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瑰宝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

正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汉代以来,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在这里相遇相融,造就了璀璨夺目的敦煌文化。本文以莫高窟61窟壁画《五台山图》为例,透过色彩斑斓的佛教壁画,以窥那个遥远时代佛教中国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丝路盛景。一敦煌莫高窟第61窟是五代时敦煌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营造的功德窟。此窟又称"文殊堂",主要是为供奉文殊菩萨而修。洞窟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中的《五台山图》研究

敦煌莫高窟第61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着人于五代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六月十五日凿成，而其内的《五台山图》粉本，则是以敦煌画院的艺师为主，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九月绘成。     

金色世界:敦煌写本《五台山圣境赞》研究

敦煌写本《五台山圣境赞》为晚唐五代僧人玄本撰写的赞颂五台山的诗歌集,由11首诗组成,分别颂赞了文殊、普贤二菩萨、五台诸峰、金刚窟、阿育王塔、罗睺罗肉身等圣迹,语言典雅优美,富有想象力,堪称五台山颂诗的上乘之作。诗集以五台山诸圣迹为主线,宣扬了五台山的奇异与神圣,同时也反映了中印佛教的结合和中原与敦煌的佛教文化交流。这些诗作冲破中国传统的俗诗和雅诗之间的壁垒,也不受宗教与世俗之别的束缚,视角独特而新奇,堪称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力证。     

隋至五代西天祖师像与《付法藏因缘传》

北魏时西域沙门吉迦夜与昙曜翻译的六卷本《付法藏因缘传》记录了从佛陀传法迦叶始,至师子比丘的二十三位西天传法祖师,它对中国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祖师系统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图绘西天祖师像的做法在北朝时已出现,但严格依照《付法藏因缘传》文本绘制的当为开凿于隋开皇九年(589)的大住圣窟。此后直至晚唐五代,龙门和敦煌均有西天祖师像的图绘或文字记录。这些内容展示出地论宗、禅宗等宗派利用《付法藏因缘传》进行本宗祖师建构过程中的细节。     

莫高窟第112窟普贤图像研究

莫高窟第112窟是中唐时期营建的代表洞窟之一[2],绘于西壁佛龛帐门南侧的普贤图像,从内容到艺术风格均为中唐特征的代表。而从其线条、色彩及构图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及洞窟形制、丰富题材等反映了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普贤信仰问题,因此对此普贤图像作一分析与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莫高窟第420窟法华造像再探——以窟顶北披涅槃图为中心

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其兴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历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数朝营建,现存洞窟792个,壁画45000平米,塑像2000余身。莫高窟第420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第三层,是隋代第二期的石窟,开凿时间约在开皇九年(589)至大业九年(613)略后的这段时间。     

近百年来敦煌五台山佛教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内容提要:学者们对敦煌所藏有关五台山佛教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主要涉及历史文献学,兼及考古学、社会学、图像学等领域.文章从敦煌五台山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五台山图”与“文殊菩萨图像”、晚唐五代敦煌与五台山的佛教文化交流三个方面,对近百年研究历史进行大纲式梳理.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八相图之山水形制考究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浮雕乃五代南唐重要的佛教美术作品,对其展开研究不仅可追溯佛教美术的发展概况,更展现了五代南唐时期人物画、建筑画以及山水画的审美风尚,是研究五代南唐美术的重要史料。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初建于隋仁寿元年(601),五代南唐重修。观之八相图中山水浮雕可见其刻画古朴、表现稚拙,实与山水画已高度发展的五代南唐时期风格迥异。通过与五代及早期山水画相比,并结合古文献记载,最终可见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八相图中山水形制及其成因。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

1362至1365年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巡礼西北,其间曾对敦煌的两座文殊窟进行布施。这两座文殊窟,其一应为敦煌莫高窟第61窟,其二应为瓜州榆林窟第2窟。当时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敦煌,推崇藏传佛教,在莫高窟、榆林窟大兴佛事,将敦煌藏传佛教的发展和石窟营建推向高潮。蒙古豳王家族成员及其境内的河西回鹘人都敬奉文殊菩萨,崇拜五台山,从回鹘文题记可以看出,他们把莫高窟第61窟和榆林窟第2窟都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藏传佛教的盛行与蒙古豳王家族对文殊菩萨的崇奉,应系乳必多吉巡礼沙州并对文殊窟进行布施的原因所在。     

陈抟与《阴真君还丹歌注》关系略考

陈抟是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著名道士。一般认为,宋以后易学中的图书易学一派,与他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一、陈抟之生平、著述关于陈抟的生平,正史见载于《宋史·隐逸传》。宋人的一些笔记,如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     

