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自然生态观对德性论的构建

儒家的天人合一不仅仅是道德之天与人德的合一,还是自然生态与人德的化育合一。自然生态对先秦儒家建构德性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遵从自然生态规律建构人的自律德性、节约保护生态资源建构仁政治国理性、比德玉石山水自然景物建构仁义礼智四端和沐浴自然景致建构人的浩然之气。     

宋明理学中的天道性命之说及其伦理价值

天道性命之说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打通了天与人、内与外、形而上与形而下,从而使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具有了更多的形上内涵.理学家的天道性命之说超越了纯粹实用、功利的目的,而具有较强的伦理道德上的价值.它不仅探讨具体的道德规范、德目,而且还要进一步反思道德的超越根源和内在基础.这种"形上道德"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根源意识和超越意识.     

情感与存在: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方法论构建——基于一种人类情感启蒙的视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密不可分。儒家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需要吸收西方近代启蒙精神并转化其启蒙方法,要站到"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对人类的情感能力首先做一番学理批判,从中发掘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观,据此推动人类在情感层面的现代性价值启蒙,超越近代理性启蒙之"蔽"。作为生命之大全的"幸福"理念,将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将是人类在情感层面实施现代性启蒙的最高理念。"幸福"、"和谐"、"包容"应该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儒家德性现代精神的启蒙价值系。     

论作为美德的勇敢——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

勇敢是中国先秦儒家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德性细表中共有的一个重要美德。两家都赋予其中庸/中道的限制,并明确指出其地位重要但绝非首要,此相同之处反映了人类早期不同文明所具有的共性;两家赋予勇敢美德不同的运行机制、概念外延和发展曲线,反映了中西两大文明的各自特色和不同走向。     

思孟学派“智”的德性化及其影响

"智"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不过,"智"最初并不是一个纯道德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知性的范畴,如指知识、智慧、智谋等,也有聪明、智巧等含义。后来,思孟学派将其视为"四德"或"五行"之一,与仁义等道德概念相提并论,且被后世包括汉儒、宋明诸儒在内的儒家学者广泛认肯。那么,"智"是如何从主要是知性范畴转向德性范畴的?其德性化进程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转化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走向发生过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智"在先秦的德性化转变的分析,力求给这些问题做一点说明,以就教于同仁。     

“上帝”考

上字既有时间在先之义,亦有空间在上之义。帝字本义含源头之义。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上帝"可能指早先的先帝、先王。从先秦与秦汉文献来看,上帝与天是不同的。汉末开始称天为天神、天帝。此后,上帝成了天的"别名",人们用天取代了上帝。近代以来人们以上帝来指称基督教的耶和华。上帝成了西方之神。故,人们通常误以为上帝或指天,亦或指西洋神。中国先秦时期的上帝应该指先帝。     

董仲舒的“仁学”刍议

“仁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董仲舒的仁学,是上承先秦儒家仁学、下启宋明儒家仁学的中心环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值得作一认真深入的研究。 一 “仁”这个概念。早在儒家学说创立几百年前,就在社会上比较广泛地使用了。当时,它主要是被用作一种对有善良品德的人们的赞美之词。孔子最早把它系统化,并发展为“仁学”,使之成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思想。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家,却赋予“仁”     

孔孟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差异及引申的两个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被称为形(而)上学。先秦儒家并不关心这种意义的形上学,但这并不代表先秦儒家没有自己的形上学。先秦儒家形上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为道德寻求终极根据,可以叫做道德形上学。建构道德形上学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孔子尚未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自觉,孟子则明显具有了这种自觉,这种变化说明孔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理清这种差异,对于明确儒家哲学的特质,发现牟宗三相关思想的不足,有重要意义。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秩序的伦理维度——试论先秦儒家治世之道的内在逻辑理路

关于秩序的思考是贯穿于先秦儒家治世之道中的一条内在逻辑理路.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意识到等级秩序的破坏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秩序构建是治世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以秩序建构为逻辑起点,儒家设计了其治世之道.以礼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系统是儒家治世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关于秩序的思考既是其逻辑起点,又是其最终的价值归依.人伦关系协调是儒家治世之道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对"人"还是"伦"的思考,秩序构建始终是贯穿于儒家人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先秦儒家“自我”观念的三重面相

