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交往理论源头再考察——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它作了较为完整的阐述。他们认为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它与生产构成一对矛盾;交往关系是一般的社会关系,其“总和”决定了现实的人之为人的本质。与三种生产方式相适应也有三种交往方式,其中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交往理论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起着建基性作用,有着独立的存在价值和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重返马恩文本,追溯交往理论的源头,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的本质,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和世界历史进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内涵与机制:感性活动视域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草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框架、尤其是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性地表达了社会结构的动态演进机制后,历经150多年的理论研究,国内外理论界普遍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已经得以充分并深刻的揭示。但是,我们认为,其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社会认识论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根据"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基本立场,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清算、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对意识形态家的理论逻辑的揭示,把唯物主义世界观确立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并在这个思想过程中,对社会认识何以可能的语言前提、主体条件和社会基础作出了分析性论证。他们通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意识形态家的思想和观念的语言基础、语义逻辑和生产方式的澄清,阐发了"分析"社会认识论的三个维度:一是语言分析的唯物向度,二是世界观的实践批判,三是社会认识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的“个体”和“共同体”概念

个体与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格个体"(das persoenliche Individuum)与作为这种个体联合的"真正共同体"(wirkliche Gemeinschaft),构成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两端。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重建,集中反     

“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之辨——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与论证

<正>在研究者通常的印象中,较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其他章节,"正面阐发"马克思、恩格斯见解的"费尔巴哈"章可能是最好把握和理解的了。然而,如果我们不是沿袭过去习见的那种抽象而宏观的研究方式,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笼而统之地涉略而不顾及细节,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的宗教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旨在批判施蒂纳所著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在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启了他们关于宗教的阐释,具体关涉到“宗教根源”“宗教本质”“宗教史观”以及“宗教消亡”等议题。在此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点对点”地批判了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宗教叙事,同时也对整个德国“现代哲学”普遍信仰“批判”力量的做法作出了必要的回应。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批判,彰显了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独具的价值和魅力,从中可以感知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形成时期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批判性、非体系性、开创性等特征。     

论《巴黎手稿》中的“社会”概念

众所周知,按照《巴黎手稿》中的说法,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性(参见马克思,第170页);而按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的说法,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分工”与生产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问题的语境和意义

<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思想,必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分工,并且把它区分为生产的劳动关系和所有权关系。消灭分工就是消灭生产关系中的异化,从生产的劳动关系方面来看,就是消灭从劳动过程本身中产生出来的异己性;从生产的所有权关系方面来看,就是消灭生产在其中进行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产品的不合理分配。     

意识形态的魔力与主体的祛魅——哲学视域中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打破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单向模式,详细分析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并不像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预言的那样,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代言人,相反,他们却陷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金钱拜物教的漩涡之中。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束缚是暂时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必然会冲破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的牢笼,上升为自为的革命阶级。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这两个文本无疑在主体向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再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

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复杂内涵的理解的角度考量,甄别和辨析“马克思一恩格斯思想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有助于改变过去国内学界存在的过于宏观和笼统的毛病,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化水准,另一方面有助于矫正西方学界有的学者过于纠缠细节和个案而出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看,马克思是其核心思想的主导者和首创者,恩格斯参与了这项理论建构工作,是绝大多数文稿的誊写者、修改者,二人在思想的容量、视野的扩展、思维的推进、逻辑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刻等方面存在一致性,但又有一定的差别。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定在”与“社会定在”概念及其独特意蕴

在德语语境中,"Dasein"概念在最初发展中就获得了现实性和具体性的规定。随后黑格尔以思辨辩证法的逻辑赋予了"Dasein"以变易性、有限性和否定性,并在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中赋予了"Dasein"以特定经济关系的现实内涵。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颠倒了黑格尔对"Dasein"的既有设定,重新赋予它以肯定性、现实性和基础性的意蕴。但由于此时马克思没有真正把握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而主要是在国家法的语境中把市民社会之定在理解为政治定在,因而他将这里首次出场的"社会定在(social Dasein)"概念主要把握为政治伦理关系,并在具体思考中孕育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但在中英文的转译中,"Dasein"和"social Dasein"的特定内涵通常被遮蔽了,因而亟待重新发现与辨析。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拒斥人类之“爱”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例

<正>引言: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关系的文本学视角厘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系,是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复杂内涵及其思想演变的重要维度。由于过去的研究多从原理的角度进行抽象的论证和推导,以致于关于这一维度的讨论至今仍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回到具体文本的特定语境和思路中进行分析,看是否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

