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论语补疏》诠释特点研究

焦循是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论语补疏》是其晚年《论语》诠释研究的重要成果。他选择何晏《论语集解》的部分条目逐条诠释,以互文旁通为依据,以纠谬补新为途径,以精实兼具为追求,或训诂文字,或考究名物,或阐发义理,以己意明经为宗旨,时有新意灼见,显示了独特的《论语》诠释特点,为《论语》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论语补疏》从稿本到定本的修订也足见焦循审慎的治学态度与精湛的治学追求。     

《论语》故训疑误举例

从汉代以来,解释《论语》的文献非常多,其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错误。本文指出了《论语》故训中存在的一些疑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从语言(包括词语、语法、篇章、版本文字等)、思想、心理等不同的层面出发,试图整理和归纳一些特点,以期对《论语》的解读,对训诂学,都能有所裨益。     

焦循《论语补疏》诠释特点研究CSSCI

焦循是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论语补疏》是其晚年《论语》诠释研究的重要成果。他选择何晏《论语集解》的部分条目逐条诠释,以互文旁通为依据,以纠谬补新为途径,以精实兼具为追求,或训诂文字,或考究名物,或阐发义理,以己意明经为宗旨,时有新意灼见,显示了独特的《论语》诠释特点,为《论语》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论语补疏》从稿本到定本的修订也足见焦循审慎的治学态度与精湛的治学追求。     

《论语》训解释疑两则

<正>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恐怕没有哪一本书比《论语》受到更多的关注,历代学者文人都对《论语》的解读作出过努力和贡献,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目前我们还不能说关于《论语》的解读就尽善尽美、无可挑剔了。在《论语》文句的释读方面,事实上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从不断见诸报章的关于《论语》文句的考释文字和近年出版的多种《论语》注     

汉石经《论语》的性质和特点

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汉石经《论语》属于《鲁论》系统。通过对《隶释》残字的梳理以及石经与今本《论语》文字的对勘,可进一步证明汉石经《论语》确为《鲁论》。汉石经《论语》用字并非全为正字,虚字的增减与今本差别较大。     

《论语》校证一则

《论语·八佾》第二十一章："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日使人战栗。"'此章文字今、古文《论语》有作"问主"、"问社"的分歧。清人臧琳曰："《古论语》哀公问社於宰我,《鲁论语》哀公问主放宰我。"①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问?..     

漫谈《论语新解》

《论语新解》是钱穆先生于六十年代初出版的一部著作,包括注释和今译两部分。该书不久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漫谈论语新解》是1963年钱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讲演稿。在这篇讲演稿中,钱先生谈了《论语新解》的写作经过和如何读《论语》。其中关于如何治学、中西哲学著作有何不同以及研究《论语》应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的论述,颇有些独到之处。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孔子、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研究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为浙东学者刘宗周与黄式三研究《论语》的力作。在《论语后案》中,黄式三采用了刘宗周、万斯大、全祖望的学术观点,展现了对浙东学派的继承和反思。比较《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在诠释经义方面,展示了从意义的理解到文本的还原之异趣。在学术思想方面,从《论语学案》的重心演变为《论语后案》之崇礼。在文学气象方面,则由《论语学案》的崇气象嬗变为《论语后案》的重考据。从《论语学案》到《论语后案》,一方面展现了《论语》研究的传承,另一方面则为研究浙东学派思想的变迁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

《孟子》《史记》等古籍中征引的孔子言论,与今本《论语》一致。说《论语》在结集过程中“愈改编愈失真”根据不足。《论语》的重要编者张禹,本受《鲁论》,兼治《齐论》,未曾“背师谀君”,妄改《齐论》。《论语》中“五十以学易”等句中的异文,来自文字假借或传写笔误,并非出自政治、学派斗争需要的篡改。因此,今本《论语》仍然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为直接、可靠的依据。     

试论《论语》的文学贡献

《论语》在先秦散文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说理散文,为后来的诸子散文开辟了道路。《论语》不同于过去的官方文告,它语气活泼传神,又简朴精练,并开始运用生动的比喻。《论语》采用了多样化的记述方式,善于从人物思想的冲突中表现性格,使孔子本人以及子路等重要弟子都展现出鲜明和栩栩如生的形象。《论语》大量使用口语化的虚词和叠词、叠句,扩大了文章的表现力;“一字评”式的高度概括,则使文字极为精练和耐人寻味。虽然《论语》以语录体为主,但已有个别篇章开始讲求结构,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富于层次,结构完整,成功地勾勒出不同人物的形象,显示出孔子的师长风范。《论语》的这种写作手法,为《孟子》等先秦名著所继承和发展。     

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根据定县竹简《论语》,崔述等人依据文体、称谓所作关于《论语》成书的种种判断难以成立。《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统一组织,集体编纂。《论语》的编纂经历从孔子弟子到再传弟子的较长时间。     

《论语》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表达方式

一《论语》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它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圣经”。自孔门弟子编定《论语》后，它就一直被作为圣人的遗训在儒家中传授、研习。历代有关《论语》的注释性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论语》一书，可以称得上是影响中国人二千多年的权威著作。然而从一些今人的眼光看来，《论语》一书缺乏对形上原理正面的、综合性的论述，其内容大多是随感而发的言论和日常生活行为的描述，是政治、伦理、生活的格言汇编。难道事实真的如此吗？朱表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序说》和《读（论语）、（孟子）法行D程子的话说：读《论语》，有…     

《论语》中的诚信思想探微

《论语》一书中的诚信思想,主要以“信”的形式展现.《论语》中明确提到“信”的语句不下二十处.在《论语》中诚信思想被赋予了极度重要性甚至是首要性的地位.其诚信思想具有社会普遍性、统治阶级表率性及社会实践性等特点.     

