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的丛林交游考——兼论刘基的儒佛之辨

有元一代,由于蒙元王室的大力提倡与崇尚,佛教盛行,正是在佛教兴盛的氛围之中,刘基得以与丛林高僧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有同乡之交、诗文之交、书画之交,还有因平定战事而结交.尽管刘基与众多方外高僧有契交,但止于赋诗唱酬、游山玩水而已,这就是典型的传统儒家的“以文会友”.令人吊诡的是,刘基始终不通佛理,也不能对佛教进行同情的理解.所以,只能站在儒家狭隘的道统立场之上,毫无章法地批评、排斥佛教.     

论儒佛道三教的生态思想及其异辙同归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智慧。儒家仁爱为本的生态思想,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目标,"天地人一体同仁"充分体现出儒家"仁民而爱物"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相融的人文精神。道家道教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提倡"因天地之自然",以实现"人与天合","神与道合"。"天地人一体同道"表达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与儒家从人伦推及人与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与生态文化特色。中国佛教圆融慈悲的生态精神,以缘起论阐发了心与物、理与事、天地与人之间的圆融互具、相即相融的整体关系,提倡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丰富发展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儒佛道分别从人的本性、道法自然、缘起净心出发,异辙同归地指向了天地人的同体与和谐共存。三家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儒者柔也——礼乐之师与儒之本色

“儒者柔也”是古人对儒字最经典的注释。“柔”的古字是“揉”“扰”“犪”,本义为“驯扰”即教育约束。“驯扰”是游牧时代先民驯服动物的经验总结。“柔远能迩”体现了远古先民以礼乐教化治国的传统理念。“多需”和“多胥”是殷商的礼乐之师,其职能是通过教授诗歌音乐舞蹈来实行教化。他们与周之乐官“大胥”“小胥”有传承关系。殷亡周衰,礼乐之师失去俸禄而散落民间,仍以相礼和传授礼乐知识为生。孔子的贡献是通过民间教育,传授《诗》《书》《礼》《乐》等三代经典,使儒者从相礼训俗之师演变为六艺传经之师。儒家至此问世。     

论道家思想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与孔子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但面对同样的“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老子却提出了不同于孔子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孔子提出了仁和礼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倾向于用礼乐教化的方法来重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那么,老子则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社会文明异化的批判,来解构仁和礼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约束而导致的人的异化,以实现对个体生命的关怀。老子以后,道家思想经历了战国中期的庄子、秦汉之时的黄老、魏晋时期的玄学等不同的阶段。魏晋玄学以后,从道家学派史的角度看,道家学派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思想理论在与儒家和佛家的相互借鉴、融合与渗透中,主要通过道教学者对道家著作的注疏和对道教思想的发挥,而继续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并始终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儒、佛两家对道家思想的借鉴、吸收和发挥(例如宋明理学和禅宗),是否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看作是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延续和发展,也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主要探讨道家思想在历史上的曲折发展,特别是从道与儒、佛的关系中来揭示其曲折发展的特点、独特的社会作用,并探讨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     

在道儒之间:道教经典《太平经》政治伦理的儒家意蕴

道教经典《太平经》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忠、孝、诚信、仁等政治伦理规范,以民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君臣相须的政治主体美德,德主刑辅的政治制度伦理。由于《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盛行的汉代,所以其政治伦理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儒家意蕴。研究《太平经》政治伦理的这个特点,不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太平经》这部早期道教经典产生的社会背景,而且对研究整个道教伦理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论儒佛道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最为具体,并且影响到道教伦理。本文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着重探讨中国佛教如何理解作为在家佛教徒道德规范的五戒,尤其是各种佛教著述中五戒与五常的配对。认为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最早是昙靖在制作《提谓波利经》时提出的,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通说,同时道教也吸收了这种配对,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儒佛道三教在伦理上的交涉及相互影响。     

儒道会通如何可能?——葛洪思想之"内道外儒"说解析

本文通过分析葛洪思想中儒道会通如何可能的问题,指明了儒道思想在内外融贯、本末贯通、儒道会通三个层面上的进展过程与整体结构,先验的明见了其奠基之根本,表明了儒道会通的一般超越论形式,从而根据性的豁清了中国思想史上经常出现却始终处于暧昧中的儒道会通问题.     

论藕益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

藕益智旭是晚明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智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圆融各家各派特色,对佛教与儒学的会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心性论的会通,对儒学心性论中的许多范畴和命题都作了佛学化的诠释;二是修养论的会通,他继承了前人以佛教之五戒来解释儒家之五常的思想,并提出五戒高于五常;三是孝道观的会通,他统一了世间孝与出世间孝,并进一步将儒家的孝和佛教的戒与慈结合起来.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不仅使得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高度,而且也表明晚明佛教摆脱衰落困境、走向复兴的迫切要求.     

