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跨世纪的义利观研究——评《义利观研究》

世纪之交 ,河南大学吕世荣、刘象彬和肖永成诸先生合作奉献给学界的《义利观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版 ) ,把中国义利观与西方的功利主义、道义论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不但推进了义利之辨、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研究 ,而且填补了这几方面综合研究的空白。从世界观高度来研究义利观 ,高屋建瓴 ,是该书最明显的特点。义利之辨、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首先属于伦理学领域 ,大多数学者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进行研究和讨论 ,但该书作者们并没有局限于此 ,而是在此基础上把它提高到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层次 ,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思想。他们认为 ,义…     

儒墨义利论比较

儒墨义利论比较张国钧义利之辩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问题,而同为先秦时期的“显学”的儒墨两家的义利观在义利范畴的发展上有其开创性的价值,因此对儒墨义利论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儒墨二家所揭示的义利内涵有很大的差别,儒家的义利概念大致有公利和私利、道义和...     

漫论“何必曰利”

<正> 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发展到了孟子就转换为“义利之辨”,自孟子之后,“义利之辨”构成了诸儒反复研讨的基本问题。近几十年来,批评孟子的人,大都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辨”是鄙视功利,并据此把孟子说成是反功利主义者。孟子鄙视功利说能否成立,这是不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儒墨义利论比较

义利论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伦理学的大问题;义利之辨成为纵贯千年的讨论。德墨两家在先秦并列显学,“仅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各自创立了系统的义利论,并且导致了延续几千年的义利之辨。对儒墨义利论作一番比较,当是很有意义的。下面就义利概念、义利关系、价值标准、根本目的四方面,对儒墨义利论略作比较分析。一、义利内涵德墨义利论的不同首先在于,两家从义利概念中揭示的内涵不同。儒家认为,义利在比较具体的意义上是指公利和私利,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则指道义和功利。墨家则认为,义在根本上可以通约为利…     

简论孟子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较为全面的,他把孔子精短的义利思想作了扩展和加深,使儒学义利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条理化。孔子和孟子二人在义利思想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着孔子尚义轻利与孟子尚义反利的重大差异,也不存在着孔孟只讲动机不重效果的问题。孔孟的义利观是以仁义为先、义利通变、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义利观。     

《周易程氏传》无妄卦思想发微——以德福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程颐对无妄卦的解读,挖掘其中有助于讨论德福关系问题的思想资源,展现《周易程氏传》的伦理关怀和现实诉求。程颐认为,无妄卦体现了诚、正、天理等理学中的最高价值范畴,善恶的道德行为与福祸的现实遭遇之间存在着如影随形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程颐严守义利之辨在动机论上的细微分野,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另一方面,程颐采用了"以大目观之"重组因果链、"致命遂志"安顿道德情感、为命正名引导舆论评价等方式,解释说明了德福不一致的日常经验,捍卫了孟子"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立场。程颐的德福观既能够保证道德的纯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人们德福一致的信念、促进善的实现,表现出了深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墨子义利观之考辨

墨子之义利观源自其兼爱非攻之观念,并将义利之观念用于解决乱世之象.墨子义利观念之义可分为仁义、道义,利可分为公利、他利与私利,各种义与利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墨子之义利观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传统义利观的评述及其改造

传统义利观的评述及其改造蒋建民作为中国伦理思想史基本范畴的义利观,古往今来一直成为人们所探讨的重大问题。而围绕义（道义）与利（功利）的关系所展开的争论即“义利之辩”,从先秦起,便开始了它的发展轨迹,延续至今,未能有果。然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又...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孔、孟、荀义利观研究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并且相互争论,形成所谓“义利之辩”。人们对义利观的讨论始于先秦时期,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义利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孟子和苟子是其后的两位大儒,是孔子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继承人。孔子、孟子和苟子的义利观基本代表了儒家的义利观,因而,研究他们的义利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我们在研究孔、孟、苟三子的义利观时,首先要厘清孔孟苟思想的内在联系,并把它…     

荀子的经济制度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当前学界对于荀子经济制度伦理思想的研究十分少见。荀子的经济制度及其制度伦理蕴涵源于人性恶的道德起源论,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观、“欲”、“物”“相持而长”的可持续发展观和朴素的分配正义观念是其经济制度伦理思想的主体内涵,它对于当前我国的伦理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主要在“义利两有”、“以义制利”的制度伦理导向可以促进“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有效统一,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谐与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树立分配正义观念,促进制度创新,提高制度运作效率等方面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诠释学审视

“义利”问题是关乎人类社会伦理生活的基本问题.从诠释学的角度对“义”与“利”的原义考察、“义利关系”的深意挖掘、“义利观”的时代意蕴找寻是一种新的诠释重建.这种新的诠释重建有利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换.