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为悦己者容:择偶动机对女性身体(自我)客体化的影响

以往研究大多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本研究提出,两性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以及女性的自我客体化可能是对性选择的一种适应机制。通过启动择偶动机,本研究发现,性选择情境会引发两性对于女性(而非男性)身体的客体化和自我客体化,将女性身体知觉为“物”而非“人”,更看重其身体的外形吸引力而非能力。研究揭示了择偶动机影响女性身体客体化的心理机制,为性选择对女性身体客体化的进化塑造作用提供了初步实证支持。     

亲密关系中的客体化研究

客体化理论提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被他人凝视、在人际交往中被强调外表的重要,以及媒体信息对女性性吸引力的突出等信息,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因素导致了部分女性接受以“第三者”的观察视角来看待自己,看重自身的生理功能而忽视了个人能力。当这种性客体化内化之后,其结果就是自我客体化。自我客体化会造成如抑郁、焦虑、身体羞耻感等情绪问题; 进食障碍以及与性行为相关的行为障碍。最新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围进行了扩展:在研究对象上,从女性群体扩展到男性群体,从异性恋群体扩展到同性恋群体; 在研究范围上,从性客体化扩展到去人性的工具客体化。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文化差异、性别趋同和配对研究三个方向进一步探讨亲密关系中的客体化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自我客体化影响认知表现的研究现状

自我客体化的女性会内化他人的评价,把自己当做物品一样来定义和评价自我,并习惯性地对自己的身体以及外貌进行监测,从而导致身体羞耻、焦虑、“心流”体验的减少及身体内部感知的迟钝,并进一步造成更多的不良后果。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自我客体化在女性心理健康上造成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关注于自我客体户对认知表现的影响。本文梳理了自我客体户与认知表现的相关研究,以及自我客体户对认知表现可能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需要从多方面来丰富自我客体化的操纵方式,通过实验的方式来检验自我客体化对认知表现的作用机制,以及考察不同的认知表现,并关注自我客体化对认知表现的累积效应。     

媒体形象内化对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三重影响模型和客体化模型,探讨媒体形象内化与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采用外表的社会文化态度问卷、自我客体化问卷、荷兰人饮食行为问卷、自我同情量表四个量表对6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媒体形象内化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2）自我客体化在媒体形象内化与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自我同情调节媒体形象内化与自我客体化之间的关系,随着自我同情的增加,自我客体化的中介作用减小。     

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自我客体化对女大学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采用自我客体化量表、体像比较量表、限制性饮食量表和意志控制量表对487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自我客体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和限制性饮食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意志控制与自我客体化、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以及限制性饮食均呈显著的负相关;（2）社交网站体像比较在自我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自我客体化对限制性饮食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社交网站体像比较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均受到意志控制的调节,即在低意志控制群体中,这两种效应都更为显著。     

大学生文化取向和自我客体化的关系：显性自恋的中介作用

文化取向是个体对宏观文化观念的内化,包括垂直和水平维度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取向,其中垂直维度强调等级关系和竞争,水平维度强调平等。自我客体化是指相较于自我的其他方面个体更看重自身外部特征。研究旨在探讨文化取向与自我客体化的关系以及显性自恋在其间的中介机制。采用问卷法对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垂直个人主义与自我客体化正相关,垂直集体主义、水平个人主义和水平集体主义与自我客体化负相关;（2）垂直个人主义和垂直集体主义通过显性自恋的部分中介效应对自我客体化产生影响。这些结果表明,除外部环境外,个人层面的特点也会影响自我客体化水平。     

自我客体化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

性客体化理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 解释了女性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和性客体化经历是怎样影响并转化为心理健康问题的。自我客体化的女性, 从第三者的角度把自己的身体看作物体, 持续监视自己的身体, 并与社会理想体型对比产生差距, 便形成了身体羞耻、焦虑、“心流”体验的减少及身体内部感知的迟钝, 最终导致进食障碍、抑郁、性功能障碍和物质滥用等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验证了女性自我客体化与这些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及形成机制,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未来研究应关注实验群体的多样化, 相关设计和实验研究相结合来探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同时运用脑科学技术探究其认知神经机制。另外还要从预防和干预的角度对女性自我客体化展开研究。     

自我客体化的女性对身体线索的注意和记忆偏向

采用点探测任务和再认任务探讨高低自我客体化女性对积极身体词和消极身体词的注意和记忆偏向,探讨自我客体化女性的糟糕任务表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高自我客体化女性对积极身体词存在注意脱离困难,对积极身体词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低自我客体化女性。研究结果证实了自我客体化女性存在对身体线索的注意和记忆偏向,说明自我客体化使女性对身体相关信息分配了更多的认知资源,会妨碍任务表现。     

自我客体化的女性对身体线索的注意和记忆偏向

采用点探测任务和再认任务探讨高低自我客体化女性对积极身体词和消极身体词的注意和记忆偏向,探讨自我客体化女性的糟糕任务表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高自我客体化女性对积极身体词存在注意脱离困难,对积极身体词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低自我客体化女性。研究结果证实了自我客体化女性存在对身体线索的注意和记忆偏向,说明自我客体化使女性对身体相关信息分配了更多的认知资源,会妨碍任务表现。     

短视频使用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短视频使用强度量表、自我客体化量表、身体满意度量表及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366名有短视频使用经验的女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短视频使用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相关分析表明,短视频使用与女大学生抑郁和自我客体化呈显著正相关,但与身体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身体满意度与自我客体化、抑郁呈显著负相关（2）短视频使用不仅对女大学生抑郁有直接预测作用,还能通过两种间接效应对抑郁产生影响,即身体满意度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裸露尤“物”:性客体化影响社会认知的眼动证据