先秦儒家的"自我"观念包含三重面相: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自然之我",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应然之我",作为道义性存在的"超然之我"。"自然之我"主张满足个体正当欲望和物质需要,蕴含权利意识的萌芽;"应然之我"要求个体承担共同体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在群己关系中成人成己;"超然之我"倡导个体加强修养向君子人格与圣人理想趋近,担纲儒家之道。明晰先秦儒家包具三重面相的"自我"认同框架,有助于廓清原先的诸多错识。     

礼乐的没落与重光——追寻儒家和谐秩序的生命韵律

先秦儒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追求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圆融无碍的德性的生命存在,而能够在整体上涵容和实现这一生命精神的是礼乐,其中乐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自然的心灵秩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伦理的行为规范。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需要"致礼乐之道",礼乐之道是在礼乐文化—礼乐生活—礼乐政治的思想逻辑中展开的,因而礼乐精神的现代重光也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中作整体的思考。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孔子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

在周初"以德配天"、"保民而王"的观念下,天对"德"的鉴察重点指向王者的功业而非个体的德性,这使当时的天命观呈现为一种政治化的贵族式天人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将周初的天命问题由外在的承领转作内在的证悟,提出了对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的思考。他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使得儒家之天实现了从纯粹主宰之天向形上的价值本体之天的超越。孔子对天作为价值本体的认识,与春秋时期天从意志之天(礼法道义的晓告、赐予者)向价值本源之天(天道)的转变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尤其可能受到了齐国政治家晏子的天道观的影响。     

儒家从“修身”到“成圣”的理论“奇点”

儒家"修身"之"身"有两层含义:"体察本心"和"身体力行"。在此意义基础上的"修身"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培养德性;把德性恰当地运用于生活。在儒家看来,圣人是拥有德性并恰当而娴熟地运用德性的典范,因此,"成圣"就成为"修身"的最终目标。但是在儒家的功夫论中,道德的主动性与道德落实的能力之间需要一个转化点,否则从道德动机到道德行为就难以顺利实现。儒家特别重视的道德情感作为这一转化点,保证了"修身"到"成圣"的可行性。     

走出"伪君子"与"真小人"的怪圈

中国古代儒家崇尚人的德性,本想以德性约束强权;但儒家与君主专制的结合与相互利用,在扩张了德性之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虚伪的流行。道家对虚伪道德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主张回归本真。但具有真诚之德性的,正是儒家的真君子,而非道家的“真人”。在中国历史上,虚伪与赤裸裸的恶、伪君子与真小人相生相伴,形成一个个怪圈。要走出这一怪圈,当从确立真诚之德性始。而要确立真诚之德性,必须回归于德性自律,并以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形成互补。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戴震"仁"学考论

戴震对儒家"仁"学进行了细致且系统的考辨。在戴震看来,"仁"合于"道",根于"人伦日用",合本体、准则、德性于一,表现为:形上之"生生"、人伦之"欲无私"与人伦之"遂欲通情";"生生"是"欲无私"与"遂欲通情"的形上根基、"欲无私"与"遂欲通情"表现且确证"生生""遂欲通情"又是"欲无私"的推己及人;由"生生"而"欲无私"再"遂欲达情"乃"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三者圆融一体。这在发扬原始儒家"生生"之仁的同时,实现了原始儒家以"仁"统贯诸德的初衷,并通过对欲、理、仁关系的厘清和爱人、忠恕的新诠完成其对宋儒之仁的批判与孔孟之仁的超越,从而还"欲"于"仁",将伦理根植于生活,倡导了一种事实与价值合一、德性与幸福一致的伦理生活,开启儒家"仁"学一代新风。     

先秦儒家天命思想的三重境界

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上承殷周,并经过孔孟荀等儒家先哲进一步阐释与说明后不断向前推进,最终构成了以天命思想为统领、以天德合一为宗旨的宏大思想体系。在对待天命的问题上,先秦儒家一方面承认天命力量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在将"命"交由"天"控制的同时,通过积极主动尽自己的本分去回应天命,呈现出畏天命、顺天命和制天命的三重境界,灌注了先秦儒家对人与天、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于今人正确看待生命和命运、理性追求生命价值、积极成就自我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试析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天”范畴及其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天”是一个重要范畴.“天”有不同的含义和伦理意蕴.本文对商西周、先秦儒家道家及《周易》《中庸》和汉唐宋明时期的“天”观念及其伦理意蕴进行了疏理分析,并对其启示意义作出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