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富有学术内涵的古籍校注——彭绍升著、张培锋校注《居士传校注》读后

前几年,先后读过张培锋教授的《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宋诗与禅》等著作,其材料的丰富、考证的详密以及其中反映出的严谨踏实的学风,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又高兴地读到他的新著《居士传校注》(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之一,以下简称《校注》)一书。该书作为一部扎实的基础研究著作,为中国居士佛教研究勘定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为今后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居士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居士传》,五十六卷,清乾隆四十年(1775),彭绍升(法名"彭际清")述。《居士传》是一部专门记述汉地佛教的世俗信仰,即居士的生平事迹,亦主要是他们的佛教活动的传记,也是清代以前同类题材的一部集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佛教研究(下)北大核心CSSCISSCI

二、佛教哲学、文化艺术、制度信仰等研究 1．佛教哲学研究 40年来,研究佛教哲学的论文和著作很多,其中不乏具有原创性质的成果,比如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出版的佛教哲学著作中,有两部著作具有代表性。其一,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王恩洋先生与禅宗

王恩洋(1897—1964)先生,我国现代著名佛教学者。生平穷究唯识法相并旁及诸宗与儒、道等学。其弟子唐仲容先生将其著作结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共10巨册,400余万字。另有《中国佛教与唯识学》一书,为朗宇法师主编,黄夏年先生策划,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历朝学案补遗》,将其《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老子学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刊入其中。欲知王先生思想者,可读以上诸书。有人问我,禅宗为我国流行佛学,王恩洋先生对它有研究吗?答复是:有研究。兹述如下。一、研…     

台湾圣严法师率团来大陆参访

本刊讯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率“大陆佛教古迹巡礼团”一行５００人,于１０月３日至１６日对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等地的２６所寺院进行了参访。法鼓山是台湾著名佛教道场,其海内外信众有一百多万人。创办人圣严法师,江苏南通人,曾获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著有《正信的佛教》、《学佛群疑》、《印度佛教史》、《戒律学纲要》等百余种著作,在海内外佛教界有广泛影响。此次巡礼团成员除来自台湾地区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侨胞。中国佛教协会对该团的来访…     

敦煌所见六朝律抄与汉地佛教律仪

在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多件六朝时期撰作的佛教律抄,作出年代从5世纪下半期到6世纪。这些律抄先有题作“三部律抄”的,主要抄撮《十诵律》《摩诃僧祇律》《四分律》三部律典而成,之后又纳入《五分律》和其他翻译的律论,扩充文本内容,发展成《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在僧团中广泛传播。律抄的出现,主要是因为5世纪上半期几部广律的先后传译,为了会通几种分属不同部派的律典。它标志着一种中国式佛教律仪实践的形成,对六朝之后中国佛教戒律的影响深远。     

《比丘尼传》所载古代比丘尼的风范

《比丘尼传》[1]的作者是南朝梁代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庄严寺释宝唱。此书是现今留存的最早的一部记载中国古代比丘尼事迹的佛教典籍。记载有关中国古代比丘尼事迹的书籍,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有两本书——宝唱的《比丘尼传》和民国释震华的《续比丘尼传》。因此这部《比丘尼传》的价值就显得更加的珍贵了。比丘尼在佛教僧团中的地     

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史学的繁荣

明清时期的实学与史学呈现出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态势。一方面,“经世”、“喷治”的史学为明清实学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载体,某些重要的史学流派甚至成为明清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明清实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取向、文化立场和知识信仰等等,又深刻地规定和影响着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走向和面貌──如实学思潮中的人文启蒙精神与“程量今古,独出胸臆”的史评类著作的发达;“学必致用”的实学原则与当代史研究的繁荣;“学必多艺”的实学思想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史学向社会深层的转移;“泰西（欧洲）实学” 的传入与外国史研究的兴起……至于明清时期野史稗乘的极度繁荣,乾嘉朴学的盛极一时,史学方法的某些突破性进展等等,更是与明清实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关联。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1990年佛教研究略述

1990年佛教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估计全年的论文将达百篇以上。除《法音》、《禅》、《上海佛教》、《台州佛教》和《五台山研究》为佛教刊物外,许多报刊都开辟了佛教研究专栏,象《世界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动态》等,都发表了不少有关佛教研究论文。在著作方面,出版、再版了《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儒道佛美学想思探索》、《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三论玄义校释》、《华严经师子章校释》、《童蒙止观校释》、《中国的宗教精神》、《中国僧官制度史》等多部著作。尤为可喜的是,1990年7月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了“首届五台山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向死而生

皇甫谧成名很早,26岁就以一部《帝王世纪》闻名于世。《晋书》里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他致力于博据考稽,建树史学,几乎没有人怀疑他会成为一代史学大家。然而,42岁时,一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孔学、史学与历史形上学

