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始天尊的命名及其确立

“元始天尊”是道教所造的最高神,一般认为出现于六朝.有人认为元始天尊来自中国民族固有的“天”和“帝”之信仰,这种说法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为什么在天尊之前要用“元始”来命名呢?“元始”是两个同义字的重叠,“元者端也,端亦始之义。”道教用“元始”来命名其最高神,首先是它继承老子“道”的“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以及“道生一、一生二、……”等思想;同时和汉代形形色色的宇宙本源说亦有关,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元者为万物之本……乃在乎天地之前”,“元者,始也”等论述.一般     

《圣经》的上帝观与《论语》的天神观

《圣经》中的上帝观与《论语》中的天神观 ,在形上、形下的概念范畴中 ,异中有同 ,即二者同为至上神 ,高于人类之上 ,令人敬畏 ,同样具有明辨力和赏罚力。同时 ,上帝与天又都显现于人事尘世之中 ,通过世人的生活展示了自身的存在 ,最终都具有了道德意义 :爱、善、义、信、美、真等 ,从而将其体现的形上之义和形下之义合而为一 :“神人合一”与“天人合一”。这两种不同的观念 ,寄托了《圣经》与《论语》各自的道德精神、社会关怀以及各自理想与希冀的趋同性。     

论孔子“均、和、安”的公平正义思想

孔子的“均、和、安”思想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公平正义意蕴。孔子以“均”为基,以“和”为贵,以“安”为重,将分配正义与仁义道德、民本经济统一起来,形成从“各得其分”的等级分配正义层面,到“崇仁尚中”的内生道德正义层面,再到“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层面的理论逻辑,建构出一套有机联系的传统公平正义思想体系。以“义”为内在根据的等级分配正义约束逐利欲望膨胀以缩小贫富差距,保持财富均衡;以“仁”为本源的内生道德正义缓解社会等级固化以保障民之平等,维护社会和谐;以“利”为发展动力的民本经济正义增进民之福祉以实现富国裕民,保障国泰民安。     

康德神义论思想检讨

康德对神义论思想的关注是贯穿其学术之终始的一个重要课题。大致而言,康德对神义论的探究可以分为前批判哲学时期、批判哲学前期和批判哲学后期三个阶段。其中,在前批判哲学时期,康德对神义论的处理显然与莱布尼茨之“乐观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而在批判哲学前期,康德对上帝、自由与恶及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此期间康德有多大的创获,就其本质而言,其神义论仍然属于“学理的神义论”阶段,因为此时的他还没有脱离思辨理性的窠臼,他对上帝和恶之冲突的消解还停留在思辨理性的范围之内;与上述两个阶段不同,康德在批判哲学后期,彻底摆脱了“学理的神义论”的拘囿,走上了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本真的神义论”的道路,而这无疑为后来宗教神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     

格义探微

"格义"乃中土佛教学者诠解融通佛教思想学说之阶段性方法.本文通过"格义"史实与方法之考述探察,认为"格义"包括注经解经之"配说",名相概念之"拟配",性空逍遥之"炉冶".法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之概念比配之格义不足以全当"格义"之名,以之为基础所作"格义"之广狭义或基本义与引申义之区分并不恰切."格义"方法之演进实文化交互之必然.格义方向之正反或顺逆,应于文化交互之历史情景与历史意义上言之.     

论魏鲁男《抱朴子内篇》英译的宗教阐释与文化观

本文以美国汉学家魏鲁男道教典籍《抱朴子内篇》英译文本为例,分析译者在翻译道教核心概念“玄”、“道”、“一”时所表现出的典型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探讨其操作手段背后的“文化无意识”根源.本文认为,“玄”、“道”、“一”作为道之本体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可视作同义项,但这三大概念在道教典籍《抱朴子内篇》里已有明显不同,译者将“玄”、“道”、“一”与“上帝”绝对等同,并在译文中按目的语文化习俗借基督教“上帝”概念的多种赋义对应解读,这一缺乏“文化自觉”的宗教阐释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时代已不合时宜.     

