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义利观的近代意识

谭嗣同的义利观继承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公私观念、民主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又加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不仅具有经济与伦理的意义,也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即一方面以之批判同时代那些消极保守,讳言财利的传统教条主义者,批判他们以"通商致贫"为借口而主张"重申海禁"的闭关锁国谬论,为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辩护;另一方面以"天下为公"、"天下之利"的原则和民主思想作为利器,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满清王朝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谭嗣同的义利观因此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近代意识和启蒙特色.     

不同文明之间的兼容性——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2012 年11月11日于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一、文明的形成、交流与对话中文里"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古老典籍《易经》中。在《易经·贲卦》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的特点是阴阳相替、刚柔交错;人文的特点是自强不息、止于文明。观天文,能够了解时势的变化;观人文,能够因应时势的变化以化育天下。关于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在《易经·观卦》中说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在中国文化中,"神"所代表的是一种至善的境界。     

公羊夷夏论与天下主义

<正>近年来,"天下主义"观重新为中国学界所倡导。《公羊传》中有关夷夏的论述,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提供了一很好的视角。一、《公羊传》中的天下观甲骨文的卜辞中,有"尸方"的记载。郭沫若认为,"尸方"是商民对东夷国家的统称。可以想见,早在商初,人们已经使用确定的称谓,区别与自己不同地缘     

近代山东农商观、义利观的因循与变化

农商观与义利观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最核心的观念。近代山东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和资产阶级文化观念的不断传播,农商观与义利观也随之逐渐改变,但这种改变过程是比较缓慢的。     

有天下而不与——试论《泰伯》的开篇与结尾

天下观是儒家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表达。唐虞之际、殷周之间的圣哲叙事凸显了儒家"有天下而不与"的天下观。尧、舜、禹之有天下,泰伯、文王、武王之让天下,都是为了"天下治",其表征就是"至德"。这样的天下观,正是君子投身社会洪流的权力取向,即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

近年来,"天下"的概念虽没有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不时被学术界所论及。将"天下"乃至"新天下主义"视为一种可能的中国式的"世界制度",难免会被认为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过于自恋的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天下"的内涵在秦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是有重大区别的。在秦统一之前,"天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一种文化纽带关系,很少有政治的意蕴。即便是在秦统一以后,"天下"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但也并非是一种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单位,而是"大一统"的"中国"体系的基本规训工具和权力合法性基础,是皇权与儒家思想体系结合起来的区别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尺。然而,"天下"的政治意蕴仍然体现在"国天下"中,而并非是一种世界意义的秩序。把"天下"作为一种"世界尺度"或者说"世界秩序",那不过是一种文化意象。     

论传统义利观在近代的变革

在中国近代,传统义利观的理论偏颇受到几代人的质疑、批判.新学家们充分肯定了求利的正当性,但又反对人们以不正当的方式、手段谋利,而是主张在道义许可的范围内求正当之利.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重利而不废义,义利统一的义利观.经过他们的批判,传统义利观的偏颇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得到扼制.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对复杂义利关系所作的探讨、阐释尚不深入,所提倡的新义利观在理论上也欠完备.     

孔、孟、荀义利观研究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并且相互争论,形成所谓“义利之辩”。人们对义利观的讨论始于先秦时期,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义利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孟子和苟子是其后的两位大儒,是孔子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继承人。孔子、孟子和苟子的义利观基本代表了儒家的义利观,因而,研究他们的义利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我们在研究孔、孟、苟三子的义利观时,首先要厘清孔孟苟思想的内在联系,并把它…     

家国一体的天下秩序及其理论逻辑——以《白虎通》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之际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化使传统的“家国同构”模式遭遇严重挑战,如何在帝制中国重新建构起规范齐整的伦常秩序、社会秩序以及政治秩序,成为两汉之际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面临的难题。伴随着礼治原则的确立与礼治秩序的延伸,以《白虎通》为中心,东汉思想家们建立“三纲六纪”之说,在重构伦常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密的理论逻辑,使帝制时代家、国之间的嵌合变得合理而可信,兼具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家国一体”模式真正出现在古代中国。《白虎通》构建的家国一体的天下秩序,奠定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与家国观,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共识,也为新时期家国观的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     

论传统义利观和诚信观的现代转换——从“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谈起

重义轻利是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国人的义利观经历了一个从长期的“羞于言利”到逐渐面对市场逐利,再到一部分人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历史转化过程;今天,应改变传统义利观中义与利相互对立的状态,倡导一种义利并重、道义与功利协调发展的新型义利观。诚实信用既是我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又是市场经济、法制经济的必然要求,从而具有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二重性;法律原则要以其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合理性为价值基础,而良法的实施又离不开相应的社会道德环境的配合。在市场化和法制化背景下,应该既依托传统,又立足现实,实现传统义利观和诚信观的现代转换。     

析叶适的重商思想

本文通过对叶适思想中的义利观、四民观(本末观)、理财观等方面的具体分析,阐述了叶适的重商思想及其渊源.虽然叶适对"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在理财、货币、土地乃至兵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商品经济意识的深刻见解和主张,然而,从其基本立场及思想渊源来看,叶适的重商思想仍是基于儒家传统的.     