孔子重史的思想性格,对传统史学的形成,或者说中国史学的儒家化,关系深远。《春秋》与《论语》是理解这种关系的基本文献。撇开《左传》不论,《春秋》经的编年体裁,及寓褒贬于其中的修辞方式,构成史学的基本坯胎。而《论语》对三代事迹与礼制的评点,则赋予历史以灵魂,直接塑造了《史》《汉》的精神基调。然而,理解传统史学的成就与特质,不能停留在具体经验层面的论述上,还要揭示它背后的形上学观念。其中,时与名是两个重要的观念。时与时序、世代相联结,奠定了有统绪的知识模式;而名则让观念从经验中超越出来,形成一种既存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之上的价值体系。时使历史成为知识,名则赋与历史以道德。具体的历史评判或会调节,但历史的大事业不会动摇。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学——《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概论

200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研究考察团(李鹏程副所长任团长)访问了欧洲著名学术机构———那不勒斯意大利哲学研究所。双方在研究讨论合作计划时,共同决定合作出版中文版的五卷本《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由田时纲研究员担任主编,定于2005年出齐。在克罗齐的众多历史理论和史学著作中,选出一部五卷本的《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决非易事。在研究基础上,并征得意大利哲学研究所专家的意见,最终确定两卷历史理论著作和三卷史学著作。五卷顺序根据著作内在逻辑和时间(写作时间和研究对象时间)相结合的原则排列:先是历史理论,后为史…     

“德运之山”与“咫尺神州”:《清凉传》论述背后的佛教圣山观念

长期以来,《清凉传》的修纂史与佛教在五台山的传衍一直相伴随。基于佛教"汉化"的心态,以及真实的历史情境,《清凉传》运用了以"借重凭依"为特色的论证阐述策略,在论述背后,我们得以窥见中古时期五台山从"紫府"到"文殊道场"的历史转变过程,以及其时的佛教圣山观念。主要观念有二:其一是护佑皇家的德运之山;其二是咫尺神州的佛土圣境。《清凉传》在一定程度上是"帝王将相"的佛教史,其论述方式与传统史书"求其实"的精神略有不同,但还是较好地体现了五台山思想文化之特色,展示了五台山佛教独特的历史风貌。     

融合中的变化:传统史学与中国佛教方志的发展

中国佛教方志是复杂的融合体,它既具有强烈的佛教文化情结,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其中尤以传统史学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从中国佛教方志的发展与分期、传统史学对中国佛教方志的影响、传统史家对中国佛教方志的态度三方面探讨传统史学与中国佛教方志发展之间的关系。     

菩萨范式及其转换

在1500多年的印度历史中(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0世纪佛教在印度衰亡),佛教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的演变和发展;同样地,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公元1世纪至今),大乘佛教与中国哲学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宗派。当前,肇兴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和起源于北传中国大乘佛教的人间佛教,已然成为当代世界佛教发展的主流。本论文试以菩萨范式及其转换为切入点,分析不同时期的佛教思想及其实践,论证菩萨道是所有不同时期佛教的一贯之法,亦是当代人间佛教实践的指导思想。     

现代中国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朝鲜、日本等国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佛教把中国传统思想与印度佛教理论、仪礼融合后,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佛教思想和体系。同时它又囊括了世界佛教流行的几大派别,有属于北传佛教的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属于南传佛教的云南上座部佛教,三者又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佛教体系。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平行发展(有时亦有交叉融、合或冲突的现象),地位平等,缺一不可。按现今中国史学界的观点,1840年以前为中国古代时期,之后至1919年为中国近代时期,1919年至今是中国现代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中,学术界一般把两汉称为佛教传入期。     

《楞伽经》人间佛教义趣论要

《楞伽经》般若、唯识、真常三系统摄,实为一部小型的“佛教百科全书”。探讨《楞伽经》的人间佛教义趣,事实上是分析整个大乘佛教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绝好的范本。本文从佛凡不二的心体论、转识成智的禅悟论、宗说俱通的传释论、不舍众生的解脱论四个层面窥视《楞伽经》人间佛教的义趣。     

建立中国佛教口述史的合法性与紧迫性

佛教口述史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口述史则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学术界曾经走红。而大陆佛教口述史资源丰富,把佛教口述史作为研究民国史和当代史的证据,具有明显的合法性。但至今还没有引起大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目前只有《雪域求法记》一部著作流传于世。眼看着丰富的大陆佛教口述史资源的流失,治民国史和当代史的学者应该有抢救佛教口述史料的紧迫感。     

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田茂雄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以来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及华严思想,是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权威学者。■田茂雄先生著作极丰,有《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宗密教学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通史》（全八卷）、《朝鲜佛教史》等 ７０余部。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 １１日,■田茂雄先生在中国佛学院作了题为《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日本学术界有关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情况,特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当代台湾佛教史学论述及其思想诠释冲突

本文是关于1987年以来台湾本土佛教史学与思想变革诠释问题的探索.当代台湾本土的现代佛教史学研究环境,虽曾历经长达38年(1949～1987)之久的戒严体制的压抑,但是因其确能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接近同步,所以自解严以来的当代台湾现代性佛教史学研究,虽无如胡适或印顺等这样的研究巨人,但却有区域性佛教现代史或断代佛教社会文化史各类优秀的著作相继出现.而其中的相互诠释冲突,也相对激烈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