客体化理论认为,对女性身体的关注会导致对其能力、热情和道德等社会属性评价的降低,然而以往研究缺乏直接证据。本研究以5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眼动仪考察了对泳装图片和非泳装图片人物聪明程度评价过程中的眼动特征,结果发现:相比非泳装图片,被试对泳装图片人物的聪明程度评分更低;相比非泳装图片,被试对泳装图片人物胸部的注视点更多,注视时间和首次注视时间更长,对面孔的注视时间和首次注视时间更短。眼动特征表明,对泳装图片社会感知过程中存在客体化注视,直接且直观地支持了客体化理论。     

认知客体化及其神经机制

社交媒体上传播着大量的性化图片,性化能够导致客体化,但性化的哪些因素导致客体化及其神经机制尚不明确。综述以往研究发现,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对人的加工与对客体的加工是有区别的,对人的加工倾向于构型性加工,对客体的加工则倾向于分析性加工。当被加工的人体图像具有性暗示性姿势时,便会导致加工者采用分析性加工的方式进行加工,即出现认知客体化。而被加工的人体图像的高皮肤与衣服比率没有导致认知客体化。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究以下问题：（1）身体姿势与裸体程度的作用机制问题;（2）认知客体化的其它影响因素;（3）认知客体化与心理归因之间的关系。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工作动机研究脉络及未来走向

对2018年5月为止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工作动机研究英文文献的系统检索得到了97篇实证研究样本。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假设, 运用“环境-基本心理需要-工作动机-结果”的理论模型对工作动机前因和结果的研究脉络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和归纳, 结果表明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自主性工作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可解释自主性支持的工作环境和员工个体特征对工作行为、态度和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将来的主要研究议题：一是对控制性工作环境具体因素对员工基本心理需要阻滞、控制性动机和去动机以及员工工作行为、态度和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二是不同动机类型对员工业绩、行为和态度影响的过程以及情境因素的研究; 三是外部奖励(包括薪酬、基于业绩的奖励等)对员工工作动机、基本心理需要、工作业绩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及边界条件的深入研究。     

环境损益的社会折扣:利他人格的影响

他人与自我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则他人的获益或损失带给自我的效用就越小,此现象被称为社会折扣。虽然有一些研究探讨了金钱结果的社会折扣现象,但作为公共品的环境结果的社会折扣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并未得到应有的研究。本研究以优劣空气天数为例,采用选择滴定程序,在损益两种情境下探索环境结果的社会折扣现象,并考察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的影响。结果发现:(1)相比双曲模型,指数模型在损益两种情境下皆能更佳地拟合环境结果的社会折扣函数;(2)损益情境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影响环境结果的社会折扣程度,损失情境下的社会折扣程度随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变大的幅度大于收益情境;(3)利他人格在社会距离对社会折扣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相比高利他人格者,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受社会距离的影响较大。本研究对理解环境结果社会折扣和环保决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说谎行为的情境因素——基于自我概念维持理论的视角

情境因素会影响人们的说谎行为。本文基于自我概念维持理论的视角,从个体内部状态（自我控制资源、宗教表征/道德观念启动）和外部因素（金钱奖励、人际因素）两方面介绍情境因素对说谎行为的影响,并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自我觉察水平这一情境因素以及情境因素影响说谎行为的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     

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

高技术的推广应用引起人们对人体客体化的忧虑,以及对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注。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的特点是它对社会或人类的影响深远,以及在利用高新技术干预人体过程中涉及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因此必须开发新的战略调控这些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本文集中讨论异种移植和基因治疗中的伦理问题,认为对这些高新生命技术应该采取“有罪推定”的政策,在提供证据证明它不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前,应该暂停在人体上试验     

社会支持缓解高互依自我个体的急性心理应激反应

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以社会角色来定义自己, 更看重自己的社会关系; 社会评价威胁是诱发个体社会心理应激反应的重要情境因素, 然而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是否会表现出更高的应激反应, 以及社会支持是否会缓解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的急性心理应激反应还不可知。本研究以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为范式, 以主观应激报告、心率和唾液皮质醇作为应激指标, 使用自我构念问卷测量个体互依自我构念水平, 将健康大学生被试随机分配到自我支持启动组和社会支持启动组。结果发现, 互依自我构念水平正向预测个体在应激情境中的皮质醇水平增加量; 同时, 相比于自我支持启动, 高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在经历社会支持后有更低的唾液皮质醇变化量。研究结果提示, 社会支持对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的急性心理应激反应起到了良好的缓解作用。     

社交网站使用对体像满意度的影响:体像比较的中介作用和自我客体化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青少年体像满意度的影响和其中的作用机制,采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量表、体像比较量表、体像不满量表和自我客体化量表对1469名中学生(736名男生,733名女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青少年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体像比较显著正相关,与体像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女生体像比较与体像满意度显著负相关,男生则不显著。(2)女生社交网站使用通过体像比较的部分中介作用预测体像满意度,且体像比较的中介作用受到自我客体化的调节。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女生社交网站使用与体像满意度关系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指导青少年女生积极健康地进行网络社交活动。     

自我-他人决策差异：问题、研究与思考

目前关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研究在采用的任务、得到的发现及理论解释上均存在诸多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 且缺乏对此种现象深层心理机制的探讨。虽然一些研究者试图用心理距离假设来解释相关结果, 但由于对心理距离的实验操纵过于简单, 难以形成解释力较强的理论模型。近年来我们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得失情境下自我-他人决策差异存在不对称性; 直接操纵心理距离比操纵决策者角色和社会距离对诱发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更有效; 决策者个体的自尊水平影响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自我-他人心理距离的本质、决策者角色转换引起的心理距离变化及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脑机制等问题。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