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民主思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而这种民主意识又表现出中西结合的特征。梁漱溟认为只要把握了现代民主的精神,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现代民主的形式。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儒家的伦理精神去会通西方现代民主的具体方式方法,并在民主的实践中努力吸取中西双方的优长,抛弃双方的劣短。这样,梁漱溟认为通过乡村建设的实践,可以使乡村政治组织民主化。最终,达到改造中国的落后现状,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新中国的目的。具体包括:乡村建设的民主理论设计、实践运动和具体的运作。     

梁漱溟对儒家圣贤人格说的现代重构

梁漱溟将“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解决首先寄托在对大众具有精神感召力、能担当感化人生向上、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使命的圣贤人格造成上。他融合儒家和现代生命哲学思想,对儒家式的圣贤人格进行了理论重构,提出这种人格应具有思想力、能明辨是非,有真性情,为求真理而力行,富有创造力、意志力、宽容心。人格的道德追求已由传统的“至善”转换为“生命流畅”。他结合乡村建设实践,探讨了通过圣贤特质的人格范导功能,影响大众人格境界提高的人格培养模式。就现代人仍需要通过现实的模范体现的理想人格境界作为人生范式和价值取向导引来看,粱漱溟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益的启示。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或逻辑结构是:乡村建设源于乡村破坏,乡村破坏的浅层表现是天灾人祸,深层表现是习俗改变;乡村破坏的缘由是外力的冲击,由于不敌西洋文化,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个大的转变;然而,不但学习不成功,连自己本有的东西也被破坏了,这种破坏的缘由也可以归结为政治的不作为;一方面由于中国以农立国,一方面也是为了收拾残局,所以才有了乡村建设的迫切需求。乡村建设的意义一是救济乡村,二是创造新文化,而创造新文化是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乡村建设的关键问题一是农民自觉,二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就是认识到乡村建设主要靠自立自强,同时吸取外部资源。乡村组织落实下来就是村学乡学。研究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对于我们把握梁漱溟思想的总体特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化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如果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置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广阔时代背景下，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变革的角度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颇有特色的现代化方案，在目的层次上表达了强烈的现代化取向，但在具体手段的设计上却过多拘泥于过时的传统，无法摆脱传统的羁绊，这种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和逆现代化的手段设计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粱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的最主要缺憾，也是它在实践上落于空想的主要原因。     

梁漱溟的儒家修养话语体系

在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建构起一套修养话语体系,包括修养的作用、修养的着力点、修养的方式等内容。这套话语体系为乡村建设中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为我们重新审视乡村建设的当代意义提供有益的观察视角。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可视作修养共同体的建构,这个建构仍然是重整儒家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梁漱溟的儒家修养话语体系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修养的做法,另一方面它有超出传统儒家修养观的地方,例如,梁漱溟看重启发普通民众的深心大愿,走平民化、大众化的修养之路。     

梁漱溟与现代儒家左派的兴起

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后期梁漱溟则是现代儒家左派的开创者。1930年代,梁漱溟既拒绝"政治国家化",又拒绝"政治虚无化",而是寄厚望于具有儒家信念的左倾青年,引领他们投身于社会化、平民化和底层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现代儒家左派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主张的继续和深入,受到国民革命及其农民运动的刺激和影响,也是保守主义探索新政治的哲学总结。它上可接续宋儒开创的新传统,下可开现代儒家百世基业。     

梁漱溟与现代儒家左派的兴起CSSCI

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后期梁漱溟则是现代儒家左派的开创者。1930年代,梁漱溟既拒绝"政治国家化",又拒绝"政治虚无化",而是寄厚望于具有儒家信念的左倾青年,引领他们投身于社会化、平民化和底层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现代儒家左派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主张的继续和深入,受到国民革命及其农民运动的刺激和影响,也是保守主义探索新政治的哲学总结。它上可接续宋儒开创的新传统,下可开现代儒家百世基业。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村学与乡学

在近代政教危机的大背景下,思想界认识到"政"与"教"必须有坚实的社会团体做载体,政教关系继而演变为体与脑、民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这也为我们阐释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从事的乡村组织工作提供了新的角度。梁漱溟一方面继承传统乡约的伦理教化精神,另一方面融合科学、民主要求,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新乡约,即"政教合一"的村学与乡学。其中,地方德高望重的尊长与外来知识分子承担教化和教育职能,本地行政领袖与民众试行自治,从而实现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的新联合,脑与体结合为灵活、有力的有机体。最后,本文提出,不能依据功利的标准评判这项实验的成败,应当浸入时代思潮,返回梁漱溟的内心世界做同情式的理解,而"无所为而为"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儒家精神以及佛家的慈悲心,是体悟行动的内在意义的关键。     

