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性朴、性恶与向善: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层次

荀子将人性定义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欲望、情感、材质和能力等内容。荀子的人性学说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性朴是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认定,这是对"生之谓性"古义的继承;其二,性恶是荀子人性学说的独特贡献,这是关注人性消极的层面(欲)的结果;其三,人性向善是荀子对儒家基本立场的坚守,包括人性应该向善、愿意向善、能够向善等内容,并给出了礼义、师法与乐等向善的途径。荀子的人性学说层层递进、逻辑清晰,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诠释荀子的人性学说时,首先要注重其层次性,其次要处理好文本上的"矛盾",再次要跳出以孟判荀的窠臼,最后要掌握好诠释的度。     

荀子道德理想简析

荀子继承了孔、孟人性"相近"的观点,认为人人都具有趋"恶"的本性。在对人趋"恶"的本性进行深入分析后,强调人性改造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荀子所提倡的理想社会,是施行礼义的社会。荀子建立了以"礼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并进行了详细论证。荀子设计了"圣人"、"君子"等道德理想人格形象,"圣人"人格的突出贡献是在努力改造自身的基础上制定了礼义法度,"君子"人格的突出特点则在于对"礼义"的学习、贯彻和维护。     

荀子“性恶”论辨正

荀子所言的"性"和"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含义,"性"是指人的自然生理欲求与反应以及心表现出来的天生的"知"与"能","恶"是指人的行为或社会秩序不符合礼义之道而表现出"偏险悖乱"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荀子认为心生而不具有礼义之道,故不能以礼义作为思虑的标准,因此心的认知常常表现为偏执之蔽,进而在面时情欲时亦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做出"偏险悖乱"的行为而成恶了.所以,荀子所谓的"性恶"是指作为"性"之心由于生而不具有礼义,且亦不能认知礼义之道而易导致事实上的非礼义的"偏险悖乱"的状态.     

亲情与恩义:论荀子孝道观的价值维度

儒家孝道所建构的人伦关系,基于血缘亲情与恩义而建立,蕴含着子女对双亲的感恩之情和家庭伦理责任。养亲、敬亲、顺亲、谏亲是考察儒家孝道的四个主要价值维度。与孔孟孝论强调"亲亲",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养、敬、顺有所不同,荀子孝论以人性恶为理论基础,凸显了礼义对孝道的引导和矫正功能。荀子提出"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主张从义不从父,将子道与臣道相贯通,把持义谏亲的社群价值置于诚敬顺亲的族群价值之上,为解决"顺亲"和"谏亲"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提供了一条可行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转和社会公德、社会正义的实现。     

礼义、情性、大众与名誉——荀子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

荀子对历史人物的审鉴构筑了诸子争鸣中的一大学术景观。拈出其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可见既有显性评价,又有隐性寓示。荀子的评价与后世存在巨大反差。在荀子看来,申徒狄之行属“行之难为而不贵”,非礼义之中,是倚魁之行,当为天下所弃。从中可推测出荀子对屈原沉江的真实态度。陈仲、史䲡则悖离人之欲恶通情,不中礼义,不合大众,是沽名钓誉的盗名者,尚不如盗货者。荀子对三人贬抑与其传孔子诛少正卯存在一些关联。探赜荀子评判与诠释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可洞察社会思想转折之几。审别与衡鉴之中,贯穿着荀子透辟的时代省察与深刻的人性之思,贯穿着荀子以礼义为中心的人物鉴别衡定标准以及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处世哲学。     

德能—位禄：荀子差等分配原则研究

差等原则是荀子分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明确肯定以礼义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具体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荀子特别强调“德能”与“位禄”相挂钩。对于差等分配,荀子首先从“天秩”与“人秩”的维度作了理论层面的可欲性分析,同时又从礼、法、圣王的维度作了现实层面的可行性设计。依荀子,差等分配是一种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只有实行差等分配,方能实现“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荀子的这一思想主张对于当今社会的资源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以占卜、相术、厌劾祠禳为中心

荀子对数术虽没有专门立论批评,但检视《荀子》一书,可抽绎出其对数术传统的系统批判。占卜、相术、厌劾祠禳构成了数术系统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占卜,荀子提出"善为易者不占",将占筮的预测功能与礼义文饰功能划清界限,有将《周易》解读进一步人文理性化的倾向。其对《周易》的诠解主要表现为引用卦爻辞以重其言,化用《易传》以解礼,袭用《易传》语词以为己说注解。针对相术,荀子提出相形不如论心、择术,将人内在的思想层面与外在行为方式结合起来评价,建立了全面衡量人才之"德"与"能"的礼义与法度相结合的标准。针对厌劾祠禳,荀子反对鬼神、巫术之说,将儒家的脱巫、去魅倾向贯彻得更加彻底。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既有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原因,也是思想史逻辑发展之必然,亦与荀子个人对战国学术思潮的批判与熔铸分不开。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从天生到人成——荀子的天生人成与尊群体思想论析