陈景元儒道关系论的基本特征和政治意蕴

在儒道关系问题上,陈景元从本末体用角度出发提出了道本儒末与道体儒用两层关系模式,在对儒学思想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站在自家文化的立场上对儒学思想进行了有意识地选择和融通。这种儒道融通思想在陈景元的思想中具有政治意蕴,他主张以自然无为之治道精神来规范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纲常名教,对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互补性地思想整合。     

从合儒、补儒到超儒——利玛窦《交友论》与卫匡国《逑友篇》试论

《交友论》与《逑友篇》分别是利玛窦与卫匡国编的论友谊的西方格言集,取材相仿,内容相近,旨趣相同,但由于年代的差别、处境的不同,又显示出局部与细节等方面的诸多差别。《交友论》没有直接引用基督教圣人话语与圣经,反而多用中国资源来解释西方格言,因利玛窦主要目标是合儒与补儒;卫匡国则直接引用了二者并且多加阐释,在序言中还公开了传教的写作目的,他的目标是超儒。二书都成为了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化自然以归人文——论周敦颐融道入儒的宇宙论思想

<正>周敦颐的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太极图说》依据《易传》以《老》解《易》,以气化宇宙论阐述自然世界的演化过程;《通书》则结合《易传》和《中庸》,展现了儒家人文宇宙观的本义。周敦颐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孔颜乐处",即通过"孔颜乐处"体认圣人之人格与气象,化自然以归人文。在周敦颐的这三层思想中,《太极图说》的宇宙论有明显的道家倾向;《通书》融道入儒,建立了儒家的价值形而上学体系;"孔颜乐处"则指明了宋代儒学的精神方向。     

儒家“石经”之史考论——从“石经”之史看经学体系化之路向与特征

考察儒家"石经"之史,不难发现,儒家"石经"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儒家"石经"以官方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儒家经学与时代、政治达到了一种新的融合,满足了当时的时代诉求、政治诉求与文化诉求。从历史维度看,"石经"之史是渐次形成的,其经数与经目也是由少至多、由经至子,以及由子入经的,同时,在此演进过程中还呈现出体系化、经典化与圣典化的基本趋势。从客观层面看,"石经"作为客观存在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政治意涵、文化意涵与历史意涵。     

从“天人之学”到“内圣外王之道”——论王船山对庄学之哲学重建

王船山《庄子解》是以经典传注为形式、以哲学重建为鹄的的庄学诠释学著作。王船山指出,正如孔子许狂者不忘其初,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在存在论上,天地万物是气之流行聚散,道是天地运行过程中的几微之力,以天兼道,天为人之源,人为天之心。在价值论上,天有厚生之德,健顺之道,庄子所谓的"至人之神"是对"天地之神"的领悟,因此提出"天命我而为人,则固体天以为命"的价值诉求。职是之故,在人生论上,他将《达生》篇"反以相天"解释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并提出人生价值之"立命而相天"与"能移而相天"两大人生归趣,从而挺立起一个既含摄庄子"自由主体"又含摄儒家"价值主体"的人生主体。船山在以《易》《庸》的"参赞"精神诠释《庄子》的同时,也以庄子之因顺自然天道、重视个体存在的"在宥"精神反哺儒家经典在此方面之阙如,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周延、儒道互摄的"内圣外王"哲学体系。     

儒主道辅本道兼儒--论扬雄《法言》的思想特征

《法言》是扬雄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文著作,其目的是标举儒学以纠绳诸子。然而仔细品读《法言》,其中也不乏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和内化。前人的研究大多囿于儒家思想的角度,而对《法言》中的道家思想则有所忽略。实际上,儒道水乳融合、交互影响的特征贯穿了《法言》始末。把握这一线索,不仅有助于对扬雄一生思想、行事中的矛盾现象作出客观、准确的诠释,更全面地了解扬雄,而且有助于对整个汉代哲学史、思想史以及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脉络等有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     

苏慧廉论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会通——以耶儒会通为例

苏慧廉广泛研究中国宗教,关注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关系,提出以“成全”为总体思路来会通中西宗教.苏氏“成全”论的产生有受时代思潮和他的宗教综合史观影响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他的传教士视域.他以对中国宗教的同情为开始,主张通过“属灵原则”的渗透,以达到解构和重构中国宗教的目的,其文化创新意义不容忽视.     

激活儒家思想的批判性——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论表微

在近代儒学阐释史上,蒙文通的学术遗产十分值得重视。他从“儒史相资”的方法论出发,在尊重基本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使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历史著作呈现出来,成为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彰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义性。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儒家学说诞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中的批判性格,将其视为形塑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重要根基,从而阐释了一种并未自外于20世纪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政治运动的革命儒学。蒙文通的这些观点,对于思考现代中国儒学话语的重构极具启发性。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探源——兼论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先秦儒家对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理清忧患意识的源头,以及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有助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