日本马克思学者望月清司在其代表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以"纯粹培养"(Reinkultur)马克思的方式,通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到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解读,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我们认为,望月对上述诸文本的解读都是偏颇的,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正。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望月立论的核心依据,本文首先就其对这一文本的解读进行澄清,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所谓"依赖关系"史论,二是所谓"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逻辑,三是望月对所谓"异化统治论"的拒斥。我们认为,只有清除望月对这三个问题的曲解,才能真正弄清马克思在该书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     

从个人到社会的演进逻辑——以《精神现象学》中的“物象本身”概念为核心

1714年,曼德维尔以未署名的方式发表了那本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蜜蜂的寓言》,提出了一个近代社会特有的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蜜蜂的寓言》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发现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严峻的事实,即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相反关系。一般说来,个体与整体是一致的,     

《成唯识论》中的“现在”概念研究——对因果和时间的思考

《成唯识论》所表达的唯识思想中有一个“俱时因果”观念。也即是说,《成唯识论》认为因与果是同时存在的,这与常识和其它哲学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但本文认为,这种主张有其深刻的哲学理由,它深层次地反思了人的因果和时间意识,告诉我们,不是生灭(或运动)在时间中才可能,反而时间与生灭共同是在对“现在”的“现证”基础上才被假立的;“现在”概念,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指称的不是时间得以绵延的一个因素,不是相对于过去概念和未来概念的一个概念,而是比过去概念与未来概念更为根本的一个概念,它所指称的是有所显现的那种状况。“现在”即“显…     

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在综合实践活动中进行“两型社会”教育

少内容是事物的内在诸要素的总和;形式是内容的存在方式,是内容的结构和组织。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内容与形式是叠态的影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改变。但形式又作用于内容,影响内容,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它对内容的发展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反之,就起严重的阻碍作用。综合实践活动中进行“两型社会”教育,将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     

权利、法律与犯罪:“属人”的还是“为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的权力》部分解读

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对经典作家原始文本及其思想的深度挖掘和客观阐释仍显得非常不够,基于此,本文特别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选择关乎这一议题的《我的权力》部分。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权利、法律乃至犯罪等现象归属具体法学讨论的范畴,然而无论是施蒂纳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它们看作单纯的法的问题,而是从个体与社会的分野中,紧密结合人的自由问题来透视它们的存在方式、表现形态及其本质特征,这使其各自的分析别具特色和深度,而且呈现出两种很不相同的视角和思路。当然,它们之间与其说是对立的,还不如说是互补的;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矛盾、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差异,要求我们必须多角度、多方位地考虑问题、判明趋势,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     

论“形式显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实质含义——基于对《宗教现象学导论》的文本分析

对于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思想,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可能仍未彻底澄清其为何如此重要。海德格尔本人在《宗教现象学导论》中曾罕见地用一章篇幅详细阐释了"形式显示"思想的来龙去脉,这一文本作为所有相关研究的基石理应得到彻底阐明。通过对它的深入分析并结合前后期海氏思想语境,我们将会看到,"形式显示"事实上具有"存在论差异"和"存在与人之关联"的双重意蕴,也正是这两种至关重要的意蕴决定了"形式显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人的概念与“概念”中的人——从《纽伦堡法典》到《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伦理探索

生物医学实验在受试者研究方面遇到的伦理挑战,迫使人们一再地回归并认真地反思《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伦理意蕴.前者以简约的法典确立了“为人权而斗争”的基本伦理路线以及生命伦理原则.后者在一再的修订和补充中面对诸如“知情同意权”之类的复杂的人权伦理问题.由于自《纽伦堡法典》以来生物医学领域的国际伦理准则的拟定与人体受试者研究的人权伦理探索紧密相关,回到“人的概念”与面向“概念中的人”分别代表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人权伦理探索.《纽伦堡法典》的启示凝结为“人就是人”的精神守望.《赫尔辛基宣言》展现出开放的人权伦理探索,代表了将伦理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     

亚里士多德论运动与现实的区分——以《形而上学》Θ6中的“观看”为例

在《形而上学》Θ6的1048b18-35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运动和现实,认为同一项活动不可能既是运动又是“严格意义的现实”。本文旨在阐明这一区分的内涵。通过考察“观看”这一典型例子,可以发现一项活动是运动还是“严格意义的现实”,取决于我们所采取的视角。从动力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现实都是运动;而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些运动,因其在形式上具有完备性,而成为“严格意义的现实”。因此,“观看”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活动可以同时被称为运动和“严格意义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