本的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失败,表明纯粹儒家王道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东汉儒生也因此对现实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从而再次认同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模式。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政治学说以先秦政治思想为源头继续沿着天命神权与内圣外王这两条主要线索发展。在封建社会前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抬高"天"的权威,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将儒学神学化。同时,董仲舒又延续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赏识,最终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理想。     

董仲舒天人关系的三维向度及其思想定位

本文从宗教、哲学、伦理视角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与"天人合德"进行辨析,试图完整呈现其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本文认为董仲舒的"天"包涵三重含义: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论"的思想形式,自然之天是其哲学基础,道德之天是其伦理核心,三者构成了一种有机结构。宗教性的"天人感应"与哲学性的"天人合一"均是建立在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基础上,以人伦道德性的"天人合德"为归宿,集中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人文理性特征,最终目标是重建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     

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魏晋南北朝士阶层社会担当意识的弱化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是一种带有强烈入世色彩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系统,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强调整体至上,公利优先的价值取向,使儒家士大夫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但是,这种社会担当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时代氛围中弱化了。关注自我、及时行乐,成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的风尚。这一风尚对于促进个体意识的觉醒具有积极意识,但对于社会秩序的整合与重建来说,却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影响。     

汉初儒家对原始儒学的综合与拓展

以陆贾、贾谊、韩婴为代表的汉初儒家,在行仁义、尚礼治及重人为的天人观方面,是一本孔子而综合了孟、荀的思想。但汉初儒学不是对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制,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进行了拓展,从而表现出行仁义而不废“道术”、尚礼治而不废法治、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的思想庞杂的特点。汉初儒家是从原始儒家到汉代新儒家的过渡环节,它既推动了汉代的思想融合,又为董仲舒重铸儒学做了铺垫。     

董仲舒儒教建构中的类比思维与世界图式

董仲舒运用类比思维建构儒教,该思维贯穿于他对天人、古今关系与阴阳五行世界图式的论述中。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首次提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重要观念。他主张灾异乃天意之呈现,并把《春秋》灾异与当时灾异对比阐释,进行政治实践。基于天人相类与灾异,董仲舒强调天与人均具有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仁,这是他建构儒教的重要标志。董仲舒借用阴阳五行世界图式来论说天意天志,为其儒教提供自然主义与阴阳分类认知模式的理论说明。西汉象数易学家继承并完善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世界图式,并运用类比思维论述灾异,这反映董仲舒对两汉思想家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强力塑造与深刻影响。董仲舒的类比思维来源于《周易》的意象与类比思维。阴阳八卦“通神明”与“类万物”的双重功能是集宗教、自然与政治三位一体经学思想体系得以确立的深层原因。     

经义与政教——以《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为例

<正>经学对汉代政治的意义,在于奠定了汉代政治的价值基础。汉武帝第三策问,董仲舒对之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与之相对应者,为罢诸子博士,独尊五经博士,并设立博士弟子生员。自此之后,五经成为汉代政治的大宪章。但有汉一代,诸子百家可以自由传播,佛学也可西来东土,绝不因儒术独尊,而受任何压迫。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者,不是将儒家立为意识形态,政教合一而排斥其他学说,而是从政治上确立经学为治国理念。兹以《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为例,看经学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如何影响政治实践。     

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基于对秦汉间三场政治论辩的解读

大一统是中国的根本政治价值,对其进行研究不能局限于《春秋》公羊学的抽象义理,也不能局限于边疆问题或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局部政治实践。本文重返秦汉大一统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以历史政治学方法解读其间发生的三场重要政治论辩、对话：秦统一之初的封建、郡县之辩;李斯反对淳于越,寻求学术一统的论述;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策问-对策。分析这些追求国家一统的实践性思想文本可以确认：大一统理念以推进国家整合为中心,包含空间、政治结构、精神与社会、时间四个维度,体现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     

荀子乐论与儒家乐论传统

乐论是古代典籍中关于乐的论述,这种论述包含着关于文化艺术的理论视角和价值立场,以及关于政治、道德伦理与艺术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以荀子乐论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乐论旨在通过主体的艺术化生存在工具与价值、感性与理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乐之和张扬着乐之独特价值的同时与主体心性修养、政治和谐密切相关。儒家乐论传统在经历了汉代天人之学...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理雅各的儒学教育观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并没有形成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不可能真正"罢黜百家",但"儒家居于思想主导地位是实在的"(1)。儒家教育逐渐渗透于中国人的思想中,其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理雅各作为一名深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教士,对儒家孝道传承、中国女子教育、科举制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其观点有偏颇之处,但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重思中国:国家之发生、国族之建构以及帝国之转型——基于儒家视角的历史考察

本文为笔者书稿之一章节,从王权与教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讨论中国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历史进程。文章认为,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的帝国形态,在郡县制的制度框架内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进行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因实施成本过高,二世而亡。汉武帝与董仲舒合作,通过吸纳儒家王道思想实现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确立了仁、孝的主流文化价值系统,从而以文治武功奠定了中国国家的基本格局,成就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汉族族群。     

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神与人:“人副天数”与“上帝形象”对勘

董仲舒通过对"人副天数"的论证,提出天人同类,奠定天人感应的基础。奥古斯丁从上帝造人的角度论述人以"上帝形象"受造,从而具有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的理性。两种体系在内在逻辑上存在本质不同,但是认识道路却具有融合共通性,在深刻把握二者差异的基础上,以"人副天数"和"天人同类"来诠释"上帝形象",更能促进基督教传统为中华文明所理解和接纳,从而更好地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唐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唐宋变革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宋代打破汉唐的"士族门第",形成了一个来自民间社会、但又能够集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为一体的士大夫群体。宋代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他们的学术视野、政治情怀、人格理想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力推动了唐宋之际的思想变革。宋代士大夫群体作为文化主体力量,主导了一种新型儒学的兴起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种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宋学。宋学既强调回归儒家经典又有创造性哲学思辨、既追求现实政治功利又向往超越性宗教情怀,是一种新型学术形态。宋代士大夫通过对唐宋学术转型的推动,创造出这一种崇尚"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的"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