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浅论

杜维明是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一直以发掘儒家传统、实现儒学创新和当代发展为志业。他所提出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说,对探讨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发展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对"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缘起、主旨及其学术前景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

开展儒学对话,是文化思想交流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儒学的深层对话,实质上是哲学层面的对话.普及性的对话也是重要的,但是,首先需要探讨并提出深层的问题,这样才能推进儒学的交流与发展.譬如,通过仁学的深层对话,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殊途而同归"的道理,更能增强信心,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统合孟荀的新视角——从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看

儒学包括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两个不同维度,前者强调"成己成人",后者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启了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分野。孟子"道性善"、以善为性,为儒家的君子人格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并发展出大丈夫精神、浩然之气、天爵人爵说等,对君子儒学有重要贡献。荀子主张"义利两有"、性恶心善,肯定自然欲望、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这对于庶民之学是一个发展。传统的儒学由于重君子儒学、轻庶民儒学,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即:使儒学规范君权、维护民权的宗旨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要克服传统儒学的缺失,通过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并建,发展出儒学的当代形态,而统合孟荀便是其中一条思路。     

“应用儒学”及其前景

应用儒学是对各种应用性儒学具体形态的新综合,是围绕人们的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针对儒家文化的内容、传统、价值、作用等进行阐释和创新的学科体系。应用儒学包括基本理论、经典阐释、学科儒学和问题儒学四个类型,具有实践性、指导性、地域性和通俗性四个特点。应用儒学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实际的推动作用,也是儒学自身变革的必由之路。     

中韩儒学的“性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辩”

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是韩国儒学史上"四七之辩"与"湖洛论争"的根源。从"四七之辩"和"湖洛论争"来看,有些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儒学中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中却得以深入展开。这其中除了韩国儒学受到中国儒学的思想影响外,又凸显了韩国儒学之思维缜密、追求哲理之贯通的特点。而在韩国儒学的特点中,我们反过来又可见中韩儒学在义理结构、思想发展上的逻辑相通处。     

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

正首先申明,这里讨论的"儒学"只是当前中国大陆的儒学,而且不是指的作为学术史——例如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儒学,而是指的作为当下思想领域中的一种活的思潮、乃至一种思想斗争形式的儒学。以下的讨论,将紧扣这次会议的主题"十年来儒学变迁之大势与发展之展望";同时,将论及《孔子研究》编辑部所约定的话题"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我将尽量客观地描述当前儒学的态势,最后再谈一谈我对儒学未来发展的主观愿景。     

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东亚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韩国儒学与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相比较,具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具体说就是重"气"、重"情"、重"实"。具有这种特性的韩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儒学的传承与创新

<正>儒学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儒学具有宗教性,却不是宗教,然而儒学持续发展了2500余年,积聚了难以穷尽其价值的学术资源与思想资源,足以媲美像佛教这类几乎与其同时产生的世界性宗教,而远胜于任何一家世俗性的思想学说。这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奇观。儒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发展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儒学开拓出了一条传承与创新交互并用、合力推进的发展道路。传承是循序渐进、点滴积累的常态发展,创新是突破屯邅、     

文明对话视域下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论说——试论杜维明对儒学的创造转化之途

杜维明教授的"文明对话"思想作为其理论上的一大创见,与其"儒学创新"活动密切相关.他通过深究文明对话与"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关系,论证了儒学若要走出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一种多元开放的、对话的文化交流态度必不可少.杜维明认为,当代所涌现出的全球文明对话思潮尤其对现代儒学的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更为儒家文明传统的现...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从陈荣捷和杜维明看儒学研究的世界化

文章通过回顾陈荣捷和杜维明对儒学世界化所作的贡献,讨论了在儒学研究世界化过程中儒学的"原汁原味"与"新的色香味"的关系问题、儒学的独特性问题等,试图以点见面,从个案研究中窥视儒学的世界价值。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儒学发展的历史向度

<正>儒学在今天的复兴,并不仅仅表现为向传统的简单回归,在更内在的层面,它同时面临如何在现代发展自身的问题。具体而言,儒学的这种发展,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考察。从形式的层面看,儒学的发展首先需要在概念的逻辑分析方面给予必要的重视。在传统的形态下,儒学一方面有自身独特的概念系统,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往往呈现文约义丰的特点。就积极的意义而言,文约义丰意味着内涵的多方面性和丰富性;从消极的方面看,以上     

罗光、牟宗三先秦儒学观比较研究

罗光与牟宗三的先秦儒学观在基本观点上有显著的不同,集中于"宗教人文化"与"形上学之有无"两个问题。这些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两人对先秦儒学中的道德、形上学与信仰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两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先秦儒学的复杂面貌,其结论各有得失,体现了当代台湾地区儒学研究的多元性特征,对于我们更为充分而深入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提供了有益借鉴。     

儒学与宪法三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儒学面临了全面的"去建制化"困境,民初制宪中的儒学"入宪"与"出宪"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在儒学最终告别宪法后,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彻底地"去儒家化"。但宪法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复兴中的儒学不可避免地再次面临其宪法定位的问题。现代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正式重启了有关儒学宪法性意义的讨论。不过,两者都过分地偏重于儒学直接的宪法性意义。而实际上,儒学间接的宪法性意义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它亦是儒学在现代宪法中最有可能的定位。儒学应该以"公民宗教"的身份间接地支持中国的宪政主义,同时,它还应保持其独立的价值系统的地位,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形成外在的批判、制约。     

儒学论“人”

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而仁学也是人学。儒学的人论包括人的地位与价值、人性与社会、人格与人伦、人的理想等许多面向。以人为本是儒学人论的基本立场,而儒学还认为,离开社会来论人肯定是不充分的;"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就理想的人"则是儒学人论的根本问题。     

“经济儒学”论纲

"经济儒学"是儒家文化中关于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学说。"经济儒学"源远流长,其名称随着儒学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应运而生。"经济儒学"的特点表现为内容上体现外王本质、形式上贴近大众民生、地位上未被正确评价、作用上极具现实意义。"经济儒学"的体系可以从源、体、用三个层面来架构,面临儒家经济思想的挖掘、扬弃和实践三大任务。"经济儒学"属于应用儒学,现实作用是中国经济的灵魂和世界经济的灵药。"经济儒学"有助于儒学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去经院化和迈向社会化。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出版

正颜炳罡著《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一书于2020年3月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作者认为:中国儒学以人为本,追求天人合一、经世致用,是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系统;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中国儒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实现由小众到大众、由知到行、由伦理规范向信仰、由区域性向全球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儒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该书分为上、下两篇。     

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

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钟肇鹏从孔子到朱子,儒学的发展变化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孔子开始,儒学即表现了善于抉择、博采众长的开放性特征,虽然儒家历来祖述五经,宗师仲尼,但每一阶段的儒学都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对儒经的侧重点也有不同。朱熹集理...     

关于当代儒学创构的初步思考

<正>儒学理论、儒学研究在现代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创新。在诠释学阴影的笼罩下,儒学的现代发展往往局限于所谓重构,即对既有经典之理论的重新建构。笔者以为,这一说法同样掩盖了两种不同的重构的区别:一种是忠实于历史和原文本身思想内容的理论、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