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成就的宏观估价

总结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历程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如何估价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成就,是颇有争议或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文章指出,应立足于古今中西比较,揭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贡献.面对20世纪中国的复杂历程,研究者要采取理智清醒的态度,以更开阔的视野,拓展研究工作兼顾文化的不同领域,挖掘民间的精神产品……,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真实、丰富的风貌.     

略论20世纪上半叶胡适和冯友兰墨学观的契合及其意义

墨学为先秦显学,至秦汉以后几近中绝。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却出现了一股研究墨学的热潮,如胡适、冯友兰等人都有大量的墨学研究论著发表。如所周知,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冯友兰则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二人的文化立场可谓"大异而小同",但就他们对墨家学派的态度和看法而言,却是"大同而小异"。那么,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思想     

走出“胡适禅学案”的困境——一个当代人类学的解决方案

上世纪20年代起,胡适与铃木大拙就中国禅学史的问题展开论辩。在1949年夏威夷大学东西哲学会议上,两人公开摊牌,夏威夷大学出版的《哲学期刊》上刊发了他们的论点。之后,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将胡适的禅学论文收集编入《胡适禅学案》一书,在日本与台湾相继出版。由此,胡适与铃木的论战被学界称作     

胡适的禅宗观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学术思想有着异常广阔的域度,从哲学到文学,再到文化教育等,无不成就斐然。他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中对佛教禅宗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章,在学术界和佛教界有着重要影响。胡适倾注了大量心血于佛教,著述颇丰,所涉猎的内容有佛教史、佛教人物等。他的一生皆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道教思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兴起,中国道教学研究日趋活跃,成果渐丰。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道教史、道教哲学的角度介入道教思想史研究,使道教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道教思想史研究作为道教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在学术界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略论“情本体”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革中,在思想解放的政治潮流提供的空间中,李泽厚以自己承续六十年代的学术创造精神,引领时代潮流,以思想史的文化哲学阐释、以美学直到伦理学的颠覆性建构,以所谓主体性实践哲学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哲学武器,是那个时期公认的思想旗帜。20     

胡适自由观的特征与演变

本文把胡适的自由概念分成三个部分进行分析.胡适的自由观带有以社会政治的、消极的和外在的自由为主的特征.胡适在有些问题上也涉及了积极的或内在的自由,但总体上他主张消极而外在的和社会政治的自由,伸张、发挥个性自由、思想言论自由,进而他主张容忍异己的思想和反对党.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的多元化成因探析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美术的一个激变期。当代中国画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一个相对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画界思想得到解放,西方现代艺术所体现的价值观,如强调艺术的纯粹性,追求自我、主观、直觉和潜意识的表现等,在当时被许多艺术家所接受。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的恢复与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以及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导向作用和对民间艺术的借鉴作用等等,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出现多元化的重要原因。     

碎片采集与传统建构——评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正>国内的儒学和传统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受海外新儒学影响,其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将典籍中的只言片语从思想家思想的逻辑整体中剥离出来,通过过度阐释的方法,赋予其现代或后现代的意义,并将其提升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或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后现代史学的影响有     

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美学研究领域的转向与拓展

20世纪初自王国维等前辈学人将美学概念引入中国后,我国的美学研究路径似乎并未严格遵循柏拉图、康德的方式,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者们面对潮水般的国外美学思潮,一边努力汲取,一边结合中国实际和古代美学思想资源进行研究。而正是文学界、美学界等众多人文知识分子,一方面关注社会现实,以变革其时的僵化意识形态为己任,另一方面又以超越现实的人性为理想,诉诸于审美意识形态,引发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第三次美学热潮。但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和第三次美学热潮之后,美学研究回归自己的园地：既有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吸收,又有对中国古典美学资源的继承,从而开始美学研究领域的转向与拓展,从抽象思辨回归于现实生活。     

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大陆得以持续传播,并于20世纪末一度形成了中国的"本雅明热"。中国经济及文化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嬗变,是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得以持续传播的社会条件,中国文艺理论现代化发展的"内需",则是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得以持续传播的根本动力。本雅明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界,普遍地把它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     