九座禅师杂考

晚唐五代时福建禅宗大盛,与众多闽籍禅师在会昌法难后返闽兴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唐末九座禅师智广是其中之一,其抵闽时间比雪峰义存略早。但他的情况至今未引起人们注意。本文试对智广生平作一考辨。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福田司初探

<正>晚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非常兴盛,并且还设有管理佛教事务的僧务机构——都司,同时在都司下面又设有不同的负责具体佛教事宜的下属机构,其中福田司为都司下管理转经等福田事务的机构,在福田司还设有由福田法律、福田都判官、福田判官     

晚唐五代佛教中国化的趋向 以贯休及其罗汉画为例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面向。至晚唐五代,以教外别传的南禅宗奇崛突起,此时的佛教中国化则呈现出十六罗汉信仰流行、禅宗门风多样及禅教圆融的特点,这些在诗僧兼画僧的贯休(832-912)及其罗汉画中已现端倪。     

镇国与消灾: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研究

敦煌石窟中留存下来的文殊信仰资料极其丰富,这些资料包括文殊类经典、文学作品及绘画、彩塑等多种类型,时间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即曹氏归义军时期。通过对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的原因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认为镇国与消灾是这一时期该地区文殊信仰的基本内容。     

竭泽而渔,推陈出新——评《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新探》

古典禅的时代大致是指8世纪后期至10世纪后期马祖道一(709-788)等中唐禅师及其后裔在晚唐五代的活动时间.国内外诸多学者对这段时期的禅学思想、禅宗发展史等已做过相关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依语言分类,中文学者有胡适、印顺、杨曾文、杜继文、魏道儒、洪修平、潘桂明、葛兆光、徐文明、刘泽亮、苏树华、邱环等;日文学者有铃木大拙、柳田圣山、宇井伯寿、铃木哲雄、忽滑谷快天、入矢义高、石井修道、镰田茂雄、阿部肇一、近藤良一等;英文学者有John McRae、Bernard Faure、Mario Poceski、Peter N.Gregory、T.Griffoth Foulk、John J.Jorgensen、Albert Welter等.贾晋华《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新探》(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是在全面参考这些研究论著的基础上,从多个视角对古典禅作出新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采用新的方法;二、得出新的结论.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信仰特点初探

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民间佛教信仰成为敦煌佛教的主流,广泛地影响着民众日常生活。本文利用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资料,通过对敦煌民众佛教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在佛教中国本土化、社会化、民间化的大环境下,敦煌佛教信仰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兼容性,且带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     

榆林窟第29窟图像配置研究

正甘肃榆林窟第29窟(下称"榆29窟")~([1])是西夏佛教艺术的重要遗存。窟内壁画显密图像并存,同时具有相对完整的供养人画像及题名,有营建年代和画工姓名,在西夏洞窟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洞窟平面呈方形,内为覆斗顶,顶心绘有梵文的莲瓣,已残。窟内中央有四方形台基,上有五级圆坛,除去供养人像窟内四壁共9铺壁画,分别为正壁的灵鹫山说法图、两铺水月观音图像,西壁的阿弥陀经变画、文殊变及不动明王图像,东壁药师经变、普贤变及金刚手图像。关于榆29窟的年代,     

寺院“住持”称谓考

"住持"在佛教经典中原是护持、传承佛法之意,到了北宋中后期始成为寺院首脑的职位称谓。南宋初年,在政府行政命令影响下,以"住持"指代寺院首脑成为普遍惯例。晚唐五代宋初禅宗所说"住持"原指禅寺独特的组织管理模式,并非寺院职位;随着"住持"名位化为寺院首脑的职名,领导禅寺的长老也被称为"住持"。     

法眼宗的教禅圆融观

晚唐五代,禅宗内轻视经教的风气逐渐盛行,宗门与教下相互批评。这种风气严重影响禅宗的正常发展。为了纠正这种风气,法眼宗三代祖师均大力倡导教禅圆融,向学人们反复强调经教的重要性,指出宗门、教下均是佛陀度化众生之法,是一致的。法眼宗所倡导的教禅圆融观对今天的佛教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价值。     

试论佛教曹洞宗对《易》的利用

试论佛教曹洞宗对《易》的利用夏金华在中国诸多的佛教宗派中,与《易》关系最密切者,当数华严和禅宗。而作为禅宗“五叶”之一的曹洞宗,则又是禅《易》关系中的翘楚。从盛唐的石头希迁开始,中经晚唐五代洞宗之形成,直至宋元明清各代高僧对曹洞五位理论的阐述发挥,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