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

荀子天论思想中的“天人之分”指的是天与人各自的职分、名分,并不含有“天人相分”之义。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天虽然并没有绝对摒弃自然属性,但是这种自然属性却淹没在它的神的属性之中。荀子正是利用了关于天的粗糙表象阐述天的神秘属性的。荀子虽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他又对“制”的范围做了很多限制,像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他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并不能引申出“人定胜天”的意蕴。     

中西哲学术语的双向格义--以《论语》为例

“格义”原本是魏晋时期流行的解释佛经的方法 :“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 ,为生解之例 ,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对于这句话 ,《哲学大辞典》的解释是 ,“将佛经中名相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和辞汇进行比附和解释 ,认为可以量度 (格 )经文正义”。冯友兰说 :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① 既然是类比 ,当然不会确切 ,据说 ,“格义”之法被鸠摩罗什更加确切的翻译法所取代。但我很怀疑确切的翻译能够离开两种语言之间的类比 ,比如 ,汉语佛经中“有”和“无”、“空”等术语的意义 ,是否能够离开与道家思想的类比呢 ?“格义”在佛经翻…     

孔子“贵和”思想浅议

“和”之历史,源远流长。循其本源,“和”源自“觫”,初文指古代一种和声乐器,后引申为调和、应和之义。随时代之发展,“和”由音乐之适度相和渐而被提升至伦理及哲学高度,孔子正是继承了西周以来“和”之含义,提出“贵和”思想。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和”之渊源,探索“和”含义之流变,揭示孔子以“仁”、“礼”致“和”的“和为贵”思想,发掘其宝贵益义。     

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神义论阐释

早在奥斯维辛之前,尼采就见证了基督教和近代神义论的失败,因为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必然后果。上帝死了,但是神义论问题,即受难生命的救赎称义问题却还在,还必须予以回应。尼采永恒轮回思想包含对神义论的价值重估,是对受难生命救赎称义问题的一种后基督教思考。作为最高肯定公式,永恒轮回思想洗除人之罪责,为一切生命辩护;它通过意愿生命永恒复回而救赎生命,受难生命因绝对肯定它自身而称义。     

成玄英虚理说的内涵、渊源与定位

成玄英是隋唐老子注家中最善言“理”者，晚近论著往往将成玄英虚理说的思想品质归于佛教“空”论，但若以成玄英《道德经义疏》对“深远之玄”的讨论为切入口，会发现成玄英对至道虚理的理解，与中观三论宗并无直接沿袭关系。成玄英说虚理归于“无”,是通过对道之种种概念执定的否定与消解，呈显肯定性的绝对真知，进而对万有的存在有所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汤一介先生将成玄英放入道家思想的整体脉络中加以权衡，当更接近思想的实情。     

广、狭“格义”与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方法，可分为狭义“格义”与广义“格义”两种。就东晋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而言，他针对小乘毗昙学多涉及名相概念的“事数”而采取了狭义“格义”的解经方法，对大乘般若学的“性空假有”思想则采用了广义“格义”的诠解方法。道安通过灵活使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格义”方法，促进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从狭义“格义”转换到广义“格义”,显示了中国僧人在促进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建立中国佛学理论上的努力，这为我们当代中国佛教和宗教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参考。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如“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艾克哈特对“空”义的阐释及其与僧肇之差异

艾克哈特对“空”义的阐释至少有三种,即受造物的“空无”、自我的“空无”、神的“空无”,并非如铃木大拙先生所说仅是心理意义上的“空”.与僧肇所宗“空”义相比,两者在“万有”虚无、得“空”路径、理论归宿三个方面呈现出差异性.     

试论老子“道”的过程思想

正确理解“道”的含义,是正确理解和把握老子思想的关键。考察“道”的字义、“道”的思想渊源、老子把“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根本概念的有关论述、“道”融通万物的同一性、老子关于“道”的认识论、“道”作为实践行为法则等方面,可以发现,“道”体现的是过程的思想。将“道”理解为过程,不失为研究老子思想的重要方向。     

易学哲学视域中“神”的诸种诠释

"神"是易学哲学论域的重要概念之一,神论是中国传统儒学天人之学内核的一部分。对易学哲学史中"神"之诠释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可以呈现易学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天人之学中关于本体的思想。分疏而言,关于"神"的关键解释包括九种类型:一是《易传》以神为本体的思想,二是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基于"贵无论"的神论思想,三是邵雍先天本体之神的思想,四是张载气本论视域中本体之神和圣人之神的思想,五是程朱理本论视域中以"用"为主的神论思想,六是罗钦顺理学强调神为气之神、属于形下之"用"的神论思想,七是王夫之易学关于"神理"的重要思想,八是戴震"一本之学"视域中神为气化之神且有"理"的思想,九是牟宗三基于"道德的形上学"提出的神有神体之神和气化之神的思想。这九种解释共同呈现了易学哲学史中神论的发展和深化。     

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

《易》和《华严经》分别是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李通玄以《易》及儒家传统的观点诠释《华严经》，开创了理解华严的新途径。本文从“外道”概念的理解和李氏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华严经》中“十方神”入手，分析了他的思想特色，文章最后对这种沟通儒佛之尝试的哲学意义作了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