《小城之春》古典美学旨趣之探究

《小城之春》是一部超越时代的影片,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其浓郁的文化气息被推上中国电影的巅峰,获得重新的认知。《小城之春》的声画语言立象以尽意,以物象来表征人物的心理、情思;电影的构图,较多地借用了中国画的空白、静照等美学思想,使人们品味到韵味十足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蕴观照下的现实主义风格。     

胡适留美期间的基督教思想

本文从美国基督教的精神熏陶、听人讲授《圣经》和反复阅读《圣经》等五个方面,说明了胡适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形成背景。认为对耶稣容忍精神的体认、对耶稣人格的崇高评价、关于上帝的独特见解等方面构成了胡适早期基督教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胡适早年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以上帝为人之至极,人为具体而未臻之上帝"以及耶稣的容忍精神,对胡适的一生有长远而重要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9-1931年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

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全国后,遵照孙中山生前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策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军政,实行训政。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搞一党专制,所以自1929年上半年起,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从人权角度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一场带有强烈宪政诉求的“人权运动”,揭开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冲突的历史第一幕。但是,近三年(1929—1931年)的“人权论战”,“新月派”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围攻,腹背受敌。“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困局。     

“禅学研究”与“禅宗体修”——走出“胡适禅学案”的困境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胡适与铃木大拙就中国禅学史的问题展开论辩。在1949年夏威夷大学东西哲学会议上,两人公开摊牌,夏威夷大学出版的《哲学期刊》上刊发了他们的论点。之后,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将胡适的禅学论文收集编入《胡适禅学案》一书,在日本与台湾相继出版。由此,胡适与铃木的论战被学界称作"胡适禅学案"。     

《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序

张载的哲学思想研究,20世纪以来,受到学者的相当重视.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只写出了先秦部分,故对于宋元明清的道学或理学全未涉及.其实,以胡适当时的思想和心态,他也不太可能对道学或理学的思想有深入的理解.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代初期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此书得到当时学界的一致好评,认为全面超越了胡书,其原因固然是冯书完整地叙述了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哲学史,更主要的则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详于文字的考证训诂和历史境况的介绍,对文字所表达的哲学义理体会较浅,而冯书不重文字的训诂考证及相关的历史背景,而特重于哲学义理的了解体会.     

论20世纪初英帝国守成思想

20世纪初 ,布尔战争极大地冲击了英国 ,导致英国人对帝国扩张的力量和道德自信全面消失 ,同时在国际范围内倍受指责。为了摆脱困境 ,英国重新拾起已经是强弩之末的自由主义思想 ,形成了新时期帝国建设的指导思想。这种具有明显守成色彩的帝国思想 ,是造成 2 0世纪英帝国的解体的重要因素     

胡适对传统丧礼的改革

胡适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将之一,他不仅积极推进文学改革,提倡使用白话文,同时大力倡导科学,反对迷信,尤其是在丧葬礼仪这一特定的社会风俗的改革方面,比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倾注了更多的热情和心血。胡适首先揭露和批判了传统丧礼的种种弊端。虽然他对20世纪初以来先进分子倡导社会风俗的改良所取得的成果持肯定态度,但他仍认为,当时流行的丧礼尽管废除了不少传统的“繁重礼节”,却“不曾把古代遗留下来的许多虚伪仪式删除干净”,他斥责其为“迷信的、虚伪的、野蛮的风俗”。在胡适看来,丧葬礼仪改革的总方向是简单化。…     

论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始终坚持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国民)的角度探求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根本道路,也即其反复强调的"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国民素质的时代性转换构成了胡适文化思想的逻辑主线。本文阐述了胡适从"新民"到"立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转换的逻辑,揭示了胡适所试图建构的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文明主体的素质结构及其建构途径和方式。     

中国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

与汉族音乐相比,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有关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最早应当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倡导下,在音乐学界人士的努力下,逐渐改变了上述的不平衡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