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侯“庶女媵妾”的演变

同姓诸侯"庶女媵妾"是西周时期的君婚习俗。春秋之际,在诸侯剧烈兼并的背景下,对非姬姓诸侯来说,同姓诸侯"庶女媵妾"面临困境甚至绝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均表明,春秋时期"庶女媵妾"不限同姓诸侯已是主流形态,而《左传》作者囿于传统,视之为"非礼"。《公羊传》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之论流传甚广,但传世文献均与之相违,出土文献于诸侯之婚记载颇多,亦无与之合者,当系汉儒之主观臆测。     

论子思的臣道思想

子思是我国先秦战国前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其主要特色是“发挥孔子学说,影响在公卿间”。本文结合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与传世文献相映证,对郭店楚简中子思所言“恒称其君之恶”进行分析,阐述子思的臣道思想,并与荀子的臣道思想相对照,认为子思的臣道乃是其学说“诚”的践履,合乎当时士人的价值标准,体现了子思的君师风范与人格独立,对后世影响深远。     

古人的批评艺术

常言道:“言必有中,妙在投机。”大凡开口便说到点子上,能使对方接受,就得靠出色的口才。我国不少古人深谙此道,进言时由于讲究批评的艺术而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对今人来说,也不无益处。 一针见血 春秋时期,有一次晋国正卿赵简子外出,要他的随臣脱衣推车上坡,唯有虎会一人不予理睬,独自荷戟高歌而行。赵简子认为这是臣下侮辱君主,要问罪于他。虎会毫无惧色,坦言道:“你只知臣不能侮其君,却不知君亦不能侮其臣。”赵简子问什么是君侮其臣。虎会说:“用人不用其长,使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此便是君侮其臣。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使则事不通,勇者不为斗则国土被侵,此三者不行则君位难保。”赵简子听了,遂令群臣停止推车。面对赵简子的不是,虎会直言不讳地指责其举,令之明白逆理而行必将铸成大错,     

论《管子》君臣问对体及其文化渊源

问对体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一个重要文类,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君臣问对,君士问对,师徒问对.君臣问对大量存在于《管子》中,其内容包括君向臣问政、问德以及具体治国方略.从文化渊源上说,君臣问对是战国咨议制度的产物.     

建构“帝王之学”的知识体系——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解析

<正>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向被称为"帝王之学"。真德秀在《大学衍义序》中说:"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其实,历史上被称为"帝王之学"的,不只是《大学衍义》,如唐太宗所撰的《帝范》、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范祖禹所撰的《帝学》等也属于"帝王之学"。《大学衍义》一书同其它讲"帝王之学"的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荀子王霸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的荀子盱衡当时之政局,企图规划更完善的治国之道,乃以《王制》为总纲,以下再搭配《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等篇,共同组成较完整之治国施政系统。由于《君道》《臣道》《致仕》攸关其以礼义治国,以达到王者之国的一贯常道,将另辟专题进行讨论。本文之重点,则放在其余与其王霸问题高度相关之各篇,且以成就霸道为主轴,与稷下学之创建宗旨最为相近。全文在前言之后,其次论述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然后三论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接着,则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分析荀子王霸理论之内涵,并随文述说该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最后则稍作简单结论。     

汉武帝的"御人"和周世宗的"善用"之比较

在中国古代,君王和臣民关系被列入“五伦”,视为最根本的人际关系,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发展或兴衰。待臣下态度如何,是视为手足还是视为犬马,是明君和昏君的分水岭。其实,昏君视臣如犬马,明君未必不如此。如《礼记·礼运》中记述孔子一方面慨叹“天下为家”,“货力为己”,君王把天下视为家产,把人才视为私蓄,另一方面又主张“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事人则失位。”从礼制上说,臣下必须“事君”,如果君王“事人”就是反常,就是失位。《礼运》下文说“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只要合于德性,“御人”是绝对正常的。如果要“视臣如手足”,必…     

清华简《系年》第五章与楚顿关系新证

清华简《系年》第五章结尾几句话,反映先秦用字差异性,还具备很高历史价值。表示顿地的字中,"沦、"是早期金文写法,"邨"为战国楚简所用,"顿"见于秦系。春秋时期,顿国多睦邻附楚,后其君欲"事晋背楚绝陈",最终为楚所灭,客观上配合了楚国的"昭惠复兴"。     

试论孟尝君

孟尝君名田文,是战国时期的齐国贵族,曾袭其父田婴的封爵,被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故称薛公,号孟尝君。他曾相齐多年,后又相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然而,后人对于孟尝君的评价却又存在着一定分歧,如荀子称他为“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卹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的“篡臣”(《荀子·臣道》);而司马迁则说他     

“忠臣尽心”:《鹿鸣》传笺歧解与经义建构

《鹿鸣》作为《诗经》"四始"之一,在经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毛传、郑笺虽然都以小序"忠臣尽心"解诗,但对"忠臣"的理解有着儒法之异。毛传之解基本贴切经文,其最大的败笔是以"至道"解"周行",违背了经文用语的语言学意义。而其所释全诗主旨在于君以宾之位待群臣,群臣方以臣之分报君。这就意味着君不以一己之智治国,而是尊重群臣、倚仗群臣治国,由此必然导向虚君。郑玄则竭力将赴宴者区分为嘉宾与群臣,由群臣招呼贤者成为嘉宾,并置之周之列位。于是在郑玄的经义中,只允许存在君臣之分,绝不容有非臣之宾师,乃是一绝对的君尊臣卑观念。     