两晋《论语》注的总结——论江熙《论语集解》

在中国经学史尤其是魏晋《论语》注释史上,江熙《论语集解》有着重要的地位。从经学史的角度说,何晏《论语集解》与江熙《论语集解》相比,前者主要为汉注的精粹集合,后者是两晋《论语》注的总结与汇集。它是在参考卫瓘、李充、孙绰与范宁等晋人《论语》注的基础上,根据己意筛选、编撰而成的。由于上述晋注在南朝时便大都散佚,因而江熙《论语集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就其中的江氏注文及其思想而言,江注充分体现了东晋的解经特色:不仅凸显了江熙个人作为东晋中后期经学家的儒学立场,而且透射出魏晋玄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上的某些特点,其思想价值更不可忽视。     

《逸论语》暨《齐论语·问玉》辑证及相关学术史考述

汉唐典籍如《说文》《初学记》等征引《逸论语》五则,自王应麟、朱彝尊以来,皆以其为《齐论语》之《问玉》篇,"问王"为"问玉"之误,已成定论。因其内容、体制与二十篇不同,为张禹所删。《齐论》自班固之后未见典籍称引;现有文献皆无其进入东汉以后传承情况之记录;郑玄校定《张侯论》,参考《古文论语》,并未参考《齐论》,学术史上"考之《齐》《古》"之说有误。考虑到著录《齐论》的《汉书·艺文志》实出于刘歆《七略》,而许慎引《齐论·问玉》时已称之为《逸论语》,可以判断《齐论》的亡佚时间当在刘歆之后、许慎之前。许慎编纂《说文》,采用《逸论语》,并未全部注明出处,这有助于我们对《说文》编纂与内容来源的认识。     

论韩愈、李翱之《论语笔解》

《论语笔解》并非伪作,它成于韩愈、李翱之手,曾与韩愈《论语注)并行于世。后《论语注》渐佚,而《论语笔解》独存。在《论语笔解》中,韩愈、李翱冲破“疏不破注”的解经戒律,大胆指斥前儒在《论语》字词训诂、文意解读方面的失察之处。主张越汉儒而直承孔孟,舍汉魏旧注而直究经文本义。为此,他们不惜改易经文、颠倒经文次序,所以,如果从忠实于文本的角度看,《论语笔解》自然被目为师心自用,标新立异,但如果从《论语》学史的发展角度看,《论语笔解》作为一家之言,在《论语》学从汉学系统转向新的宋学系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容抹杀。     

《论语》注解中的“公羊学”取向——刘逢禄《论语述何篇》和康有为《论语注》比较

刘逢禄的《论语述何篇》和康有为的《论语注》是清代以"公羊学"注解《论语》的首末。虽然同以"公羊学"注解《论语》,但两人在解释起点、策略和内容上都有差别:刘氏认为《春秋》与《论语》的关系是"表里"关系,强调两者间的互证互补,守"公羊"家法;康氏则认为两者是"辅助"关系,以《春秋》贯《论语》,运用糅合了《礼运》"大同"的"三统三世"说"别择而发明"《论语》的微言大义。两人的解释从注经的角度看均属于过度诠释,但在其背后隐含着时代背景的转变。     

苏轼《论语说》钩沉

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不只是文学大家,而且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刻研究。苏洵参与编撰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苏轼撰《易传》九卷、《书传》二十卷、《论语说》五卷,苏辙撰《诗集传》十九卷、《春秋集解》十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明代焦竑很重视苏氏解经的成就,竭力搜求,编成《两苏经解》。有万历二十五年毕三才刻本和万历三十九年顾慥刻本,其间独缺苏轼《论语说》一种,甚感遗憾。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也未见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说:“今未见传本”,“其说亦不可复考”(《论语拾遗》条)。可见明清以来,书已失传。我发现宋、金以来的某些书里,尚保存有此书的佚文和有关论述,可见一斑。朱熹说:“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苏轼也“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东坡续集·与滕达道书》)。不舍杯土,泰山得以成其高;不辞细流,黄河得以成其大。值此深入研究孔子和儒家学说之际,谨将苏轼有关《论语》的论述,钩稽排比,按《论语》篇次辑为一编,冀使苏轼《论语说》得以重见天日。虽不为完璧,而于百家争鸣中亦可窥见苏氏对孔子学说的研究心得。不当之处,识者指正。     

日本汉诗与《论语》

日本汉诗作家崇尚《论语》,并积极地进行摄取、接纳、消化,每每引以为创造自身文化的元素。他们把《论语》典故作为意象符号融会到其诗歌创作之中,使得其诗作更加典雅含蓄;对《论语》章句进行有机的借用或化用,其辞章和义理逐渐成为汉诗作家表情达意的依据和基础;又通过诗作形式塑造孔子形象、称颂孔子之道,比照孔子的道德风范磨砺自身精神。日本汉诗作家引述、化用《论语》,重在表述其中的道德原则与伦理思想,藉以增强言语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成为他们宣扬儒学精神、弘扬伦理教化之用的重要载体。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

近代哲学家对《论语》倍加关注,康有为、谭嗣同也不例外。近代哲学家对《论语》的审视和解读既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又受制于各自的哲学观、国学观和文化观,因而呈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作为《论语》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两人对《论语》与孔子、曾子关系的认识呈现出明显分歧,对《论语》在孔学中地位的认定和对《论语》的评价相去甚远。康有为、谭嗣同秉持不同的范式解读《论语》,建构了不同形态的《论语》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