荀子的"天生人成"观点,与其说强调某种天地创造或纯粹意义的宇宙秩序,倒不如说更强调第二次的世界创造问题。这里所说的第二次的世界创造问题,意味着文化上的组织体或群体的创造。从荀子的立场来看,自然形成的原始的"群居"形式只是停留于"天生"状态的阶段而已,即根据人的本性自然建构的原始"群居"组织,由于人的利欲心的泛滥和冲突,导致社会陷入混乱。荀子认为社会动乱之根源在于"群而无分"。他根据辨、分、义的理智精神来节制、改造人的自然欲求以建立群体的统一的秩序,此亦为"天生人成"精神所发挥的。荀子从尊群体的礼义之统中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智精神和"天生人成"的文化精神。从整个哲学内涵看,荀子哲学的最高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正理平治、至平大隆"的社会与国家。     

仁学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仁学——荀子仁义思想发微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荀子的仁义偏重于义,主张"处仁以义",通过义来成就仁。荀子以差等为正义,为儒家礼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突出等级、差等,缺乏平等精神,是其思想的不足。今日儒学应发展出寓差等于平等的正义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儒家的忠恕之道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使其成为礼的原理、法则,这样仁的内在原则与礼的外在原则才可以真正得以贯通。     

养欲与成圣——荀子论人的实现

人能有何种实现?在荀子看来,首先表现为对本真之"欲"的合理满足,这是人在生理上维系其存在的需要。基于理想生存秩序的营建,荀子提出自觉"礼义""师法"对人而言是一种必须。通过"礼义""师法"的导引,不仅使"欲"的满足有了相应保障,还使人在生存向度上避免了因"逐欲"而导致的没落。在生存筹划方面,人可以通过自我立法结成强大的伦序共同体,使其作为类的胜出成为可能。人"最为天下贵",这意味着人不可沉沦于普通之物,而是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实现。在"学以成圣"的面向,荀子坚信人生而平等,所有人只要坚持"修为",最终必将达至完美实现。     

荀子“礼”背后的合理性原则及其局限

在荀子看来,"道"是人发动行为时应依据的准则。但为何要依"道"来行动,而不应依"非道"来行动,其背后必有一根据,即有一原则,这一原则也就是决定道之所以为道的原则。由于"礼义"是作为"权"、"衡"之"道"的实质,这一原则也即是"礼"之所以为道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荀子那里只能是"合理性原则"。但荀子对"礼"的合理性进行的正面阐发只是其效用性,这就带来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某些基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一视角而来的具体的"礼",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与个人当下的乃至长远的利益相冲突,导致其从效用性而言的礼的合理性原则无法落实为个人"心应可道(礼)"的决定原则;二是只从效用性上言"礼"的合理性,使得"礼"的道德涵义处于悬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礼"与"法"的界限。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重建社会秩序的荀子思想

荀子认为,"群"使人得以生存,重建社会秩序的目标是"群居和一",包括群的质量保证和群的规模扩大。"明分使群"是荀子建构社会秩序的形式,"分"使"群"成为可能,社会等级秩序和职业分工体系构成了"明分"的主体内容,二者纵横交错,构织成一张社会秩序网,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在这张网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义"又使"分"成为可能,"义"代表"公",也就是"群"的利益和价值;"义"的对立面是"利","利"代表"私",也就是"己"的利益和价值;荀子希望建立群己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为他重义轻利但不弃利;荀子比孔孟更加无条件地强调社会利益,比孔孟更为右倾。荀子认为"礼"使"义"成为可能,"礼"是荀子重建社会秩序的"主路","乐"和"刑罚"是荀子重建社会秩序的两条"辅道";和孔孟不同的是,荀子认为"礼"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外在的、人为的、强制的行为规范。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荀子《天论》篇新释

目前学界多将荀子的《天论》篇解释为一篇有关宇宙观、自然论的哲学文本。但实际上,《天论》中的"论天"实际是为了"论人",尤其是论述人间政治秩序的治理。所以,应当将之还原为一篇政治哲学文献。而此篇文献要论述的就是礼义作为治道的政治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荀子学辨

荀子的学术思想渊深复杂,因而在对他的研究中,至今仍有若干易于致疑之点,犹有辨明之必要。如荀子虽推崇仲尼、子弓,但不能仅据此认为其学即出自此二人。荀子对他们的推崇实与其治学宗旨相关,即认为仲尼、子弓的学行已臻于圣王至足之境,可为天下学者师法。因而不能认为荀子对仲尼、子弓的推崇,是在自标师承之门。荀子又每以礼法并称,但他所谓法同法家之法是有区别的概念。荀子所谓法不具备法家所谓法的绝对法制意义,乃是相对于礼的次一级规范或法则,已有被礼同化的趋势,并被用来调整、充实和完善儒家的礼制体系。荀子对其前的诸子几无不攻驳,虽儒家亦所不免。但可注意者,惟不见对法家商鞅的讥弹。此或可窥见到荀子思想中法家因素的来源。荀子关于数义之说,实质上是对周代贵族礼乐文化传统的继承。此说以君子知义为本,官人守数为末。这影响及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即以君子、礼义为纲,以君子、礼义为建构其学说体系的核心要素。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     

礼制的规范与人性的理解——荀子人性新论

荀子对"性"概念的界定是属于"生之谓性",是指人基于其自然生命之上种种生理及心理的本能和欲望。孟子的"性"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立言,而荀子的"性"则相反,其所指恰恰是人与禽兽之共通性的属性而言。从广义上来说,荀子人性论内涵心、性、情、欲四者;从狭义上来讲,荀子人性论主要是指情与欲二者。荀子通过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心"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性转换,这也是人的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