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诗歌与基督教（二）

第二首则如下：二子西来迹已奇（来自西方两位先生的事迹已经令人惊奇），黄金作使更何疑（带着贵重的礼物作为友好使节谁能怀疑）？自言天竺原无佛（他们自己说西方的天竺国原本就没有佛），说与莲花教主知（这样的事情去说给莲花宝座上的佛祖吧）。诗中的“二子”，据考证是利玛窦和神父方济各·特·彼得利斯（一译石方西）。此前，汤显祖已到过澳门，所以对西洋人很感兴趣。     

徐光启及其基督教诗歌(二)

欲累环攻,神目尽瞽。愈膻世趋,愈远天路。伪杂百端,以相诳惑。惟我正教,惟一惟真。     

徐先启及其基督教诗歌(一)

明代的中国天主教徒中，以徐光启（1562—1633）的影响为最大。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县人。他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数学为突出。较早从利玛窦等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介绍到中国，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他所编著的（（农政全书》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百科全书”，译著《几何原本》，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四)

根据方豪教授的考证,在这本《闽中诸公赠诗》中,有几位文人可能已经人教,其中潘师孔（生卒不详）、苏负英（生卒不详）、林一儁（生卒不详）均被称为＂教友＂,故列入其所作的传中,一定程度上这些诗歌也可以看作是＂天学诗＂。传教士艾儒略著《圣梦歌》时,潘师孔与苏负英曾负责校阅,     

传教士与明代诗歌(一)

在文学史上,明清以小说闻名,人们常忽略这一时期的其他成就。事实上,明代是我国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王朝之一,这样的社会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清代文人沈德潜（1673—1769）比较中肯地评价了明代诗歌,他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这即是说,宋诗过于沉湎奢靡的生活,元诗则缺乏内涵过于小家子气,只有明诗有复古之风尚。     

康熙御制诗与基督教(二)

三、不能确证的康熙御制诗歌与上述可以考证的诗歌不同的是,后世还出现了一些据说是康熙写的与基督教有关的御制诗,这些诗歌似乎反映了康熙不仅对基督教有好感,甚至有了成为基督徒的可能。近来,网上也有不少朋友转帖热炒此事,但站在严谨的角度看,这些诗作不仅不能证明出自康熙之手,甚至是后世的伪作。例如（《生命之宝》的书法碑帖呈现于二十世纪初,但出处不明,这种工整的行书体全无康熙书法的神韵,连对康熙字体的模仿都够不上,有些韵脚也有问题,其诗如下：     

清代女人诗歌中的洋教与洋俗(一)

清初,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中国国力强盛,但在政治上闭关自守,排斥外来文化。为了打开传教局面,一些传教士“利用中国权贵对财务的贪羡追求和猎奇心理,用西洋钟表和奇物贿赂他们……”,,但在客观上也使中国人开始知道西洋事物与中国的不同。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商人不断来华,更多的西洋事物为中国人所熟知,清代早期文人对来自西方异域的文化与习俗,从贬低排斥,到另眼相看,再到逐步了解,在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中均能反映出来。     

谭嗣同《仁学》与基督教思想

谭嗣同30岁前后接触基督教,与傅兰雅、马尚德、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交往,从基督教思想中吸收了许多观念。在他看来,孔、佛、耶三教完全能够会通,而且基督教、孔教与佛教将会依次盛行。他对孔教充满信心,希望孔教更加宗教化,并且效仿基督教来传播孔教、改革孔教。基督教思想对《仁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除从中引入"以太"概念外,他还将"灵魂"概念引入"仁学"体系,加深了对"仁"的思想阐发;引入"博爱"与"平等"的观念,形成"仁-通-平等"的这一"仁学"体系核心思想。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一)

<正>《闽中诸公赠诗》又名《熙朝崇正集》,原稿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钞本部中文七○六六,共29页。书名页右题"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初集",参与赠诗者计71人,共收录诗歌84首。从书名来看,应该刊刻于清康熙年间。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恰好反映了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文人墨客对基督教的认识,加之该手抄本为孤本,因此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据方豪先生考证,该诗集是福建文人赠传     

元代诗歌与基督教——“佛郎国献天马”与“天马图诗”(一)

佛郎国献天马 通常说来,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一般认为是在元代,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唐代以后的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并未完全绝迹,只是在中原或汉族聚居区内没有了踪影,而在北方少数民族当中,景教的传播并未完全中断,甚至还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在畏吾儿（今维吾尔族）、外蒙古中的克烈、乃蛮、蔑里乞和内蒙古中的汪古部等均尊奉景教。     

传教士与明代诗歌(二)

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是在中国教会史上易被忽略的人物,虽然他不像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传教士在宫廷产生影响,但在士大夫中“再也没有比艾儒略更受学者欢迎的”,《圣教信徵》甚至称之为“西来孔子”,“这样高的尊称,连利玛窦也没有获得”,可见其在中国文人中的人气之高。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北大核心CSSCISSCI

丛曙光、邱兴旺在2006年第2期《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上发表文章《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初期,以当时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阶层作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她们地位的活动,如创办女子学校、提倡女子天足、支持中国女子反对中国传统的婚姻形式和惯例、帮助一些农村妇女识字读经、医治某些妇女的病痛等等。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空间建构探析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历史活动既体现在百年的时间长河中,亦展现在相异的空间建构内。早期来华传教士因受制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生存境遇极其逼仄。鸦片战争后所形成的条约体制拓展了来华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活动空间。传教士活动空间的新造与延伸,与原有的传统空间形成冲突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微观的身体活动与空间建构,为基督教在华历史叙事模式的形成做了最好的注脚。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七)

在《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一书中,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S.J.)指出,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就产生了文化身份的问题。或者是取用外来文化的因素,或者是守住自身的文化身份(参钟鸣旦,《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陈宽薇译,台北:光启社,1993,第29页)。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文化身份问题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守住自身的文化身份。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研究的一部力作——《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

刘家峰先生著的《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于2008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宗教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基督教与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及基督教所从事的乡村建设活动做了全面     

清代文人诗歌中的洋教与洋俗(六)

三,清代文人眼中的西洋画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逐渐把西方的绘画及其技法传入中国,其作品被称为“西洋画”,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洋画,常以宗教物品出现,如早期的耶稣会以传播天主教为目的,在传教士来华时均携带了一些天主像、圣母像这样一些美术作品。根据明末清初人姜绍书’（生卒不详）所著的《无声诗史》一书中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     

元代诗歌与基督教——“佛郎国献天马”与“天马图诗”(二)

献天马与题画诗 题画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奇葩,其方法是在中国画的空白处,由画家本人或他人题上一首诗,以抒发感情或画面的意境。画中题诗使得诗画互补,再加上印章,成为独特的艺术形式。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九)

就如前面所言,中国文化是一个很模糊而又内涵丰富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适切的定义。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需要注意,中国文化不仅仅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

文章对我国学界关于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地评述。近20年来,学界主要围绕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动机、历史过程及其影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失败原因、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和冲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二)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