论管仲对司马迁的影响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创作了《管晏列传》,而且对管仲充满敬仰与赞颂之情。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与义利观显然受到管仲的深刻影响。他们二人分别走的是“立功”、“立言”的道路,但都具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个性特征和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早期新教宣教团体释经路线之反思——中国近现代教会史论研究之五

新教的海外宣教团体对圣经的观点和释经理论,是他们踊跃地向东方的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宣教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必须检视曾对中国教会产生较久影响的这种思想的历史与神学的源头。身在宣教运动中的传教士,不能很自觉地将传播一种宗教和令人接受上帝信仰作适当地区分。宣教士对《圣经》进行解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教义规条、甚至国家政治利益的烙印。传教士的圣经观和教会论中,纠缠了许多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种族上的自我优越感,而没有整全地考虑圣经全备的真理。而他们那种"堡垒式"教会观产生的原因,当然是与对圣经经文的特殊解读(这些解释加以理论化和模式化,就是教义)有关,同时与欧美国家与中国在文化和社会制度上的隔阂也有关系。所以,早期新教宣教团体在释经路线、教会观和世界观上的二元论色彩的偏执并不是毫无来由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的原因。     

四库馆臣的西学观及其理路

乾隆朝的四库馆臣对西学的立场,与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中国传统知识形态的变化具有重大关系。他们继承了康熙时期对西学的基本政策,其观念基础是顺治时期延续下来的"西学中源"观,乾嘉士人承袭并坚守这一观念,从而使其思想与社会基础愈加稳固。从四库馆臣的西学观及其思想来源等方面考察,可以揭示清中期的中西文化互动轨迹。     

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的互动

<正>无论人们称历史上的中国为"王朝国家"还是"天下国家",都凸显了它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以至于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他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直接称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王朝国家或天下国家的基本特征在于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层次性的"天下体系","差序格局"(费孝通语)的宗法社会,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当近代以来"天下体系"的中国     

儒家商务伦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伦理文化建设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在一定的道德价值观指引下进行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儒家商务伦理思想之义利观、忠信观、仁爱观、中和观对当今企业构建义利合一、忠实诚信、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伦理文化,并将儒家商务伦理思想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朱熹的华夷观念看中国哲学的归统与建统

朱熹对于南宋时代以功利说和复仇说两种进路解读“华夷之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从性理的维度分析了“华夷之辨”的内涵,构建了一个超越对立的华夷秩序,并以此来表明政治上的合法性是需要后天建构的,中国与夷狄没有先天的等级关系,而是时时处于一种互待的结构之中。夷狄所象征的作为“他者”的文化在面临着回归华夏固有思想统序的任务的同时,亦通过自身的融汇完成了对华夏思想统序的重建。而由宋代“华夷之辨”所引申出的归统与建统问题,亦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哲学的书写的一把锁钥。     

义利·德性·成人——从“义利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观及理想人格的确立

孔子的"义"内含"仁"与"礼"两大因素,在外延上展开为"义德"、"义政"、"义利"三个方面。从幸福观一般原则的意义上看,孔子的义利观规定着幸福观的德性基调和现实品格,表现为重公利轻私利、重精神轻物欲的整体倾向,同时也客观地确认了功利的正当性。这种规定和确认是孔子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分析中完成的。孔子的义利观探讨的不仅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且关乎理想人格的成就,"成人"意义上的义利观在内在和深层意义上确立了孔子德性幸福的基本原则。     

传统义利观的评述及其改造

传统义利观的评述及其改造蒋建民作为中国伦理思想史基本范畴的义利观,古往今来一直成为人们所探讨的重大问题。而围绕义（道义）与利（功利）的关系所展开的争论即“义利之辩”,从先秦起,便开始了它的发展轨迹,延续至今,未能有果。然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又...     

孔子的"义利观"与医院的经营之道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与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密切的一种价值观.以孔子"义利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对医院构建遵守道德规范、讲求诚信、以人为本、完善激励机制、"以质量为核心"等经营之道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将引导医院实现其所追求的道德观念和法律价值,达到道义与功利综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