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般若波罗蜜偈》解说(上)

《金刚经》是专门讲般若的,六祖传授的法要是从《金刚经》来的,悟也是从《金刚经》开悟的。《坛经》第一品专门讲这一点。《坛经》第二品是专讲般若,我们讲禅宗要借教悟宗,宗不能离开教,不能象后来一些讲禅宗的过份强调祖师们所用的那些方便,而把教丢在一边。六祖并没有离开教,东山法门就是从《金刚经》来的。《心经》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     

佛言祖语

问曰:"已知如是种种功德果报,云何名为戒相?"答曰:"恶止不更作,若心生、若口言、若从他受,息身口恶是为戒相。云何名为恶?若实是     

对《六祖坛经》“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的感悟

《六祖坛经》,又称《六祖法宝坛经》,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是由中国禅宗六祖惠能讲述,其弟子法海集录的一部佛教经典。这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佛教大师口传下来的经典,是禅宗顿悟法门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矗立着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其中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研读《六祖坛经》时,我常怀有特别的亲近感。虽然六祖主张直指人心、见性     

论《六祖坛经》中的“自性”与“佛性”

“自性”和“佛性”是《六祖坛经》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其中犹以“自性”概念在《坛经》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令人瞩目。在《坛经·行由品》中,六祖惠能就谈及其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并向五祖弘忍说到:“何     

《心经》大义辑要

一、《心经》与《大般若经》的关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心经》或《心经》,属于般若类的经典。在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经》第403卷的〈观照品〉和第429卷的〈功德品〉以及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的〈习应品〉第三之一和〈劝持品〉第三十四中,     

2016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在广州举行

正本刊讯11月21日至22日,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主办,广州光孝寺承办,肇庆六祖寺、河源燕岩六祖古寺协办的"2016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在广州举行。本次文化节主题为"六祖惠能与佛教中国化",旨在通过《六祖坛经》的弘扬与传播推动广东省佛教界的道风建设,坚持佛教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努力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良传统,"上报国恩,     

六祖《坛经》“净土说”辨析

一、关于《坛经》的误解六祖《坛经》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于禅宗之弘扬,贡献极大,可以说是“中国禅”的根本经典。在中国,凡稍知佛法者,几乎无不知晓六祖《坛经》;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学佛,《坛经》乃是案头所必备。然而《坛经》流传千年,情况复杂,由于种种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     

《六祖坛经诸本集成》说明

中国禅宗的开创者实际上是被称为六祖的曹溪大鉴禅师慧能(638—713)。从初祖达磨到慧能,六代的禅的传统实际上是由慧能及其门下所确立的。把这种初期的禅宗史事与六祖慧能本人的佛学思想传到今天的,就是《六祖坛经》。坛是戒坛的意思,经是表示效仿佛经、亲自总结的自己的说法。所谓《六祖坛经》,则是说明自己是禅宗六祖并广为道俗设立戒坛授戒的六祖本人的说法集,或叫《法宝坛经》,或叫《法宝记》,或称《施法坛经》。     

论《坛经》禅学思想对般若与佛性的会通

佛性与般若是贯穿整部《坛经》的两个重要概念,惠能对它们作了相互贯通的阐释.佛性本合中道般若,佛性不二,心性不二,自心不二;般若之非有非无也在于显现佛性,般若与佛性体用一如相辅相成而为《坛经》顿悟解脱论的理论基础.本文拟从《坛经》的般若说、佛性论及般若与佛性关系三方面进行条分缕析.     

南山律宗的戒体研究(七)

<正>第六节戒体功能一、防非止恶戒体的根本功能是防非止恶,即防范、对治烦恼恶业。《羯磨疏》云:"防非者,以除过去、未来非,现在无非可防也。"此处的"过去非"亦可称作"已起非",是指过去已经发生的恶业;忏除往业,令其不再相续,便是"防过去非"[408]。"未来非"亦可称作"未起非",是指可能产生而尚未产生的烦恼恶业;当面对各种外境之时,依戒体的作用,令自身安住正念,起心对治烦恼而不为惑业所转,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表明,"有限政府"作为"宪政"的核心概念,是善治良政的重要条件和原则。然而,行政主导下的全能政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主要特点。本文在梳理"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指出了目前距离宪政目标的差距,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有限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合理性,并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确立针对政府政治的有效监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改革的基本路径。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

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再现”方式不断重复的同一性活动,它把瞬间的判断加以凝固,做出“必然性”的结论,并同时排斥精神的其他可能性。“外部的思想”是对形而上学精神传统的暴力,它认为“再现”最终会导致一种陌生事物之间关系的差异活动,这种关系遵循一种“横向的逻辑”。“横向的逻辑”放弃关于事物“起源”的假设,也就是不假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某一点”和“其他点”比照具有特权地位。事物不是按照某个中心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是无数个彼此毫无关系“点”的陌生合作关系促成的,而这样的合作关系具有任意性。在“横向的逻辑”中,用很多“出发点”或者“精神的拐点”代替独一无二的“起源”。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

“心”或“心理”等词语在汉语中有相当长的历史,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反映了中国人关于“心理”的认识。中文的“心”往往不是指一种身体器官而是指人的思想、意念、情感、性情等,故“心理学”这三个汉字有极大的包容性。任何学科都摆脱不了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心理学亦曾受到意识形态、科学主义和大众常识等方面的影响。近年中国学者对心理学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心理”和“心理学”的理解或许有助于心理学的整合,并与其他国家的心理学一道发展出真正的人类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