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综述

公共空间是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最早由社会学专家提出并主要应用在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近来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开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文章从乡村公共空间概念的形成到其社会学、规划学二元概念的发展入手,综合分析近年来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与研究局限性,并提出基于具体工具与指标开发的研究大方向,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开展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的理论基础。     

梁漱溟与杜威的生命哲学

梁漱溟把生命看作杜威教育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核心观念,尝试用"生命哲学"来解读杜威教育哲学思想,把杜威解读为"生命哲学家".这一解读体现梁漱溟构思儒家"生命哲学"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杜威的"生命哲学"视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儒家哲学的一个思想资源.梁漱溟批评了杜威对中国人的道德生命和生命本性缺乏深入的领会.梁漱溟对杜威"生命哲学"的解读可以看作为儒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一种跨文化对话.     

情感与存在: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方法论构建——基于一种人类情感启蒙的视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密不可分。儒家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需要吸收西方近代启蒙精神并转化其启蒙方法,要站到"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对人类的情感能力首先做一番学理批判,从中发掘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观,据此推动人类在情感层面的现代性价值启蒙,超越近代理性启蒙之"蔽"。作为生命之大全的"幸福"理念,将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将是人类在情感层面实施现代性启蒙的最高理念。"幸福"、"和谐"、"包容"应该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儒家德性现代精神的启蒙价值系。     

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建构与价值指向

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主旨之一就是复兴先秦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并在中西印哲学比较中凸显了儒家人生伦理的圆融品质和跨越时空的独特价值与精神气质。梁漱溟把宇宙生命作为思考人生伦理的起点,以人"性本善"作为价值理论的前提,在直觉的指引下营造一个互相尊重、尚情无我的伦理价值社会,并对伦理本位主义作出了自己的独特阐释与评价。开掘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并予以创造性转换,有助于当代中国新型人生伦理思想的建构与弘扬。     

视觉艺术语境下乡村振兴策略与提升路径研究——以胶东地区为例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起，到如今乡村振兴一直是热点话题，各个地区为发挥地域文化特色、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而提出不同的实施策略。胶东作为山东省的重要发展地区之一，乡村振兴工作不容忽视。在乡村建设中，艺术可为乡村提供活力。视觉艺术旨在塑造艺术实体，突破地区语言障碍，用艺术形式传达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因此，以胶东地区为例，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视觉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探讨乡村振兴实施路径，从而实现胶东地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泰山地区“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以新泰西白沙村为例

近几年,泰山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得到深入实践,特别是"美丽乡村"建设活动,不仅带动了泰山文化旅游、经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更优化了产业资源组合,拓展了产业链条和覆盖面,而且提升了城乡环境形象和文明度,提高了市民、村民的思想意识,增强了城市内凝聚力、向心力。"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是一项系统、科学的设计工程,如果没有充分的认知和调研,合理、严谨的构想和计划,科学、专业的步骤和方法,项目实施过程就十分艰难和复杂,最终成果也十分一般。在政策和目标的推动下,我们更应理性、科学地按照设计规律和准则开展具体工作,由内到外,由整体到局部逐步完善,与时俱进,实现当代乡村环境形象、文化、精神综合层面的素质提升。文章通过新泰市西白沙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与景观改造设计方案分析,探讨在具体规划实践中的理念、定位和原则问题,着重分析规划设计的实际内容、方法和对策,以期为今后泰山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活动提供可参照的理论资料和可借鉴的设计实践案例。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代新儒家面临的两大挑战

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从直觉与理智的关系探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现代科学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直觉的,科学是理智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高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因此提出了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本体论,由此进一步展开了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直觉和理智为逻辑起点,宣扬儒家的心性论,然后由道德、科学、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展开了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到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伦理之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核心任务是必须振兴乡村道德文化,需要解决如何树立乡村道德文化意识,如何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如何坚持道德文化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等主要伦理问题,其伦理价值目标是构建乡村伦理共同体。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伦理之维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该战略的认知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