论《孝经》中的政治内涵

《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从“君道无为”到“上下无为”——君臣关系视域下《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

《韩非子》诸多篇章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对《老子》语句的直接引用或化用，也体现为《韩非子》诸篇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老子》的文本给予例证和诠释，从而使得《老子》所阐述的抽象原理下贯于现实政治层面。在道物结构方面，《韩非子》否定了万物先天和谐的“自然”状态，由此，它否认了统治者的普遍贤能，洞察到“臣”的政治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子》强调“臣道”应“顺上之所为”,从而将“下必有为为天下用”的“臣道有为”思想诠释为“臣道无为”。在《韩非子》中，作为“臣道无为”标准的“法”与“术”,一方面脱离了《老子》的“智”的范畴，成为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又与“无为”关联，成为君主“无不为”的治理手段。《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不仅体现了法家哲学对“臣道”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臣道”观念在战国中晚期的凸显。     

清华简《心是谓中》的心论与命论

心论与命论是《心是谓中》的两大主题,但以心论为主,命论是心论统摄下的命论。作者强调身心关系、君民关系中"心"对"四相"、"君"对"民"予以统帅、主宰的重要性,可能暗含有五行意识。《心是谓中》既突出心君同构又强调认知功能的心论可能对《荀子》、马王堆帛书《五行》产生了影响,但《心是谓中》的心论并不具备伦理指向,又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因此可能也影响了后世突出君权的黄老道家与法家。《心是谓中》提出每个人都不能把命运完全交给鬼神与天,人也可以操纵自己的死生,这种改变命运的思想倾向与《命训》较为相近,并影响到《荀子》。此文的撰作时代有可能在战国前期到战国中期之间。作为一种没有特定学派倾向的政治思想,《心是谓中》对于促进战国中晚期君权的隆升、对于促进个人身心的解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史之间的冢宰形象

冢宰形象是中国经史传统中的一个知识纽结，文章重审了它的起源、演变与影响。就周代史实而言，官制的中枢是卿事寮，其中由司徒、司马、司空分工合作；宰是君的私臣，西周末期开始代行君命，但从未进入官制。战国形成的《王制》和《周礼》两种政制构想中，冢宰的地位职任差别很大，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理念。《王制》三有司为三公总领百官，冢宰仍属私臣而兼制国用，反映了尚贤重民、公私分际的理念。《周礼》中的冢宰则于诸侯、百官、民人无所不统，是绝对君权的体现。三公制与冢宰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后世的政治制度，通过剖析这一历史侧面，可揭示出经与史的区分和互动。     

荀子思想三论

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自古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竭虑殚思的一个中心问题。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目睹“亡国乱君相属”的状况,深感治国之道的重要。他长期游学于“稷下学宫”,融汇综合儒、墨、道、法、阴阳诸家思想,形成了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的治国学说。《荀子》一书就是代表了当时认识高度的一部治国的百科全书。凡治国中的重要问题,如天、地、君、臣、兵、民、修身、治学等或今人所谓之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思想     

战国中晚期法道两家对“忠”德的反思——以《慎子》《韩非子》《庄子》为核心

“忠”是“臣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战国中晚期的一段时期内,以《慎子》《韩非子》《庄子》为代表,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对于“忠”这一德目的反思现象。《慎子》一派从功利主义角度衡量作为“臣德”的“忠”所产生的政治效果,认为“忠”作为臣下的德行,不能必然地造成理想的政治效果,这种理想政治需要借助于某种制度而由君臣共同完成。《韩非子》从君主利益角度出发,在“趋利避害”的人性的基础上,通过“刑”“德”两种手段对臣加以操纵利用,以此根本取代“忠”德的作用。《庄子》对于“忠”德的论述基于个体论的视角,它批判对“忠”德的造作和利用,试图使“忠”德回归为人天然的情感。     

管仲与《管子》农商思想比较研究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改革变法,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管子》一书虽然假托管仲之作,但却与管仲的经济思想和商业政策有很大的差别.《管子》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中的《国蓄》、《海王》、《揆度》、《地数》、《国准》、《轻重》诸篇等皆表现出强烈的重视农业、抑制私商、国家专卖思想,这种思想被战国、秦汉以后的统治者所利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吕氏春秋》“君德”思想简论

《吕氏春秋》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治世理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君德思想。治世的主体是君主,而君主的主要面向是臣和民,因此,君德主要体现于君主自身的修养、君臣道德、君民道德等三个方面,本文对此进行了逐一的阐释。     

从《管子》思想谈如何提升现代企业管理者素质

《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管仲学派的言论汇编。我们尝试着从《管子》治国策略思想本源出发,从"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霸王之所治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等治国策略出发,从中看出管子对国家管理者的素质要求,从其对国家管理者素质要求推出今天企业管理者素质要求,从而使现代的企业管理者能够反思,并更好地为企业管理服务。     

《管子》的赏赐思想

《管子》的赏赐思想具有明显的发展性：一方面,正是植根于春秋时期齐国的赏赐活动,提出赏赐厚与薄的灵活掌握、严格控制赏赐对象、加大农业赏赐力度、重视对于卑贱、老人、小诸侯国的赏赐等观点;另一方面,在结合战国的实际情况和论功行赏的前提下,又提出依法论赏,并且特别强调赏赐的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